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莉娅的故事-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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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部分：麻子就要成为她的丈夫教堂里举行的婚礼（图）
瓦莉娅坐上了毛驴车。她闻到那件棉大衣有一股味道，没去穿它，而是把它搭在了自己的腿上。她和他并肩坐在车上，没有说话。男人等待即将成为自己婆娘的她坐稳，大声地吆喝，毛驴车开始慢慢地前进。男人的鞭子举在半空中，不长不短，刚刚能碰到毛驴身上。不用去抽它，让它感觉鞭子的存在就可以了——这招法对付人也很利害，虚步站着，比直立更有力量。他在劳改队里也是这样治理别人。劳改犯有自治的权利，他们有自己的领头人。此人必须在拳脚、智力、心理上都要超过常人，包括他的野性、兽欲和占有欲。在粗暴激烈的对抗中获胜，就能对每个人指指点点吆五喝六。现在他是至高无上的，从此享受特权。生性好斗的男人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这很能体现物种淘汰的规律。 北方的平原是辽阔的。冻僵的大地，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还没露出生命的希望。毛驴车在满是沟沟坎坎的土道上颠簸，地上结着冰碴。路边一些植物，被冬天的寒霜，打成了枯黄色，但它的根在土壤里，正准备着吐芽。这时的太阳，脸被冻得红红的，闪着光，却没有热量。而这时，过了一冬的人们，对太阳的温暖更加敏感。在心理上，太阳是热的。 毛驴车在坑坑洼洼的道上晃晃悠悠地走着。瓦莉娅眯起眼睛向远处望着，淡淡的绿色若隐若现，草色遥看近却无。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也没有伴娘，瓦莉娅就要做新娘了。她想起过去，给别人做伴娘时，许多人问她：“什么时候做新娘？”她有过无数次的幻想。她幻想着，走进了一个很大的森林，那里有很多棠果，属于她的就在那里。可是，当她走出森林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棠果也没拾到。 想起1956年二弟结婚的情景，就像在昨天。至今，那些被新娘扬起的白雪、干草和纸币，还能在瓦莉娅的心头飞起来。这是习俗，亲朋好友不断地给新人扔钱，祝他们幸福。弟媳拿着扫帚不停地扫着，脸上沾着干草、雪花，还有笑意。弟弟的未婚妻是个很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可她爸爸是酒鬼，喝多了就打老婆孩子。她爸爸坚决反对女儿嫁给一个朝鲜人，大声地嚷嚷：“高丽棒子，绝对不能嫁给他！” 瓦莉娅帮助新娘逃出了自己的家。她先和自己一位俄罗斯同学取得了关系，然后让弟弟、弟媳去她同学住的小城镇海拉尔结婚。那里有教堂，瓦莉娅还给弟媳准备了漂亮的婚纱。那是个冬天，很冷，姑娘上火车的时候，已哭成了泪人儿。 弟弟和这个俄罗斯姑娘是在教堂里举行的婚礼。姑娘哭肿了眼睛，不顾雪白的婚纱和良辰美景，还在为家里的人不能参加婚礼而伤心。那天气温在零下30多度，新娘不停地发抖。他们匆匆忙忙地交换了戒指。之后，瓦莉娅就赶紧给姑娘披上了大衣。晚上，他们就赶回了牙克石。在家里，妈妈做了很多点心迎接他们，还准备了很丰盛的宴席。 第二天是请新娘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日子。新娘害怕地说：“爸爸一定要揍我的。” 瓦莉娅说：“不要害怕，你现在有丈夫了。”嫁给一个男人，是很神圣的事情，在瓦莉娅心中，女人有了“丈夫”，还怕什么呢？ 二弟的婚姻是幸福的，虽然姑娘的爸爸不同意。第二天，新娘的爸爸气得不吭声，而新娘的妈妈不断地哭泣，瓦莉娅给他们两瓶白酒、两瓶葡萄酒，这象征着姑娘是纯洁的。“感谢你们养育了一位纯洁的姑娘。虽然你们不同意他们结婚，但是他们相爱。如果不让他们在一起，他们会自杀的。我们都支持他们吧。” 瓦莉娅回忆说：“姑娘的爸爸见了酒就开心了。”他表态说：“我看小伙子也不错。” 大弟的婚姻就没这么幸运。他也找了一位俄罗斯姑娘，相爱很深。