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全集(全)_1-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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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



　　【译文】



　　明朝时黄河河道向南迁移，人民在旧河道上耕种，有了收成。



　　有人提议政府应按田亩课税。御史高明（贵溪人，字止达）认为不行，他说：“黄河迁徙没有定位，税收的额度轻易改变不了，平地忽然间变为大河，日常税赋还是依旧，人民怎么承受得了！”



　　于是报准取消。



　　［冯评译文］



　　每见到沿江一带的县邑，人民为了江沙淤积的新田要缴纳田赋，因而赔损粮食，导致生活十分困苦！其实江中的沙在两岸淤积成为新田，官吏都很高兴，可以增加课税表现绩效；却不知道将来减少课税是如何的困难。



　　四川一带的盐井也是如此。陈子陛建议说：“有盐井才有课税，但因为有些旧盐井坍塌毁坏，而上级不肯免除他们的税，百姓受牵累，所以连新井都不敢开。应该订立新的法令，凡是废井一律免除课税，并准许开凿新井。从开新井那天算起，三年内免税，三年后才开始征收。那么人民的困苦就可得到纾解，利益也跟着产生。如果课税太重，一时不能完全除去，应加以调查，另编一名册，一旦有优惠政策下来先考虑给他们免税，或延缓征收，或缴纳半数。慢慢地再调查新生的田地，再渐渐补扣。这样几年下来，就差不多可以办妥了吧？



　　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度使奉太祖的圣旨：“山东、河南的人民，除了已经编入名册缴纳田赋的人照旧征收外，凡是新开垦的田地，不论多少，永远不课税，有力气的人随他尽量耕种去。”这个办法可以做为边塞地区屯田的标准办法。



　　81、王铎



　　【原文】



　　王铎为京兆丞时，李蠙判度支，每年以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籴米，且耗京国之食；若运米自淮至京国，兼济无限贫民也。”



　　籴米之制，业已行矣，竟无敢阻其议者。都下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也。识者皆服铎之察事，以此大用。



　　［冯述评］



　　国初中盐之法，输粟实边，支盐内地。商人运粟艰苦，于是募民就边垦荒，以便输纳，而边地俱成熟矣。此盐、屯相须之最善法也。自叶侍郎淇徇乡人之请，改银输部，而边地日渐抛荒，粟遂腾贵，并盐法亦大敝坏矣。“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圣言真可畏哉！



　　【译文】



　　唐朝人王铎（字昭范）任京兆丞（首都的市长）时，李蠙判度支（掌贡赋租税，量入为出的官吏），那时每一次米粮从将长江、淮河一带运到京师，水陆的运费每斗要七百钱，京师的米价每斗四十钱，因此有人建议命令江淮一带的人不要再运米进京，只要每斗缴纳七百钱就行了。



　　王铎说：“这个算法不对。如果不再从江淮运米、就地在京师买米，将会耗费京师的粮食，京师粮价就会上涨，而不再是每斗四十钱；反之，如果从江淮一带运米到京师，则同时可以救济很多贫民。”



　　后来在京师买米的制度推行起来，竟然没有人能阻止这个决定。京师的米价果然大涨，不到十天李度支请辞，因为没有百姓来京师。决议的人都佩服王铎明察事理，王铎也因而得到重用。



　　［冯评译文］



　　明朝初期实行中盐法，由商人运粮食去补给边境，边境再支付盐给商人运回内地。商人觉得运粮食很艰苦，于是招募人民在边境就地垦荒，以便利粮食的运输，后来边境所耕种的谷物都成熟了。这是运盐和屯田相互补充依赖最好的办法。



　　但自从叶侍郎（名淇，字本清）顺应乡人的请求，改粮为银缴纳官府，边境的田地遂日渐荒废，粮食价格高涨，连运盐的方法也破坏了。“注重小利则不能成就大事”，圣人的话实在令人心服！



　　82、孙伯纯



　　【原文】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县，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卖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在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其后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役，比旧浸繁，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山积，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又朝廷调军器，有弩桩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桩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岁被科无已时也。”



　　【译文】



　　孙伯纯以史馆修撰（掌管修史的官史）的身份出任海州知州时，发运司（掌发运米粟之官署）决议设置洛要、极浦、惠泽三处盐场。孙伯纯认为很不适宜。



　　发运使亲自到州郡来，一定要做这件事。



　　孙伯纯的反对态度甚为坚决。



　　百姓却集体到县府请愿，要求设置盐场。



　　孙伯纯说：“你们这些愚民不懂得长远的计划。官府买盐虽然有近利可图，官盐最怕卖不出去，而不怕不够卖。盐出产量多就会卖不掉，三十年后就看得见留下的祸患了。”



