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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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便留在金乡卫，尔后娶妻生子，金乡卫城内的人便讲一种以吴语为基础，掺杂了瓯语、闽语和蛮话的独特语言，形成一个方言岛。
在温州，类似于金乡话这样的方言岛还有。辟如苍南的蒲壮所城，城外全说闽语，城内说的是变调了的瓯语，泰顺全县以蛮讲与罗阳话为主，惟有百丈口镇说的也是变调的瓯语。泰顺与永嘉的深山还有些更小的方言岛，那就更弄不懂了。
第一部分 瓯兜的瓯地与瓯民：温州地理的人文解读瓯语的归属
对于温州话的归属（我这里的温州话指瓯语、蛮话、蛮讲等等温州人讲的语言的总称），据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章太炎曾将温州话归于闽语系，“属福建而从福宁”；赵元任和王力都将温州话归之吴语系，属南吴语；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温州话归为吴语系。似乎温州话的归属从此成为定局。我对语言研究一窍不通，不知如何分类的。我只是有个疑问：我能讲上海话，上海话属吴语无疑，我基本上能与无锡、苏州、杭州，乃至我们温州的邻居台州人沟通，但他们全听不懂温州话。沟通无从谈起不说，并且连语言结构都完全不同，将温州话归于吴语系我想不通。同样的，温州话也无法归到闽语系，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最近，我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为此在一些有关的会议上疾呼：应当有个瓯语系或是温州语系，将除闽语与大荆话（与台州话相似，可以明确地划归吴语系）外的所有温州方言，都归到这个语系来，不要再让那些不懂温州话的语言学家，将温州话一会儿塞入闽语系，一会儿塞入吴语系了！
我就此一观点请教我的多年好友，出版了《温州话》的沈克成先生。沈兄博学多才，汉语的电脑输入法——表形码（沈码）就是他发明的，同时他又是位语言学者。但他对我的观点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将他的网址给了我，于是我便看到了他的一篇文章《温州话从哪儿来？》。据他的考证，温州的先民（即瓯民）讲的是古越语，而古越语属于侗台语，是今日侗语、水语、壮语、傣语、黎语、泰国泰语、越南京语、缅甸掸语等共同祖语的兄弟语。其主要特点是形容词后置于名词，如：菜咸、笋干、饭焦等；副词后置于动词，如：吃添、走好等；及副词后置于形容词，如：红显、苦倒等。我认为还有将动词后置于名词，如关灯，温州话说灯关关，扫地，温州话说地扫扫等等。为说明问题，接着我只能引用沈先生的原文了，好在他的文章一向以简练著称的。
公元前3世纪，楚国灭越，派春申君治吴。楚人给吴越带来了最初的华夏语影响，从此汉语通过楚方言的形式大量进入吴越。楚治吴始于前249年，至西晋永嘉之乱长达560年，直到秦统一中国后，楚人在吴地仍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温州话中至今还保留着南楚沅湘方言，如“惮（发怒）、訾那（怎么样）、憨（痴呆）、晒谷壇、牛拔过看勿著虱爬过密密掐”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
秦始皇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为二。秦汉置郡设官驻兵，标志着汉人对吴越地区进入正式开拓阶段。汉以后，越民族逐渐融入汉民族大家庭之中。但没有汉化的越人却避入山区成为“山越”，当时的浙南、闽北一带还是越人天下。
