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莉娅的故事-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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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地向前冲去，雨刷不停地在车窗上舞动。“带我去哪儿？”没有人回答她。路旁的建筑让瓦莉娅觉得离市区越来越远了。轿车在市郊的一座平房前停了下来，瓦莉娅跟着那些人走了进去。她看见屋里已经坐着六七个人，有人介绍说，这是哈尔滨公安局局长，这是省公安厅厅长。还有车上一起来的人和一个翻译。那个翻译俄语很好。他们很客气地开始问话了：“你到苏联领事馆去了几次？”“3次。”“他们给你什么任务了？”瓦莉娅瞪起了眼睛说：“任务？没什么任务啊。他们就讲了苏联的情况，他们想让我做他们的钢琴教师。我说，我是要尽快去苏联的。他们还劝我不要着急。这是什么任务？奇怪了。”“你为什么要出国？苏联方面已经了解了你家庭的情况，他们就是要利用你们这样的人当情报员。”瓦莉娅突然想起来了，她“哎呀”了一声说：“火车要开了，为什么还不让我走？”四周的人被她的神情激动了。他们不懂俄语，以为她招供了。他们一起向翻译望去。在翻译的帮助下，他们弄明白了，她还在做梦，以为自己能去外地出差。他们说：“没关系，明天也可以走的。”瓦莉娅天真地以为，他们问过几个问题之后就会让她走了。她没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也没想到自己一踏进这个门槛就是十年。在那样一个大雨的天气里，她带着美丽带着浪漫带着将要踏上旅途的幻想，告别了父母，走出了家。几个公安局人员和她谈完了话，要检查她的手袋。她把漂亮的衣服、高跟皮鞋、口红和粉盒通通拿了出来。瓦莉娅不喜欢被别人搜查，她的动作有些不愉快。她不小心将粉盒碰到了地上，盒盖摔飞了，白白的粉末溅在了石灰地和自己的鞋子上。一位公安同志黑色的鞋上也溅上了粉末。瓦莉娅不好意思地冲着身边的公安人员笑笑，想：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别忘了再买一盒粉。她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得体。直到我见到她的时候，已经80岁的她着装仍然那样讲究。她喜欢穿一些图案繁复、奢华又夹杂着一种质朴和天真的毛衣外套，喜欢披着披巾，披巾的四周有很长的流苏。还有，她和所有俄罗斯女人一样喜欢化浓妆，但那些粉脂在她的脸上很和谐。透过她的装束，她超凡脱俗的气质，显示她独特的女人态度。她依然是傲慢的，在陌生人的面前，她的脸是沉默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和潜在的力量。后来，她洗了个澡，由两个姑娘陪伴着，去另一个房间休息了。睡觉的时候，一个姑娘和她一起睡在房间的里屋，另一个姑娘睡在房间的外屋。在以后许多的日子里，两个姑娘总是跟在她的身边。“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那些日子瓦莉娅不断地问自己。一向乐观的她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但是，她还是觉得自己遇上了倒霉的事。她不知道，公安厅已经把她作为特大案件对象进行侦查和审理了。


第十部分：“苏联特务”在狱中割脉哈尔滨美女特务（图）

　　1909年，朝鲜民族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了沾满中、朝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日本元凶伊藤博文。　　1910年2月27日，发动清末第一次新军起义的总司令，被誉为“步徐公之后尘”、“启武汉之先声”、“为军人革命之始”的熊成基，在哈尔滨被捕后牺牲。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　　1933年8月24日午夜，日本宪兵绑架了回哈尔滨度假的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生，犹太钢琴家西蒙·加斯普。他的父亲老加斯普是闻名远东的珠宝商，也是马迭尔饭店唯一的老板。　　1946年3月9日，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被军统特务暗杀。　　　　