　　后来孙伯纯离开那个职位，官方终于设置三个盐场。



　　过后沿海一带犯人、盗贼、差役比以往增加许多，而三处盐场所产的盐堆积如山，卖到远方又交通又不畅通。亏损欠债，动辄使人破产。



　　人们这才明白孙伯纯的深谋远虑。



　　此外，朝廷征调兵器，有弩椿箭杆之类。海州向来没有生产这些东西，人民非常苦恼，请求用鳔胶（鱼鳔制成的胶）代替。



　　孙伯纯对他们说：“弩椿箭杆，大家都知道不是海州所出产的，只是一时需要罢了。如果用土产代替，恐怕你们年年都受到征调，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了！”



　　83、张咏



　　【原文】



　　张忠定知崇阳县。民以茶为业，公曰：“茶利厚，官将榷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为绢岁百万匹。民思公之惠，立庙报之。



　　［冯述评］



　　文温州林官永嘉时，其地产美梨。有持献中官者，中官令民纳以充贡。公曰：“梨利民几何？使岁为例，其害大矣！”俾悉伐其树。中官怒而谮之，会荐卓异得免。



　　近年虎丘茶亦为僧所害，僧亦伐树以绝之。



　　呜呼！中官不足道，为人牧而至使民伐树以避害，此情可不念欤？［冯注：林、衡山先生之父。］



　　《泉南杂志》云：泉地出甘蔗，为糖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直海贩。莅兹土者，当设法禁之，骤似不情，惠后甚溥。



　　【译文】



　　宋朝时张咏（甄城人，字复之，谥忠定）任崇阳县知县，县民大都以种茶为业。张咏对百姓说：“茶叶利润好，朝廷正打算实施官营，不如早些放弃。”于是命百姓改种桑树，百姓深以为苦。



　　后来官方实施茶叶专卖，其他县的百姓都失业，而崇阳县的桑树都已成长，养蚕织绢，每年产量达百万匹。



　　人民想念忠定公的恩惠，为他立庙。



　　［冯评译文］



　　温洲一带盛产好梨。明朝永嘉年间，有人拿去献给宦官，宦官于是命令百姓要以美梨进贡朝廷。



　　林官说：“梨子对百姓有多大的利益？假使每年都照例以梨子进贡，害处就大了。”要百姓把梨树全部砍掉。



　　宦官很生气，说他的坏话，好在遇到有人推荐林官表现优异，因而获得赦免。



　　近年来虎丘茶也成为僧侣的祸害，被僧侣砍伐殆尽。



　　唉！祸害不足道，但为父母官的人使百姓伐树避害，这种情意不值得怀念吗？



　　《泉南杂志》说：“泉南一带出产甘蔗，制糖以后利润优厚，往往有人把稻田改种甘蔗，所以稻米越来越少，都靠江浙一带供给。以后有人去那里当官的，最好设法加以禁止。初看起来好像不近人情，其实对后来有很大好处。



　　84、李允则



　　【原文】



　　李允则再守长沙。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则一日出令曰：“将来并纳粟米秆草。”湖民购之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为钱一千。自尔竞以田艺粟，至今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译文】



　　宋朝人李允则（字垂范）再度任长沙太守。



　　洞庭湖、湘水一带，低地田种植稻谷，高地田则因缺水，都任其荒废。有一天，李允则下令说：“将来纳税要同时缴粟米和稻草。”湖边的农民只好从襄州买，每一斗米换一束草，到湘水一带就值一千钱。此后农民把高地田全用来种粟米，至今湖南没有荒田，粟米天下第一。



　　85、程颢　毕仲游



　　【原文】



　　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边批：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



　　［冯述评］



　　建中初［冯注：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祐［冯注：哲宗初号］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冯注：神宗改元］、绍圣［冯注：哲宗改元］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出。［边批：此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译文】



　　宋神宗去世时，程颢（洛阳人，字伯淳，与弟弟程颐都是宋代名儒，合称二程子）正好送公文到郡府。



　　哀悼完毕，留守韩宗师是韩康公绛的公子，向他问起朝廷的事。



　　程颢说：“现在司马君实（陕州夏县人，名光，赠温国公）、吕晦叔（名公著，与司马光共同辅政，赠申国公）做宰相了。”



　　韩又问：“他们真做了宰相！以后会如何动作？”



　　程颢说：“应该和元丰（神宗年号）时期的大臣一样吧！如果先区分党羽，将来就令人十分忧虑了。”



　　韩说：“有什么忧虑？”



　　程颢说：“元丰时期的大臣都追求眼前利益，假使他们自己能改变那些残害百姓的法令，那自然很好。不然的话，党派斗争的祸害也许会没完没了。君实为人忠诚正直，但很难商量事情；晦叔为人练达世事，但恐怕能力不够。”



　　不久以后，这些话全都应验了。



　　［冯评译文］



　　徽宗建中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