五胡乱华，晋室南迁，大量汉族移民南下，在长江南方逐渐形成了江东方言，是现代吴语、江淮官话、闽语、徽语的祖语。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白读系统）的主要来源。宋室南迁，更使首都临安（今杭州）的吴语带上官话色彩，杭州人说的就是宋代由汴京中原官话渗入吴语而形成的独特的杭州吴语。由于政治变迁，在江浙一带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是汉人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努力学习土话，增强了当地汉语方言对非汉的同化力量，二是中原南迁人士大量聚集于新都城，又使都城一带形成双重语言制，即士族说官话，庶民操吴语。中国最大的几次从北向南的移民运动都发生在唐宋。中原方言在温州方言中留下了中古层次即文读系统。江浙北部地区受北来雅音官话的影响形成北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而离京城较远因而发展较慢的南吴语（以温州话为代表）则仍保持较多的古老特征。在现今的汉语方言中，吴语的地位仅次于官话居第二位，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用语。
从沈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几种概念：一是温州人原先讲的是属于侗台语的古越语；二是楚人给温州话带来了最初的华夏语的影响；三是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白读系统）的主要来源；四是中原方言在温州方言中留下了中古层次，即文读系统。根据这四个概念，我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现今温州人讲的温州话是以属于侗台语的古越语为基础，并受到楚语的影响，其白读系统主要来源于江东方言，文读系统主要来源于中原方言的东越语（或瓯越语）。瓯语系（或温州语系）中包括了瓯语、蛮话、蛮讲、金乡话以及我们还未给取名的温州方言。因为瓯语（或温州语）与吴语、闽语、江淮官话、徽语一样，祖语同属江东方言，所以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吴语及闽语与瓯语的共同点更加明显，但这种共同点还构不成从属的关系。正如粤语与闽语的关系一样，它们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之间没有从属关系。我们不能因为讲温州话的人较少而将它随便往哪个语系里塞。小国也是个国家，在联合国里，大小国家都是一个席位。在我们的语言“联合国”中，也应还瓯语系或温州语系一个应有的席位。
一次我坐火车由上海至青岛，与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位记者同一软卧包厢。他常驻中国，汉语非常好，他说自己就是听不懂温州话，很想学，可惜没有机会。他认为温州话的独特性和温州人的独特性一样，很可以夸耀于世。我突然悟及：我的关于瓯语系或温州语系的概念是提出的时候了！它的背景就是基于温州与温州人现时在全国的巨大影响。
不过我还有点自知之明，以我这种中人之下的才能和水平，加之现在又在经商，无法再
辟一条语言学的研究之路。我赞同李国文先生在他的《中国文人的活法》中讲的一段话：“譬如当文学家，就得舍去当政治家、经济家、文化家的念头；同样，当了政治家、经济家、文化家以后，还要当文学家，没有超常的智慧，没有非凡的才气，通常都是要出洋相的。”我只能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以引起诸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郑张尚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语研究室主任游汝杰先生，以及沈克成先生等温州籍的语言专家学者的注意，让他们就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探讨，或许能让温州话有个正确的定位，不致因为使用的人数稀少便随意往哪个语系塞。
我希望有更多的语言学家来关注这个“思思、此此、次次四。”
第一部分 瓯兜的瓯地与瓯民：温州地理的人文解读说点温州话和温州话的故事
有一点这位日本记者没有说错，温州话与温州人一样具有独特的个性，与闽语和吴语均大相径庭。有的是你要这般说，我偏要那般讲，你说拖鞋，我讲鞋拖；你说砧板，我讲板砧；你说好走，我讲走好；你说包子，我讲馒头；你说馒头，我讲实心包；你说热闹，我讲闹热；你说蹄膀，我讲膀蹄；你说碗豆，我讲蚕豆；你说咸菜，我讲菜咸；你说老丈人，我讲丈人佬……
