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生活-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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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不上挨外科医生的一刀那么痛苦；分娩的时候也是非常痛苦的，医生和上帝都认为是小题大作，但是有些种族却是毫不在乎的。撇开斯巴达国的妇女暂且不谈，就拿随我们的步兵一起出征的瑞士妇女来说，你发现有什么不同吗？她们昨天还在怀着孩子，而今天就已经把婴儿挂在脖子上了，一路小跑跟随丈夫行军。还有散居在我们中间的那些丑陋的埃及妇女，孩子一出生，她们就到临近的河里给自己和给婴儿洗个澡。许多少女为了掩人耳目，在怀孕和分娩期间都要躲起来的。古罗马贵族萨比努斯的妻子也是一样的，为了不被丈夫发现，在分娩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帮助，独自生了一对双胞胎，没有喊叫，也没有呻吟。斯巴达人在偷了东西以后，害怕受到羞辱甚于我们害怕受到惩罚。因此，有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在偷了一只狐狸之后，就把它藏到了被窝里，宁肯忍痛让狐狸咬自己的肚皮也不愿意让人发现。还有一个人在献祭仪式上烧香，香火落进了袖子里，为了不扰乱祭礼，宁愿让火烧到自己的骨头上。许多斯巴达人，根据所受到的教育，也是为了锻炼勇敢的品德，在七岁的时候就要经常忍受鞭打，即使是被打死，也要面不改色心不跳。西塞罗曾经看到过斯巴达人互相厮打，拳打脚踢，甚至还用牙齿去咬，直至昏倒才会认输。人的本性是从来就不曾被习俗战胜过的，因为它也是不可能被战胜的，它只会被我们自己所战胜，安逸、快乐、游手好闲、好吃懒做都在毒害着我们的心灵，成见和恶习也在削弱和腐蚀着我们的心灵。 人们都知道左撇子穆西尤斯的故事，他曾经混进敌营，企图杀死敌军的首领，当行动失败以后，他为了以非常奇特的方式来谴责自己的行为，也是为了替自己的祖国进行辩护，他向他想要谋杀的国王波塞纳承认了自己的企图，并且说，在他的部队里还有很多罗马人像他一样想杀死国王。为了表明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他于是叫人拿来火盆，看着自己的胳膊任由火烧烤，敌人吓得赶紧下令拿走了火盆。还有个人在开刀的时候，竟然还在继续读他的书。还有一个人在受刑的时候不停地进行嘲弄和讥笑，弄得刽子手恼羞成怒，对他使出了各种各样的酷刑，他都挺住了，从而他战胜了刽子手，可他仅仅是一位哲学家。 还有恺撒的一位斗士在被人用刀剪切割和用探头探查伤口的时候，他始终是笑容满面。“哪一个斗士呻吟或者失容过？哪一个站着时胆小如鼠，倒下时畏畏缩缩？哪一个在倒下后，临死前还要回头顾盼？”女人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大家都听说过，有一位巴黎的妇女，为了重新长出更加细嫩的皮肤，竟然把身上的皮全部剥掉了。还有一些人为使声音更加柔和浑厚，或者使牙齿排列得更加整齐，竟然把好端端的牙齿都拔掉了。这种蔑视痛苦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只要可以变得更加漂亮，那么她们也就无所不能，无所畏惧。 我还见过一些女人，她们为使脸色变得苍白，而不惜吞下沙子、烟灰，以此来折磨自己，直到把胃都搞坏了。为了拥有西班牙女郎那样的苗条身材，她们不惜吃尽苦头，将细腰束得紧紧的，在两侧都留下一道道的大口子，直到嵌入皮肉中，有时甚至会导致死亡。 现在，在许多的国家里，经常可以看到，有的人为了发誓而故意地刺伤自己。我们的国王就曾经讲过他在波兰亲眼所见的一个事例。我知道这种事情在法国也有人模仿过。我就见过一位青年女子，为了证明她的誓言是真诚的和她履行誓言的决心，于是就取下了头发上的簪子，在胳膊上扎了四五下，扎得鲜血直流。土耳其人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甘愿在自己的身上捅刀子。为了留下永久的痕迹，他们会突然用火来烧灼伤口，并且让火在伤口上停留很长的一段时间，以便阻止出血过多和留下疤痕。目睹过这些场面的人作了记载，并且向我发誓是真有其事的。但是，为了几个小钱，他们也会在手臂或大腿上深深的划上几刀，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善待生活》第三部分功利与诚实（图）