对方父母坚决反对女儿嫁给一个朝鲜人。他们同居了，大弟媳妇怀孕三个月的时候，被她母亲带回了家，逼着她把胎儿打掉，从此再也没回来。大弟弟为了这件事伤透了心。几年后和一位比他大六岁的俄罗斯女人结了婚，婚后并不幸福。他们回俄罗斯以后，有了两个孩子。但是，大弟弟还是有了别的女人，因为他不爱自己的老婆。他经常不回家，妈妈知道后经常去信规劝。最后他回了家。他是否就能安分地过日子了呢？爸爸妈妈不知道。 已经很久没有回忆这样的往事了。一只已经粗糙不堪的手，伸向她苍老的内心。在她53岁的时候，在一个偏远的劳改队里和一个陌生男人，坐在一辆毛驴车上去城里登记结婚。她说：“这事很滑稽。”不知道她为什么用了“滑稽”这个词，不该发生的发生了——这是她最不愿触及的往事。过了一会儿，她低沉地说：“这一切，都是命。” 她很无奈地垂下了目光。那天，毛驴车颠颠地向城里走去。半路上毛驴的尾巴突然高抬起来，“扑噗”一声，驴粪喷溅在瓦莉娅腿际的黄大衣上。男人有些难堪地看了瓦莉娅一眼。见她冷艳的脸上没有表情，他也装做什么都没发生。毛驴一路不断地拉稀，黄大衣被弄得很脏。瓦莉娅心想：“这大概是上帝在预示着什么？”她并没觉得这是一次婚姻。她像路旁边的一根木桩，厂房里的一台机器，正在完成一项功能。能不能胜任，那就是另外的事了。 到了婚姻登记地，瓦莉娅下了车，男人扶了她一下，他自己跳下车来，把驴车拴好。
第十三部分：麻子就要成为她的丈夫登记结婚
接待登记的人抬起头，看见他们进来，没有理睬。 他们俩坐在那里，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那个女同志问：“你们来干什么？” “登记结婚。”瓦莉娅说。 “什么？”她像没听懂，又问了一句，“结婚？你同意了？” “同意。”瓦莉娅看见对方用一种怪怪的目光看她，又看看大麻脸。眼前这两个人是两个不和谐符号，完全是两种相反的色彩，很刺眼。 对方提高嗓门，加重了语气冲着瓦莉娅又问一句：“你真的同意了？” “真的同意了。”瓦莉娅有些不敢看她。 女同志的眼睛朝别处看了看，说：“你坐那儿再想想，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然后转过身不理睬他们了。 对方是个负责任的敏感的经办人。这工作上干了许多年，凭她的观察和感觉，他们的结合相当不正常。 瓦莉娅重复：“我同意了。” 没有回答。 男人站在瓦莉娅身边一直没有说话。他看了一眼瓦莉娅，那目光是：你告诉她，不用想了。他没有多少文化，却有主见。 瓦莉娅下决心要彻底毁掉自己——小时候“过家家”那样，突然对小伙伴说“不玩儿了”，把自己摆设好的小玩具用胳膊一扫，一切都乱了。别人怎么说怎么想，她可不管。于是，她大声再说一遍：“不用想了，我真的同意。给我们登记吧。”他们终于拿到了结婚登记书。男人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瓦莉娅不记得那个结婚登记书是什么样的了——在她珍藏的所有个人历史资料中，包括有她钢琴伴奏的节目单都保存得非常完好，只是没有那张结婚证书。看得出，她不愿意把那段婚姻留在她的历史里。那个年代的结婚登记书都印有毛主席语录，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都是服从。她是服从上级还是服从命运？她和男人从婚姻登记处出来后，就去商店买了一斤水果糖和二两茶叶。那天劳改队的管教干事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他为自己能成全一对婚姻而满足着。那天也来了许多邻居，都是劳改队的家属。男人不断地给大家发喜糖倒茶水，看得出他非常高兴。他不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人，他的话不多，只是反反复复地说：“感谢政府，感谢党，给了我一个好媳妇。” 讲起这些，瓦莉娅的目光不再直视我了。我知道，她的内心一直在躲避。许多年过去了，她不停地去努力忘记过去，可是，这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磁带，只要回放，将引发她内心的阵阵痉挛。那是一种被羞辱、被泼满污水、被众人践踏过的感觉。
第十四部分：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婚纱梦破碎了（图）