　　　　　　　　　　　　　　　　　　　　　　　　　　　　　　——笔者根据资料整理　　　　

　　哈尔滨作为东北的交通枢纽地带，解放前一直是多个国家、多种势力活动的场所。在这样一个城市，曾发生过许多震惊中外的大事。国际和国内的“特务”混杂其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特务”一词在这个城市里变得更为触目惊心。暗杀绑架带来的恐怖，像暗夜里的鬼，使人毛骨悚然。　　日伪时期，哈尔滨南岗区颐园街3号，有一座欧式的小二楼一直是日本人屠杀抗日进步人士的场所。许多苏联人和中国人提起它，立刻警觉起来，小二楼张着黑洞一样的大嘴，带着神秘的磁力，进去的人，十有八九回不来。那时人们诅咒时就狠狠地说：“把你送到二楼去。”　　解放初，特务活动仍然猖獗。1948年11月7日清晨，一位渔民在松花江边的“江上俱乐部”西侧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是哈尔滨市文教局秘书赵洁珊，由此引发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潜伏特务组织案”——哈尔滨市邵玉魁壹号案件。按死者笔记本里的线索，找到了市参议会秘书室女职员邵玉魁。又发现，邵玉魁的父亲在赵洁珊死后两个月（实为一年以后）上交一把崭新的三号橹子手枪和14发子弹。经法医鉴定，死者也是被三号橹子手枪杀害的。邵玉魁的弟弟邵莲魁和邵亚魁当过国民党兵，妹夫李子和是国民党特务发展的情报员，后投诚我军。连赵洁珊在内，一个特务团伙就“组成”了。根据预审得知，赵洁珊被杀，是因为她的思想有了进步，拒绝合作。这些人被一并收监。　　当时，邵玉魁正待分娩。一个月里，她被询问了45次，预审员紧紧地盯住，想要出口供，邵玉魁回答干脆：“不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你是不认罪！”　　她想，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就“全部交待”了。　　壹号文件登上报纸，市政府对办案人员进行表彰。1956年该案被拍成故事片《徐秋影案件》，在全国播放。1955年2月开始，狱中的的邵玉魁向法院提出申诉，“制造假案中有我一方责任——伪供。”　　　　

　　　　

　　市委政法部门决定由市检察院审判监督处重新审理此案。1956年6月15日，黑龙江省高级法院以不合法律程序驳回“壹号案件”。但是，这个案件在全国已经造成影响，一些人仍然坚持不予翻案。1957年“反右”开始了，重新审理案件的两位同志因此被打成“右派”。“壹号案件”也被彻底认定为“反革命杀人案”。1959年4月16日开庭审理，判处邵玉魁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邵莲魁、李子和死刑，立即执行；判处邵亚魁有期徒刑七年。　　狱中的邵玉魁仍然不断申诉，1981年12月，坐了二十八年监狱的邵玉魁减刑出狱。她继续上诉，为自己鸣不平，她要求彻底平反。哈尔滨市政法委、公、检、法联合进行复查。直到1987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同意黑龙江高级法院的意见，宣告邵玉魁无罪，撤销邵莲魁、李子和的死刑判决。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电影《徐秋影案件》一直被很多人记得，就像记住主人公原型赵洁珊一样。　　记得那是一部黑白电影，是在松花江实地拍摄的。那时我还不大，那部电影使我对松花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那时大人们总会神秘兮兮地传播：“松花江又出命案了。”女特务徐秋影的美丽让人不能忘记，她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自然地垂在胸前。曾经相传，瓦莉娅和赵洁珊、邵玉魁一样，是当时哈尔滨四大美女之一。在传说中，现实和子虚乌有被交织得惟妙惟肖。　　瓦莉娅曾在狱中见过邵玉魁。那时，她还有半年就刑满了。她被送到另一个监狱。犯人们正在建一所医院，听说有一座平房是邵玉魁设计的。瓦莉娅说：“她很漂亮，非常漂亮；会打毛衣，什么样的花样都会；1米60多的个子，干净利索；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很文静，从不吵架，也不随便和人来往，很独立。”瓦莉娅刑满出狱前，邵玉魁对她说：“祝你幸福，我非常羡慕你。”　　70年代以后，电影《黑三角》也和瓦莉娅联系起来了。据说电影里的女特务就是以瓦莉娅为原型创作的。人们总是把女特务和美女联系在一起，就像古希腊传说中总是把美女和魔鬼联系——所谓哈尔滨“四大美女”有三个就这样被传成特务……