有的是直白得土到掉渣：你说亮，我讲光，月亮叫月光，天亮叫天光，吃早餐吃天光。袋叫兜，口袋叫兜兜，布袋叫布兜，围兜叫做澜汪兜。蛋叫卵，鸡蛋叫鸡卵，鸭蛋叫鸭卵，卵石叫做石板卵。干叫燥，烘干叫烘燥，晒干叫晒燥，阴干叫做阶沿头阴阴燥……
有的又文诌诌的，保留了许多古汉语，这点从宋人话本、《今古奇观》、《三言两拍》等书上可以得到印证：年轻叫后生，麻烦人家称让你生受，舅母叫妗娘，姑姑叫姑娘，阿姨叫姨娘，小孩叫琐细儿，中午叫日昼，陌生叫打生……
还有一种根本说不出道理来：跨说碰（音“彭”），抱说佗，撕说铎，天上叫天里，山上叫山里，床上叫床里，街上叫街里，吵架叫论场，眼红叫眼汪热，害羞叫睇人睛，膝盖叫脚窟头，腋窝叫拉扎下，床头叫眠床头。温州人有时调皮，考考外地人对温州话的理解能力，便说：雨伞夹啦拉扎下，浪荡鸡痦（屎）拌糖霜……
温州话中有的俗语像顺口溜；讲起来又形像又生动。如：“有的人（有钱人）千套万套（指衣服），冇的人旺竿头（竹竿）等等燥（等衣服干了才有得穿）。”
“十个媒人九个瞎 （音似哈，即撒谎），还有一个冇结煞。” “三个老人客（妇人），抵得百只鸭（指吵闹）。”
“讲你好脚勿跷起（翘的意思），讲你毛（坏）嘴勿跷起。”……
好了，可以打住了，温州话的独特性有时会令人捧腹。
我觉得会讲温州话常常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下海后的这些年，与人谈项目的时候，要到拍板的关键时刻，你没有回旋的余地，你的话我们都听懂，我却可以说声对不起，然后当着对手的面，自己几个叽哩咕噜一通，行，表态吧；旅游的时候，碰到温州老乡，叽叽喳喳，听得人目瞪口呆，开怀一笑。我以为温州话对温州人的亲和力，要比其他语言来的大，因为物以稀为贵，也因为奇货可居。
记得也是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十六浦码头排队买回温州的轮船票，前后排了好几百人，真是熙熙攘攘，突然不知为什么，有个带红袖标的中年人要将站在我前面的三个听口音像是温州乐清人的拉出队伍到管理办去，于是就吵开了。带红袖标的似乎是个头儿，手一挥，办公室里出来一班人马，坐地老虎出山猫，这三个要吃亏了。没想到他们并不胆怯，其中一个用温州话指挥：“你掩护，我动手，厕所门口。”呼地两个人同时出手，迅雷不及掩耳，已经将红袖标拉到了厕所边，分工掩护的那位摊开手拦住了办公室里出来的那班人。我们排队的也一齐围上去，“让他平安点吧。”他朝红袖标努了努嘴，这班人只好迟疑地站住了。后来很快地就化干戈为玉帛，三个人重新回到队伍，红袖标向那班人挥挥手：“有证明的，我认错人了。”队伍还很长，我便同他们聊天，原来他们是票贩子，每天每人排两张票卖给不愿排队的人，一天可以赚十几元钱，大约排队多了，被这“红袖标”认了出来。这是卖苦力的活，但能赚钱。那时大家的工资水平每月几十元，他们一天能凭此赚十几元就算很好了。我问他们刚才怎么摆平“红袖标”的？一句话，10元钱。他们笑着回答。“什么话这么厉害？”简单的很，“老师傅，你家住方浜中路××号三楼，”然后在他的口袋里塞了十元钱。原来他们早已跟踪过这个“红袖标”！但这个“红袖标”也是老江湖，他掂量了一下，家庭地址让他们查到了，不要找麻烦，而网开一面还有好处，就选择了后者，于是化干戈为玉帛。
闲聊中，他们知道我有记者证，就自告奋勇地拿着我的记者证去找“红袖标”，没多花一分钟，居然被他们搞到了一张三等船票（能报销的上限），免我一个多钟头的排队之苦。我用温州话向他们表示感谢：叫你们生受了！
这是温州人在艰苦环境中练出来的生存能力，也是因难懂的温州话出奇制胜的实例。当然也可以看出，温州人在起步发家的初期，难免带点不很干净的色彩，后来，他们中的两个人在上海北京路扎下根，开间五金电器店，一家人都住在上海，并且与我成了朋友。
还有件事，顺便在此一说：2002年我与另一温州人坐软卧去天津，在南京站上来两位南京人。我们当时正就一件事讲得热闹，仅与他们点了点头。巧的是我朋友手中正拿了一份《读卖新闻》，那是他在床底下找到的。两位南京人说：“看来我们要跟这两个日本人坐到北京了。”我看其中一位手拿扑克，猜想他上车前就想好要邀同包厢的另两位打牌的，偏遇到了“日本人”。我们不禁笑了，他们才问：“你们能听懂我们的话？”“岂止听懂。”我笑着说。心想，我的普通话比你们说得好。“那你们怎么说这种古怪的话，像日本话似的。”我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