谁都免不了要说一些傻话。但可悲的是那些存心这样做的人。 没有人不痛恨背信弃义的行为。蒂拜尔就曾经拒绝使用背信弃义的手段，因而蒙受了极大的损失。有人曾经从德国写信告诉他，如果他认为合适，可以用毒药为他除去阿尔米尼乌斯。但是他却回答说：“罗马人历来都是以光明正大的方式，手持武器向敌人复仇的，绝对不会用偷偷摸摸、欺诈蒙骗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他放弃了功利主义而是选择了光明磊落。也许你会说：“这个人是一个伪君子。”这一点我也相信，因为在他这种人的身上，虚伪是并不稀奇的。仇恨德行的人也可以满嘴的仁义道德。尤其是因为事实的真相迫使他们不得不讲究德行，即使他在内心里并不想接受，但是至少要用它来做外衣装扮自己。 我们的组织，不管是社会还是家庭，都充满了缺陷。但是自然界没有无用的东西，甚至不存在所谓的无用。宇宙万物都是各得其所的。我们人类具有那种根深蒂固的病态品性，诸如野心、嫉妒、羡慕、报复、迷信、绝望，它们就隐藏在我们的体内，并且是极其自然地控制着我们，即使是在牲畜的身上也能够看到它们的影子。另外，还有残忍，这种极其违背自然的恶行。 是的，我们在同情别人的时候，在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内心就会感到一点难以言表的幸灾乐祸的复杂滋味，就连孩子们也可以体味到这种感情。卢克莱修的比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当狂风在茫茫的大海上掀起波涛的时候，在陆地上观看别人遭受颠簸是多美妙的啊。 如果谁消除了人类身上的这些病态品格的种子，那么他也就破坏了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同样，任何政府都有一些必要的机构，这些机构不仅是卑鄙的，而且是腐败的。恶行在那里滋生繁衍，并被用来维持这个社会，就像毒药被用来维护我们的健康一样。虽然这些机构有了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但是共同的必要性却掩盖了它们真正的性质。这些工作应该让那些比较刚强、比较胆大的公民去做。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诚实和良知，就像古人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我们这些比较脆弱的人，最好还是去承担一些比较轻松、风险比较小的角色吧。公众利益要求人们要背信弃义、颠倒黑白、杀戮同类，那么就让我们把这类差事交给那些更听话、更机灵的人去干吧。 里齐玛克国王问菲力彼代斯：“在我拥有的财产里，你希望我给你什么呢？”菲力彼代斯明智地回答道：“随便你给我什么，只要不是你的秘密。”我知道，假如别人用我们但是又不愿意告诉我们事情的底细，或者对我们隐瞒了事情的内在意义，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愤愤不平。至于我自己，我倒是乐意人家不要告诉我，不要我插手他的事情。我不愿意让我知道的事情超越和限制我的言谈。如果我必须被人当做欺骗的工具，那么至少不要危及到我的良心。我不愿意当那种热心、忠诚得可以为了主人而出卖别人的奴才。谁要是对自己不忠实，那么他也就可以对主人不忠实。 然而，君主们不愿意接受那些三心二意的人，鄙弃那些有限度、有条件效力的人，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开诚布公地向他们申明了我能够效力的限度，因为，即使是作为奴隶，我也只应该做一个理性的奴隶，何况连这一点他们也不能够完全做到。而他们也不应该要求一个自由人像他们生养的子女或者买来的奴仆那样，或者像那种出于特别的原因而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们的命运明确地联系在一起的人那样，完全地隶属于他们，为他们尽一切义务。社会法律为我消除了很大的麻烦，它为我选择了服务的对象，也为我指定了主人，任何其他的权威和义务都必须以它作为依据，并且应该退居其次。所以，社会法律规定我做的事情我一定会立刻就动手去做，即使我的感情是另有倾向的。感情和意愿只会向自己发命令，而行动则必须接受社会的命令。 我的这套行事方式和现在的规矩有点不一致。它可能并不会产生很大的作用，也可能顶不住社会的风气。因为即使是再纯洁无暇的人也无法做到在谈判中毫无矫饰，在讨价还价中毫无谎言。所以，公共事务是绝对不会合乎我的脾性的。我的职业对我的要求，我会尽力而为，并且是尽量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去做。我从小就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而且效果十分明显，因此我很早就远离了社会事务，避免去过问，也很少接受，更不会主动要求，因为我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然而我也不会像划桨者那样以退为进。我之所以没有卷入公务，与其说是归功于我的决心，还不如说是归功于我的运气，因为世上也有与我的兴趣相同而且较为符合我的能力的途径，如果过去命运召唤我通过这些途径去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获得社会声誉，那么我想我可能也会不顾理智的逻辑而去听从命运的安排。
