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莉娅的故事-第8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不撒谎，他们会相信我的。因为我祈祷了，圣·尼古拉也会相信我的。”她单纯地相信诚实的力量，也真诚地相信上帝。可是，她的诚实并没有减轻她的“罪过”，她要付出十年的代价。她的性格是温存的。当她对我描述那些往事的时候，仍然是平静的，甚至带着戏谑的神态，用手在脖子上一抹说：“我学着王维嘉的样子，自杀吧。”时光在铁窗前流逝，一个温柔的女人在这里将改造成什么样子呢？瓦莉娅常常站在那个不大的铁窗前，白云和蓝天在变化，她单调的监狱生活却永远不变。她成了一个号码，56号。她穿着深蓝色的狱服，成了蓝色的56号。她的美丽和高贵，她的风雅和气派，都在她变成56号的那天消失了。院子里走动着一些犯人，瓦莉娅每天数着他们的人数，猜想着他们犯了什么罪。后来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在那些放风的人中，她惊讶地看见了省长李范伍、副省长欧阳钦也在那些人当中。那么高级别的领导怎么也被关进了监狱？她有些不明白了。她被关着的那个监号也发生了变化。有一天，这里突然被关进了一些学生，都是军工学院的。她们穿的是军装，这更让瓦莉娅越发地莫明其妙，军人怎么被关在这里面？而且，姑娘们被关进来，深夜里被提出去审问，不久就会放出去。然后，又有一些姑娘被关了进来。十几平方米的监号里，床撤了，瓦莉娅和她们横七竖八地睡在地板上。 那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是1966年。瓦莉娅是永远摸不准中国政治形势脉搏的。她是个局外人，是个一直游离在另一世界里的人。她把政治当作一个怪兽，而且是远离女人的怪兽。所以，对于她熟悉的人和那些女军人为什么同她一样进了牢房，在一阵唏嘘之后，她就不去想了。
第十一部分：她开始学说中国话了狱中那顿饺子
一年春节，有个公安干警亲自给犯人送饺子。瓦莉娅记得当时配有大蒜、醋、酱油等调料。她说：“过去我很能喝酒，能喝半瓶伏特加，不醉。那天闻到了醋味，我喝了起来。醋有些像酒，很刺激。”很久没有喝酒的瓦莉娅，端起碗，一口就把醋汁灌进嘴里。“太好喝了！”瓦莉娅自言自语地说。她不停地喝，喝完了还要。那天她兴奋之极，一种莫明的兴奋，独自一个人兴奋着。她扭过头，眯起眼睛，冲着看守用不熟练的中文怪腔怪调地说：“好喝，你们真好，非常感谢你们能这样对待犯人，希望你们继续为犯人……”她突然感到自己过于兴奋而失言了，立刻把下面要说的话咽了回去。她狂欢在自己的世界里，又想起了小时候她们全家一起过复活节的日子，想起了“巴斯赫”点心，想起了复活节的蛋，爸爸妈妈脸上的笑容，朝圣一般走在大街上的俄罗斯人。 不知什么原因，一顿美餐之后，她还是意犹未尽。带着唐突的热情，提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监狱里许多人愿意写这样的信，以表示自己认罪得彻底，改造得认真。第二天，一位干警提审了她，并对她说：“你的感谢信写得很好，看来你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如果你真心地感谢我们，希望你能如实地交待问题，彻底地改变自己。”瓦莉娅又有些发急了，她把手放在胸前，像祈祷那样，说：“我真诚地，实在地交待了问题，可是你们不相信。这是你们的事，我有什么办法呢！” 她又回到了牢房，她不明白，她的感谢信和改造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那顿饺子，那顿如伏特加酒一般的醋，让她一直不能忘怀。在监狱里，瓦莉娅仍然像个局外人，她不会像中国人那样，审时度势，恰到好处地处理事情。她只是本能，情绪和冲动。文化上的差异，使她的行为变得很怪异。 对瓦莉娅的审讯是件头痛的事，每次审讯都颇费一番折腾。她不懂汉语，审讯员和她交流全靠翻译，每一句提问、她回答的每一句，都要靠翻译来回重复。审讯进行像蜗牛爬行一样。 一次提审她时，一位处长突然不耐烦地说：“哎呀，提审你太麻烦了，你干脆学汉语吧。”