林徽因寻真-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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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在徐志摩不幸遇难之后写给胡适的信，是梁先生否定林与徐有过恋情的重要依据，但我细读了已经收入《林徽因文集》的林徽因1931年5月1日和1932年元旦致胡适的两封信后，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徐逝世后急于想看他的“康桥日记”，而在凌叔华从中作梗后竟“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信中一再说“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诚然，由于她之与梁思成结合，而且他们之间志同道合，所以她不可能再旧情复燃，接受徐志摩的可能的新的追求，她要“对得起”丈夫和儿子，她要“爱我现在的家”，但这决不意味着她与徐志摩之间没有旧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的两句诗也许可以拿来作个注解。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纠葛既属于“私人空间”又存乎“公共空间”，因为这关系到现代文学史的某些重要史实，也关系到对他们许多重要作品的诠释。事实上，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关注两人之间的恋情对他们创作的深刻影响并不断地加以研究。承认林徽因也爱过徐志摩，丝毫不影响对林徽因与梁思成爱情的肯定，也丝毫不影响对林徽因情操与才华的肯定。前辈的情感纠葛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和文化的聚焦，是那个时代的人对自由恋爱、真挚爱情和理想婚姻的追求。作为后人，正视并承认前辈之间发生过的爱情纠葛，其实是对前辈道德和情感的理解和尊重，不知梁从诫先生以为然否？
第一部分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1）
王炳根先生读了我的《林徽因与李健吾》一文，写成《她将她视作仇敌吗？》（刊于《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3期），商榷林徽因与冰心关系问题。王先生文风甚佳，不似当下有些谈论林徽因的人，捕风捉影，信口胡说，乃面对史实，依据材料，条分缕析。王先生文章在不很熟悉两位才女的读者读来是颇具说服力的，我的朋友中就有两位几乎被说服了。然而，王先生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知其前而未知其后，只取当事人言而舍旁观者证，只认其可能如此而忽略其未必如此，所以我未被说服，看法依旧。
先得说明，其实我的文章只谈林徽因，并未涉及冰心，更未将她俩说成是“仇敌”，全文根本没有出现过冰心名字，只是泛泛地认可了“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有涉冰心是李健吾生前的文章《林徽因》，拙文引录而已，其中相关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我记起她（按，指林徽因）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
“仇敌”一词即出于此，我至多在引录过后阐发感想时说了一句：“李健吾甚至直言，几乎妇女全部把她当做仇敌。”这么说的口气，显然对李健吾作家式的夸张表达，存有我的一点保留，我的文章里别处表述，一律避用“仇敌”的说法。王炳根先生也从拙文转录了李健吾这段文字，他又紧抓住这段文字为商榷的主题。不知王先生出于何种考虑，他在引文前后，自己的行文相当模糊。加之他的文章以我为商榷对象，标题更以“仇敌”来醒目，于是读者极易把李健吾的这番话当成我所言。就有朋友来质疑，问我如何知道林徽因送醋给冰心。我先以为这是王先生粗心，“李”冠“陈”戴。可细读王先生文章才发现他不错，误读的是读者，读者误读系由王先生行文模糊所致。似乎还是有意的模糊，莫非王先生觉得不便与已故的李健吾争论，转而移花接木，拿我替作靶子吧？倒也无妨，反正王炳根先生把林徽因与冰心关系描述得那样友好情深，本来我就持不同看法。
王先生为证明他说的“冰心与林徽因并未结怨”，所列材料甚多，现逐一予以讨论。
首先是王先生所谓的“三重背景”材料：“一重是林徽因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还述及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是林徽因的叔父（按，当为堂叔），林觉民牺牲后，是冰心祖父买了林觉民家房产。“另一重是她们两位的丈夫是清华学堂的同班同学。”（按，指梁思成和吴文藻，曾同住一间寝室，严格古义上的同窗）并述及两对青年留美时聚餐情景。“第三重是，冰心对梁启超非常敬重。”并述及梁启超书赠冰心对联，此联随了冰心一生。王先生说，“因了这三重背景与关系，同时考虑冰心的一贯为人作风，我想冰心与林徽因之间应为朋友，而非仇敌”。这结论下得似乎略嫌匆忙，所列材料仅“背景”而已，难以独立地直接作证。同乡、同学以至与林徽因某亲属友善，此类种种，只能表明两位女作家“并未结怨”的可能性，却并非因此绝对不能“结怨”。同乡、同学，固然有了亲密的理由，由亲密接触而碰撞的也可能多，甚至发展到反目成仇，这可能性也难说绝对不会存在。同样，与某人友善因而爱屋及乌，当属人之常情，可常情亦并非规律，不是人人非得如此。虽欲循常情，但因了种种缘故，爱屋而不去及乌，或想及乌而不得，这可能也是有的。我想这样的事例无需举述。王先生以“应为朋友”表述，“应为”两字正道出它们仅仅含有可能性。可能性是否成为现实性，关键在于直接说明问题的材料是否确凿有力。