在良知的动荡中，在良知的儆戒、规劝和谴责中，信仰之慧眼恒然凝视着一位不可见的无限的审判者的身影。良知动荡犹如一种无声的自然语言，它是上帝对灵魂言说的语言，其指令关涉个体的灵魂和世界的获救。我们在此面临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否可以使所谓“良知”动荡的特殊的统一和意义脱离上帝的充满奥秘的“声音”和“手势语”的解释，而我们称之为“良知”者的统一尚依然存在。
——M。舍勒《懊悔与重生》
他们在一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成了家。两个劳改犯，就像两个“跑腿的”，都是光杆儿司令，所谓的家什么都没有。男人只有一堆又破又脏的衣服，一股怪味直呛鼻子，为此瓦莉娅缝洗了好几天，才把他收拾得干净了些。 瓦莉娅不可能去想白色的婚纱，梦早就破碎了。结婚没有改变她什么，她只是在一天天同样的日子里活着。 她极不情愿地承认自己是那男人的妻子——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是暴露着的。男人也许知道瓦莉娅想什么，要什么——她脸上不经意地露出微笑，定了格的微笑，她的思维已经抛弃了躯体。她是遗失在山坳里的城堡，破碎的墙体和断柱，带着诱惑和神秘，破旧不堪。 流浪汉独自生活的艰辛，触及了瓦莉娅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她开始承担家里的许多事。女人容易徘徊，却不轻易放弃。她逃避不了现实，同一个屋檐下的日子她无法推却。做饭洗衣打理家务成了她主要事。 白天瓦莉娅下地干活。收工时候，她的男人却要去上班。好像轮流站岗，偶尔打个照面，他们只是简单打个招呼：“回来了。” “嗯。” “饭在锅里。” “知道了。” 一切都是公式化。这让瓦莉娅心静。没人打扰她，她还如同一个人那样生活。“他是你丈夫，他会需要你吗？”我问。 “那个人常常半夜跑回家，但不敢呆长，怕管教发现。” 她提到丈夫时，总是说“那个人”。 刚去那里的时候，麻脸男人主动地借她脸盆，主动地帮助她，不断地讨好，不久就有了这样的婚姻。丈夫只是一个标志。现在，她可以回哈尔滨了。但是，为什么没回去？ 她没能马上回家看望妈妈，劳改队还没有批准，她还需要耐心地等待。 “结婚了，怎么还不能回去？”我问。 “上面没批下来。”她说。 回家要报告当地的派出所。劳改犯被称作历史的垃圾，社会败类，每个环节都不能放松。这是阶级斗争态度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像她这样刑满释放，在当地安家落户的“二劳改”，只能听凭上面安排，没有资格计较。 转眼，播种的季节过去了，仍然没有一点准假回家的消息。 瓦莉娅的身体却有了变化，她的腹部逐渐隆起。周围的人都好奇地大叫着：“哎呀！老白菜开花了！” 怎么可能呢？瓦莉娅心里比谁都明白。 腹部在快速地增大，人却越来越瘦，厌食、无力气，瓦莉娅知道自己是病了，去了几次村镇卫生所，大夫皱皱眉头，说不出什么原因。过了些日子，瓦莉娅觉得走路都吃力了，就对那个男人说：“到城里的大医院去看吧。” 男人又赶着毛驴车，陪瓦莉娅去了县城。来来去去跑了3次，终于确诊：急性肝炎肝腹水。并嘱咐家属做好后事准备。 男人怕被染上，吓得跑到外面住了。 瓦莉娅一个人躺在炕上，昏昏沉沉。邻居每天都来给她送饭，她没力气睁开眼。过了两个月，那个男人眼看瓦莉娅的肚子越来越大，他不肯伺候，就到队里要求，把瓦莉娅送回家去。 瓦莉娅知道自己病得很重，就要离开人世了。在见到上帝之前，她祈祷着，祈祷在临死前能见到妈妈。 可她已经不能走了。1977年1月7日，瓦莉娅被一副担架抬着，在车上颠簸着，被送往妈妈家。回家的心情像飞翔一样快乐。她想：就是明天离开人世，我都快乐。因为我自由了，能够见到妈妈了。 瓦莉娅被抬回了家。妈妈惊慌地看着已经不成样子的女儿，躺在担架上的瓦莉娅低哑微弱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回来了，我最多能活两个月。” 妈妈望着自己的女儿痛哭，“瓦莉娅，我等了你十二年，你怎么会扔下我……” 妈妈伤心着。她在这十二年孤独地守望。她不懂汉语，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