翻译立刻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她。 瓦莉娅愉快地点着头说：“行！我家里就有辞典，俄汉的、英汉的都有。” 第二天，两本辞典就从她家里取来了。看守给她一张报纸，上面有一篇文章，写的是焦裕禄的事迹。她拿起辞典一边查找，一边记。那是一篇非常生动的文章，她很感兴趣。她想尽快知道里面的故事，急着把它读懂。所以，每天起床，洗漱完毕，吃过早饭，她就一头扎进了辞典里。已经能读懂了焦裕禄的故事，她感动极了。 这两本辞典，给她狱中的生活带来了丰盛的营养和快乐。她有很好的记忆力，也具备自学的能力。她抓紧一切时间记忆单词，很快她就把那篇焦裕禄的故事读完了。她说：“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么感人的故事。在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人呢！”她还阅读了毛主席的“老三篇”。 有一天，门打开了。进来几个人，有些是领导。就听有人说：“站起来！老三篇背会了没有？” “背下来了！” 瓦莉娅起劲地答应着，站在那里，精神抖擞地大声地背起“老三篇”来。她叽里哇啦的声音非常认真，背得很起劲儿。那些人却听得你看我，我看你。他们绷着的脸松弛了下来。就听有人说：“行了，行了！一句也听不懂。背的什么东西？” 话音未落，领导们忍不住笑了起来。看见有人摇头笑得利害，她知道自己可能出了洋相。 虽然瓦莉娅能读懂那些文字的意思，但是发音不准，字也写得不好看，没人能听懂看懂。她却仍然这样学下去了。 8月份到了，气候宜人。这是哈尔滨的黄金时节。监狱里不大的窗子没有阳光，她只能看见外面的天，是那样的蓝。有一只花大姐（瓢虫）飞了进来，让她心存一份感激。她非常珍惜它的到来，瓦莉娅把妈妈送进来的白糖冲成糖水放在窗台上。这办法真灵。花大姐没走，还飞来另外的几只。她长时间站在窗前看着它们，看着它们红色的硬壳，硬壳上面是黑色的斑点。看着它们打架，欢爱。假如不在监狱，她怎能静心下来，观赏几只花大姐呢？她依然会忙着跳舞，忙着约会，忙着各种交际中；没有目的，没有功利，只是参与，快乐地参与。 监狱里安装着大喇叭，每天定时播放新闻和评论。瓦莉娅大部分听不懂，但是，她清楚地听到了一首激动人心的钢琴独奏曲，殷承宗的：《黄河颂》。 音乐刚刚响起来的时候，瓦莉娅立刻安静下来。全神贯注。音乐像语言，如泣如诉和她交流，心灵被撞响了。多年来死水般沉寂的日子，终于有了能够使她激动的回声。温泉般的水流，逐渐融化一颗已经冰冻的心……
音乐唤起了她的记忆，家乡的往事又浮出了水面……哈尔滨的黄昏，正卷着褐色的风沙，在神秘的树林和灌木丛中穿行，发出忧郁的沉吟，那是压抑的，也是快乐的。她想起自己曾坐在聚光灯下，用花瓣一样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然后是掌声，还有奖励。那时她欢快地从舞台上走下来，衣裙在摆动中飘起，恋人热烈的目光迎面而来。 她陶醉着，为这首钢琴曲《黄河颂》陶醉！她不能再平静了，那呆滞的思维，木讷的情感，又被激活了。她慢慢地站起身来，多想舒展那郁闷许久的内心，在音乐的感召下，她的心又变得神圣起来。 回忆到这时，瓦莉娅眼里的泪水，像湖面一样闪动着光。她在我面前站了起来。只有音乐，才能把她那沥血的心掀起来。她带着沙哑的声音哽咽地说：“哎呀，中国能有这么好听的音乐，真是太好了。我听得什么都忘记了。” 监狱发给她一套四本毛泽东选集。她查阅辞典，她不会写，发音也不准确。但这并没有打消她学汉语的热情。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毛选通读了四遍。 如今她微笑着，有些得意地对别人说：“汉语，我是在监狱里学的。”
第十二部分：瓦莉娅，你怎么矮了18公分？母女相见
须知，人们的幸福观将引向对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否定，因为历史价值要以高于幸福和利益以及他们的现实生活的名义，来牺牲人们的幸福与利益，牺牲他们的家族。创造价值的历史实际上是悲剧性的，不允许在人们的利益面前作任何停留。历史中的民族性价值，正如一切价值，需要以牺牲证明。它高于人们的利益。它与作为最高标准的民族的利益之特殊的证明相抵触。民族的尊严高于人们的利益。从当今一代人的观点来看可以容忍这个无耻的世界，但从民族性的价值和他的历史命运的观点来看，是不能容忍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