王先生以为确凿有力的材料是这两条：其一，“有一张冰心与林徽因摄于绮色佳的照片，在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的围裙，手握切刀，正在理菜，而林徽因蹲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这大概可以说是她们作为友情的记录吧”。其二，1987年冰心写《入世才人灿若花》，列举五四至今众多的著名女作家，“冰心在文章中用了很赞美很友好的文字专门写到林徽因：‘1925年我在（美国的——按，王先生引文脱漏）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这段文字，我想大概说清楚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与关系了吧”。王先生指的照片我也看到过（见《冰心全集》第2卷插页），估计是两人初见面的留影。说她俩情态怎么亲密倒未必，不过是一般的青年聚会场景。即使亲密，那也只能证明她俩曾有过亲密的往日，难保永远地亲密下去。闹得永不见面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往日不也亲密过吗？林徽因和冰心“结怨”的公开化，正是留影以后几年的事情。王先生说的冰心文章我也读过，仔细咀嚼冰心口吻，那赞美很有分寸，仅限于林徽因的美貌和文才，并不包含人际关系。如果说含有人际关系，则止于客观冷静的交代：我的——男朋友的——好友的——未婚妻，如此而已。文章里介绍其他女作家，有的却是溢满情感。为什么不能干脆不提林徽因呢？不行。此文应《人民日报·海外版》而写，面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读者，冰心不能不顾及林徽因在文坛、在美国已有的影响。何况文章列举女作家多达数十位，岂能偏偏作鸵鸟无视林徽因。别人行，雍容大度的冰心不行，她决不有失“绅士”之风。面上不得不如此，私下就不一定了。我曾陪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孟华玲（Diane Manwanring）走访冰心，顺便问到林徽因，我满心希冀得悉珍贵史料，不料冰心冷冷地回答：“我不了解她。”话题便难以为继。我立即想起访问冰心前不久萧乾说的，为了《我们太太的客厅》，林徽因与冰心生了嫌隙，恍悟冰心此时不便也不愿说什么的。
第一部分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2）
这就要说到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发表时许多熟人议论，作品讽刺了林徽因和徐志摩。诚如王先生文章言，它是两位女作家“结怨”的“主要的事实与证据”，自然王先生为此很下了力气辩解，其撒手锏是冰心关于这篇作品的自白：“《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此话是九十二岁的冰心对两位来访者说的，现存有记录文稿。王先生说明：访问记录有关《太太的客厅》一段前，“冰心在审定时写上了‘以下可以不用’，尤其在‘林徽因’与‘陆小曼’名字上有重重的删除符号，并嘱‘不得使用’”。既是撒手锏，岂能不用？王先生似乎说得在理：“为了消除讹传与误解，为今人也是为后人认识与研究冰心，我在这里有违冰心先前之意，将本来不得使用的文字发表出来。”王先生一番苦心却无济于事，本不存在讹传和误解，所谓消除即无用之功。研究作家，作家自白固然是无可替代的重要材料，但它也需经过分析，确认其可信程度或考察其失信原因，自白才能显示其价值。惟自白是听，哪有这么省力的研究。冰心写过一篇纪念胡适百年诞辰文章《回忆中的胡适先生》（刊于《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文章写道：“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记得当时我读到此处，随即从书橱里抽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和下册各载一封她致胡适的信。信的内容足以见出，不仅冰心与胡适有着个人接触，而且两人全家都有往来。可见因往事久远记忆有误，这自白不大可靠。所以，王先生断言，“《我们太太的客厅》写谁与不是写谁，虽然在六十多年后说出，它出于作者本人，应是无误的了”。王先生对“出于作者本人”的话缺乏应有的审慎。冰心还坦言，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很多人知道，萧乾和冰心情似手足，王先生又说明，“萧乾是常常出入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的人”（这句话很不利于王先生立论，他秉笔直书的诚实态度实在可佩），因而当当事人冰心和旁观者萧乾各执一词时，我当然是更愿意相信旁观者的。尽管如此，我的最后论断仍立足于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本身。本来小说是虚构的作品，不应与现实生活中人物对号。不过，依据生活原型塑造人物形象也是小说家们的常事，何况冰心已经承认“太太”在生活中确有所指，那么不妨来分析，“太太”指的应该是谁。这篇小说写在1933年，同年发表。作者置“客厅”的地点于北平，那时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在北平文化人圈内几乎无人不知，陆小曼却远居上海，陆小曼的客厅，大概来者多是名媛戏迷，与小说里的客厅绝非一类氛围。小说描绘诗人（当是徐志摩）登门，当众捧着太太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这情状，在徐志摩和陆小曼，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均不可想象。婚前不能如此公然亲昵，婚后无需如此公然亲昵。那句“一片光明的云彩”更明白不过地暗示了太太是谁，王先生该读过徐志摩的名篇《偶然》，该不会忘记那云彩的意象。
以发表小说公开讥讽“太太”，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堪，“结怨”之深势在必然，而且波及到后代。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对我谈论冰心，怨气溢于言表。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后来实际操持编务的丛书副主编陈子善先生希望我促成此事，我总算颇为不易地说服了梁先生，由我编选的林氏小说集（含散文）《九十九度中》才得以在丛书第二辑付梓。柯灵终于在辞世前不久闻到《九十九度中》油墨的清香，他一定感到欣慰。然而冰心在出书前半年永远闭上了眼睛，闻噩耗我一阵惆怅。原指望借出此书，为两位才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