第十部分：“苏联特务”在狱中割脉否认自己是特务（图）

　　瓦莉娅回忆起不久前，她的领导和同事们，总是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她。那是一种冷漠、憎恨的目光。想起那样的目光，她不寒而栗。“大概他们真的把我当成特务了。”瓦莉娅无奈地说。一晃五个月过去了。进看守所后的每一天都重复着一件事，接受审讯。每一次审讯都在问一个问题：“他们给你什么任务了？”　　“让我去做钢琴老师。”　　“你们家的社会关系复杂，他们在利用你！”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就是跳舞，玩！”　　“你为什么要出国？”　　“为了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老了，想回苏联，他们还有两个儿子在苏联。”　　“这就对了。你们家的社会关系复杂，你已经被苏方利用了。”　　“利用我干什么？”　　“搞情报。”　　“什么叫情报？他们让我教钢琴，我不同意，这就是情报吗？”　　“你老实一点！认真交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公安人员给她一本俄文版、北京新华社编发的小册子，上面是有关国家对政治犯的政策。　　瓦莉娅每次回到自己被看守的房间里，都仔细地看着那本小册子。她实在无法把自己的过去和上面写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她有一千个理由说明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她无法表明自己的清白。　　时间一天天过去，公安人员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好。“他们用非常严厉的口气质问我，甚至叫喊起来。我也非常生气，也喊。我不能忍受他们对我的指责。可他们不相信我，我能怎么办？”瓦莉娅很无奈。　　“我能怎么办？”瓦莉娅一次次问自己。已经被认定了，她就是特务，她没有权力澄清自己，她感到绝望。她想起王维嘉，想起那次他在她家的院子里，割颈自杀的事情，想起了溅在自己身上那带着体温的鲜血。那惨烈的情景，勾起了她自杀的念头，那是唯一能洗清自己的方式。可是看守所里没有能致死的机会和工具，两个女青年还时时刻刻盯着她。　　审讯又开始了，还是那些问题。审讯者已经没有了耐性，变得很暴躁。　　“你要彻底的坦白，他们究竟给了你什么任务？说！”　　“没有人给我什么任务，我根本没罪！”瓦莉娅也愤怒了。　　“你在和政府对抗！”　　“不！我不是特务！”　　声音一个高过一个。　　在一轮一轮的审讯中，一个个对立的怒目和叫喊中，瓦莉娅已经变得很冷静了。她在想着自己，想着怎样解脱这种说不清的纠缠。　　瓦莉娅看见了桌子上的水杯，它是易碎的。　　生命也是易碎的。


第十部分：“苏联特务”在狱中割脉狱中割脉不成（图）

　　瓦莉娅趁人不注意，抓起水杯，砸碎。迅速拿起玻璃碎片，把它放在脖子上，一抹……　　但她没有这样的机会。机警的公安是不会给她这样的机会的。她的手臂被猛地击了一下，杯子的碎片被打落了。　　她没有能力让自己的鲜血淌出来，以此作为清白的证明。她想悲愤一次，壮举一次，让生命为自己发出一个响声来。但是，她做不到。她只能选择忍耐和等待。　　这件事发生以后，看守所对瓦莉娅的看管就更严了，周围又增加了几个人，气氛变得更加紧张。　　五个月过去了。一天，瓦莉娅又被叫了出去，告诉她，重新给她安排个地方。瓦莉娅想，这回一定可以见到妈妈了。她总是那样简单地想事情——那时她最想见的就是亲人，只有爸爸妈妈能为她擦去委屈的泪水。　　她被告知：“送你去监狱，在那里要好好反省，认真交待。什么时候交待了，什么时候回家。”　　瓦莉娅变得越发沉默了。她曾经惊惶失措，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她和王维嘉的事就这样又进入了她的视野。当时他们不顾周围人的冷眼，不顾有悖于人们的日常观念，他们就那么任性放肆地在一起。她想，上帝开始对她的行为进行惩罚了。她只能用沉默去靠近上帝，向圣·尼古拉祈祷，让上帝在她的忏悔中重新接受她，沐浴她。她不再做最后的辩解，一切都是徒劳的。她只能被迫沿着黑暗的隧道，一直往下走。　　日子就在高墙内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了。　　那里是无声的，寂寞的。　　作为重大案件的政治犯，她被关押在省公安厅的监狱，自己有一间牢房。瓦莉娅知道周围还关押着别的政治犯，有人在闹。她听不懂他们在闹什么，但她知道这些犯人都不愉快，就像她一样。瓦莉娅说：“我不会闹的。只要我不撒谎，他们会相信我的。因为我祈祷了，圣·尼古拉也会相信我的。”她单纯地相信诚实的力量，也真诚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