在监狱里，一晃八年过去了。 八年的时光，可以重新打造一个人。她的内在气质，连同她的身体外形都被硬性改变。瓦莉娅已经不存在了，在监狱里人们称呼她的朝鲜名字，她是韩明禧，是大特务，它是新中国的害虫。 1972年初春，瓦莉娅又被提审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提审她了。韩明禧不再是挺拔的。她的背驼了下来，门牙脱落，丁香花瓣一样的手指，能在钢琴上飞快跳跃的手指，能把巴赫、李斯特的音乐飞扬起来的手指，已经枯萎，粗大的关节使它们不能伸直。她的身体每个关节都被疾病严重损伤，身高从1米68变成了1米50，整整缩短了18公分。 美丽的双腿再不能用脚尖立起了。她的水兵舞，她的冰上芭蕾，她那疯狂的旋转、轻盈的大跳，她那美妙的提升、舒缓的高抬，都像梦幻一般渐渐逝去。 她患上了类风湿，疼痛日夜地折磨着她，使她不能正常地行走。几年过去了，走路时她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蹭。八年监狱生活，阳光不属于她。站在窗口能看见蓝天，一些被打倒的省长和其他级别的干部在院子里放风。但是，她没有资格到院子里走动。她是赫赫有名的大特务。她坐在审讯室里，四处张望。她的脸多了几分世故，也多了几分狡黠。她看见一位姑娘坐在提审干部身边。那姑娘是他的女儿。瓦莉娅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女孩，她来干什么？是来看看特务长得什么样子？可我不是特务！但我现在门牙也掉了，像个魔鬼。 瓦莉娅白了他们一眼。 那时对她的审讯已不那么频繁，也不像过去那样没完没了地质问。在“文革”中，更多的人被关进了监狱，有更多的大案要案亟待解决。 但那天是对她罪名的宣判。提审干部是一位法官，他说：“案子已经定了，你是苏修特务，判有期徒刑十年。你同不同意？” 这个宣判轻描淡写。没有庄严的法庭，没有审判长，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公、检、法都被“砸烂”，法官深知这又是一桩证据不足的案子。他见得多了，比瓦莉娅更冤更惨的他都见过了。所以，他身边坐着自己的女儿，他像聊天一样，冷不丁地告诉瓦莉娅——她被判了十年。生命中漫长的一段空白就这么简单轻松，随便地划上了不明不白的一笔。 瓦莉娅也没有正身端坐。八年多的监狱生活，让她有些玩世不恭。眼皮翻了一下，不屑一顾：“什么同意不同意的，一年半就出狱了。” 那位法官再也没说什么。他可能在想，也许瓦莉娅还算是幸运的，没被拉出去批斗，没挨打，没看见周围熟悉的人一夜之间就死去——他的脸不会因为想到这些而有丝毫变化。他已经习惯于隐于乱世之中，机械地操纵着手中的业务。出门时瓦莉娅说：“我不是特务！” 她走路的样子有些可笑，佝偻着身子，一步一步地往前蹭。那个走起路来像一阵风似的，那个轻盈、飘逸、美丽的女人哪里去了？ 以后，一位干警通知她：“准备准备，让你和你母亲见一面。”干警的脸阴沉着，“见面时不能哭。如果不遵守纪律，立刻让你们分开。” 瓦莉娅真想扑进妈妈怀里大哭一场。 这么多年妈妈和爸爸靠什么生活？许多个夜晚里，瓦莉娅祈祷上帝，能让她见到爸爸妈妈。他们大概都老了，身边没有儿女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妈妈忧郁，爸爸喜欢跳舞，想起自己和伊万出去跳舞时，没答应爸爸的请求。出狱后一定带爸爸去跳华尔兹。可是，爸爸已经70多岁了。 1973年5月的一天，哈尔滨的丁香花开了，带着一种淡淡的苦涩，伴着春风悄悄地散着香气。 瓦莉娅跟随看守来到会客室。她只能站着，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她要在这里等待妈妈。那一天，她突然地消失了，再也没有了音讯。当局是怎样告诉家人的？大概在某一天，他们突然去了她们家，通过翻译，对爸爸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