《善待生活》第四部分适度地让步（图）
有些人对于我的声明不以为然，他们说，我所谓的坦率、真诚和单纯其实是一种手段和策略；我所谓的善良其实就是谨小慎微的表现，真诚和顺其自然其实就是机灵和乖巧；我所谓的幸运其实就是合情合理。但是这些人并不能够损伤我的荣誉，倒是给我的脸上涂抹了不少的金色。他们对我的聪慧和精明太过奖了，然而他们的学派中却没有一条准则能够体现如此合乎自然的运动，能够在如此曲折复杂的道路上保持这种始终如一的和不可改变的自由与宽容，而且他们即使运用全部的精力与智力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 真理的道路是惟一的、单纯的，但是在追求个人利益和在承担义务上投机取巧的道路却是双重的、不平坦的和荆棘丛生的。我常常看到有的人故意装出一副潇洒随便的样子，然而往往却是徒劳无益的，其实他更像伊索寓言里的那头驴子，这头驴子为了和狗争宠，竟然欢蹦着把两只前蹄搭在主人的肩上。结果，狗的讨好得到了主人的抚爱，而可怜的驴却因此挨了加倍的棍棒。“最自然的举止也是对我们最合适的。”我不想否认骗术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否则也就是分不清世事了。我知道骗术不止一次地给过人们一些帮助，并且至今都仍然维持和支撑着人们大部分的职业。世上有些恶行是正当的、合法的，就像有些善良的和可以理解的行为却是不合法的一样。 为了狠狠地惩罚那些支持他的儿子杀父谋反的臣民们，阿缀拉一世命令让他们最亲近的人亲手处死他们。其中有些人宁愿替别人承担不公正的杀父罪名，也不愿意为服从法律自己承担杀父的罪名，我认为这些人的心胸是坦荡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见过，当某些要塞被攻破的时候，一些卑鄙的小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会答应吊死他们的朋友和伙伴，我认为他们其实比那些被吊死的人更可悲。据说，从前立陶宛的国王乌依托尔德就制定了这样一条法律，规定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要亲手把自己处以极刑，因为他觉得，让一个没有任何过失的第三者来担负杀人的任务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或者是处境发生了急剧而意想不到的变故时，君王不得不违背他的诺言和信义；或者使他离开了自己一贯的职责时，君王就应该把这种客观的情势归因于神的惩罚。因为他抛弃了自己的理性而去迁就一种更普遍、更强大的理性，这是不道德的，是吗？但是这确实是一种不幸。因此，当有人问我：“怎么补救？”我会说：“无法补救，如果他确实在做与不做之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话，那么他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如果他这样做时并没有感到内疚，也没有感到痛苦，这也就表明他的良心是有问题的。” 假如某一个人的良心是极其敏感和脆弱的，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病是值得用如此厉害的药去治疗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依然是敬重的。他如果因此而死去，那么也是死得其所，死得体面的。我们不是万能的，因此，就像是航船抛下了它最重的主锚，我们常常需要求助于上苍的保护和引导，上苍还有什么事情是比这更重要、更紧急的呢？这种人既然把誓言和信义都看得比他自己的性命，甚至是比民众的安危都更加珍贵，那么，在他的眼睛里那些需要违背誓言和不顾信义去做的事都是可以做的。当他把双手交叉在胸前，虔诚地呼唤上帝来帮助他的时候，他有理由企望，仁慈的上帝向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