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2-天唱-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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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舌头巧的人就一定脸皮厚，而脸皮厚的人就可以没有内心吗？
我钦佩XX的坦率和耿直。老实说，我可没有他那样破脸的胆气。我在这方面恪守的信条是：各人但行其是，最终必有果报。
这“必有果报”的信条来自佛家，说来也是我“工作得像一个劳模”的依据，因此也不妨归入我的“自然”和“良知”之道。不愚弄观众、不玩花活是底线，它还要求我把追求最佳效果和行善积德等量齐观。我在这方面一丝不苟的较真程度有时会让我的助手非常紧张。录音机的转速是否合适？音箱是否调整和布置得恰到好处？诸如此类都会影响我的发挥，因此一点马虎不得。谁让我的耳朵那么好？这时你再怎么叫“腾哥”都没有用。
前两年在湖北演出，班底是青海省歌舞团。他们那个CD机都老掉牙了，连个遥控器都没有。那次也是一时大意，事先没检查，结果我上去以后，那个机器不读我的碟，愣把我晾在了台上。不一会儿观众就开始喊，把我气得。据说我转到后台时脸阴得像锅底，声音沉得像黑洞，用勒令的口气让他们赶紧换。好在主持人赶紧蹿出去讲段子缓和气氛，又及时找到了另一台机器，演出居然还很成功，于是又对人家千恩万谢。第二天我就亲自上街买了一台新CD机，以公司的名义送给了青海歌舞团。
从此我出去演出，每次都带自己的音响师，连去美国时都不例外。以前吃过他们的亏，以为美国嘛，不会有问题。结果到那里一看，糙极了，还不如国内。我的音响师邵勇那真叫棒，经他调试的音响，我唱着舒服，底下听着也惬意。所以他在我心目中不仅是个好音响师，还是个大善人。
第三部分恢复了一个种族的记忆
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当时我正好在美国。一个星期后，我在洛杉矶开了我的个人演唱会。唱《天堂》，献哈达。媒体那通炒，有说我不怕死的，有说我用歌声向恐怖主义宣战的，不亦乐乎，都是扯淡。谁不怕死？歌声又怎么能和恐怖主义抗争？不过，除了履行合同、信守职业道德外，我也确实有一点其他的想法。这想法就是：当此恐怖主义阴云密布、人人心中惊惶不定之时，我祝福的歌声或许能给他们带来些许精神上的宁静、情感上的慰藉？果然如此，那我的德可就积大了。
“必有果报”不必都要等到来世，也可以有所谓“现世报”。我就享受过它的眷顾。
是2003年8月1日，在湖北黄石。那几天正逢高温天气，当晚室外气温四十度；黄石体育馆只有1200个座位，却挤进了2500人，又没有空调，温度更高：台下四十五度，台上强光照射，足有五十度以上。我汗流浃背地唱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一首是《天堂》；唱到中间一个高音时，突然感到头晕目眩，浑身酥软，气也上不来。我心知这是缺氧的表现，赶紧收住声，闭上眼，伸出一只手找到麦克风紧紧握住，全靠那一根细杆平衡住身体。一时全场鸦雀无声。十来秒钟后自觉缓过来了，睁开眼，满眼都是咸涩的汗水；接着唱，耳边是暴风雨般的掌声。再往下观众开始跟我一起唱，到唱最后一句“我爱你，我的家”时我已近于虚脱，而观众的歌声早已盖过了我的歌声。就这样，一场眼看就要坍台的演唱会，意外地有了一个比高温天气还要热烈的大团圆结局。我心中的那份感动哪……真是没法说。
①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本书行将结稿时，2005年5月1日，我还真被评上了全国劳模！这是否也可以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一语成谶”？也许还是应该说是“歪打正着”吧。
天空高远，仿佛往昔
宿命的马群踏过草原
数声长调宛如天籁
恢复了一个种族的记忆
赵野
和自己干杯（1989）
酒总是让我满面生辉（2003）
第三部分酒是个好东西
老同学聚会：豪饮即将开始。（2003）
东彬，东彬，
唯有饮者留其名
这不是在摆样子。合完影我们就真干了三杯。和巴哥在一起（1993）
酒桌旁的我和崔东彬（中）、杨强（右），显然都已进入佳境（1992）
“啤酒协会”组委会四大将合影留念。左起：杨强、崔东彬、我、康绍辉（1995）
“祝福你，斯琴高娃！”当然又离不了酒（1997）
酒喝到了位，就是这种感觉（2002）
观察是一门艺术（2000）
没错，我是腾格尔
假作真时真亦假
我的后台：从小说
“啃”到菊花石
“后台”写生：在家中准备跳日本舞，在等前奏
上图：“后台”写生：请听我说
下图：“后台”写生：别忘了我最初学的是舞蹈
“后台”写生：和友人一起野餐（1990）
莫名的四十岁危机
这一年我四十岁（2000）
忧郁的时候，我往往会回到草原“采气”（2001）
三大耻辱：
“硬汉”的另一面
腾格尔…兰博，那才叫“硬汉”。摄于好莱坞（1998）
都说属鼠的胆小，可我们团竟有这么多属鼠的（1998）
最柔软的时刻：和朋友在一起（1990）
丑小鸭一不小心
变成了烤鹅
与卓别林为伴在好莱坞（1998）
谁更雄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2002）
恒河边的一粒沙在印度泰姬陵（2004）
那高高在上的……天空和布达拉宫（1998）
打假维权：
腾格尔终于愤怒了
第一次去洛杉矶（1998）
边界的必要性在满洲里口岸中方一侧（2001）
人无奈时也有一种置身沙漠的感觉（1999）
“你怎么工作得像个劳模！”
在上海演唱《怀念战友》（2000）
演出前试台（2000）
在北京林业大学宣布义演开始（2002）
“9·11”刚过，在洛杉矶举办个唱时与美国友人合影（2001）
在录音棚录音（1993）
狼；物质额头上的野性之光一闪，
从人间天唱进入天听，
肉身归于沉浸，万物归零。
蒙古大草原如狼的肺活量一样宽阔起伏。
要是疯狂奔跑的狼想在马头琴上慢下来，
像少女把手扪在心上
梦想着盗马贼那样慢下来，
该如何解释身后那片任凭解释的苍狼大地？
思想归于天听。
而我们之中谁是那孤独的天唱者，
为什么狼会在我们眼里成为他的泪水？
欧阳江河
第三部分对全体内地艺术家的羞辱
多年前我曾表达过一种担忧，我说假如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当代流行乐这片土地就有成为港台殖民地的危险。现在看来，真是不幸而被言中。
“殖民地”云云，严格说来有点不通，但不通就不通吧，只是要表达一种心情。
如果你在眼下十来岁的孩子中搞一次民意测验，让他们写出心目中最喜欢的当代十大流行歌手的话，很可能八九个都是港台的。这种现象让我们这些生于本土、号称要创造“本土音乐”的人既感到惭愧，也感到不服，进而感到郁闷。
我们惭愧，是因为有一份没有尽到的责任；我们不服，是因为事情的本来面目遭到了扭曲；我们郁闷，是因为造成这种态势的力量至今对此都缺乏起码的反省。
这种力量主要是由媒体和组织者合成的。他们的影响力太大了。受他们的导引，无知而无辜的孩子们还能有什么选择？
有次湖南搞金鹰艺术节，我也应邀去了。后台有一个贵宾休息室，但奇怪的是，包括像孙道临这样的老艺术家在内，所有的内地艺术家都不让进。我们就只好在大厅里坐着，连茶水都是自己买的。
空空的贵宾休息室，那是留给谁的呢？不一会儿，港台歌星XXX，带着夫人XXX，还有一大帮随从，前呼后拥地进来了。只见主办单位的人立刻换上一副谄媚的笑脸，呼拉一下全都迎了上去。不用说，贵宾休息室就是留给他们的。
热情接待同胞、同道，这谁都赞成，可犯得着用这样的方式吗？都是中国人，都是艺术家，为什么还要人为地分出贵贱等级？我们这些后生也就算了，让孙道临先生也“享受”这样的待遇，就未免太不像话了！想想他持续了大半个世纪、覆盖了两三个时代的赫赫声名，想想他远近皆知的德艺双馨，真要分等级，真要论尊贵，也得拔他啊他出道的时候，包括这位港台歌手在内，我们都还不知在哪儿呢！
大厅里一片嗡嗡声，大伙都在议论。声音越来越大，终于主办者也听见了。这时他们才知道事情做得不对，有点慌神，连忙过来请孙先生也进贵宾室。孙先生那叫有尊严，有教养，端坐不动，应声还是那样沉稳轻柔，说不去了吧，就坐这儿吧；可我看得非常清楚，他是含着眼泪说这话的。
羞辱啊，而且是无端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不仅是对孙先生个人的羞辱，也是对全体内地艺术家的羞辱！
这事儿孙先生也许早忘了，但我没有忘，也不会忘。
自己看不起自己！真不知主办者们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说他们成心，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加令人痛恨，更加发人深省：港台、内地一家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存在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却并不妨碍这帮人表现他们的殖民文化心态，而且是被殖民、被“化”到了骨头里的心态。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极端的特例，而是一个随手拈来的成例。重港台、轻内地早已被主办者和媒体机制化了，不仅报酬相差悬殊，还反映到其它各个方面。比如，只要是港台歌星，往返机票就可以随便报，而且必乘头等舱，而国内歌手就要视情况而定；只要是港台歌星，就可以带五六七八个随员，老婆、保镖、保姆一大堆，而国内歌手只能带一个，多一个都不行；只要是港台歌星，包括随员，就可以住包间，而且是最好的套间，而国内歌手就只能住标准间……
攀比是无聊的，但怪现状却必须指出；市场经济规律应该得到尊重，但更应该尊重的是为受众服务的质量。我不想对港台的同行们说三道四他们中不乏好歌手，就是那些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的，也有充分的理由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我只是感到奇怪：难道“港台”二字真是一张魔力标签，有了这两个字，就得到了事先的质量保证，甚至可以把这两个字本身当成某种质量认证标准吗？
畸形的心态必然导致畸形的机制，畸形的机制必然造就畸形的市场，而最终受伤害的，只能是当代流行乐的健康发展。
第三部分当代流行乐的“国难”！
有有形的伤害，有无形的伤害；有短期的伤害，有长期的伤害。但后果早就出来了。
你看现在国内的流行歌坛，相当一部分歌手，他们的穿着打扮，他们的演唱方式，他们在舞台上的做派，和港台的流行音乐有什么区别？乖乖学生，模仿一族，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全然不顾已经“趋”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
比如，港台、尤其是香港的歌手，许多音发不好，发不准，这对他们来说原本很正常，国语不行嘛；可到了我们的歌手那里，却被当成了一种风格化的标志。明明是北方人，甚至就是北京人，普通话说得好好的，但非要学人家，非也要那样发音不可。这种模仿，连“东施效颦”、“邯郸学步”都不如。后者还可以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前者却是“知其不然非以为然”。
为什么会是这样？以为可以讨好观众只是表面的原因，骨子里也是更要命的，是把港台风格当成了流行音乐的原型和“正宗”！
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这类歌手往往表现得特别牛气张狂。唱了几首歌，学了点F4什么的，就以为自己成“大腕”了，那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傲慢劲儿傍着“原型”和“正宗”呢嘛。
谁是谁，哪儿跟哪儿啊！
我不否认本土流行乐最初缘起于港台的影响，也不否认模仿对初学者的必要性，事实上，我本人就受过这种影响，也模仿过；我所反对的是一味模仿，以模仿为能事，尤其反对为这样的追求假如这也算是一种追求的话推波助澜。
并非是针对具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