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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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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瓯兜的瓯地与瓯民:温州地理的人文解读难端的“瓯”

    金瓯无缺——瓯地的人民,在历史上为抵御外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后,按说温州应当走出这种外侮频频的困境吧。其实不然,新中国建立后的数十年之中,这种“瓯”样的地理环境依然让温州人吃够了苦头。    
    倭寇、洋人选择从温州进来,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也选择从温州进来,其原因还是因为这边易攻易守,进可扼守咽喉要道以图中原,退可遁入山里长期潜伏,从战术角度说,这个“瓯”形的地方,又是国民党眼中的桥头堡。    
    1949年11月,温州刚解放不久,台湾国民党就派遣“浙瓯游击队”200余人,乘汽船两艘,帆船五只分两路在平阳马站登陆;1950年2月,国民党又派遣“东南反共救国军浙闽边区第一师”由师长王丁植带领,20多人在平阳石坪乡登陆。尔后,同年7月,国民党的正规军100多人分两批又攻石坪乡;几乎与石坪乡战斗的同时,另一股70余人从永嘉的清水埠登陆,清水埠与温州市区仅一江之隔,战斗的枪声市区可以清晰地听见;……解放初期,在温州这类事太多了!直至1963年,温州解放十几年之后,国民党“反共挺进军第三十一支队”的两拨人马,还在平阳的大淹湾和永嘉的虎头岩相继登陆——我在温州文化局工作时的两位领导陈又新、沈国洌Щ咕驼獯问录戳恕抖P∩诒返南范媒薄!   �
    虽然国民党小股武装的侵扰终究成不了气候,每次总是以被击溃或消灭而告终。可是温州人却因此吃大苦头了!温州被定为前线地区。不允许在温州投资大的工程项目,不许在温州建高楼,对于温州的一切工作都要从战备的需要出发……    
    记得我刚念初中时,班主任兼大队辅导员召集我们干部开会,画了一幅温州地图,然后解释说:这三面是山,一边朝海,就是大口袋,敌人一进来,只要把海这边一封锁,就是扎紧了袋口,就可以关门打狗了——此时的“瓯”,又成了捉鳖之瓮。    
    她讲时热情洋溢,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她没有想到,我们更不知道,为了这“关门打狗”,温州人比别处的人更严密地被控制,每个政治运动温州都要被严格筛选;因为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的失业率更高;温州人的住房更紧张;温州学校的比例也低,温州人更少升学的机会;甚至连温州的干部升迁的机会也更少;温州的一切建设都滞后……温州人真是倒霉透了!    
    根据权威部门统计,从建国后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累计只有5。95亿元,平均每年1983万元。温州有人口七百多万(当然解放初期没有这么多人,但从1953年到1962年十年时间,台州与丽水两个地区的大部分县属温州,所以仍按七百万人来计算),也就是说每年每人能摊到2。83元人民币!换个方式来说明:国家对温州三十年的投资总额,还不及对宁波市1990年一年的投资额,实在太不公平了!    
    另外,温州的土地总面积是11784平方公里,人口总数是755。8万人。也就是说温州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1‰,人口约占全国的6‰,人均土地面积只约二亩左右,远远低于全国人均(12亩左右)水平。这个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温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而这里的二分田还是个约数,实际耕地面积仅是全市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也就人均0。33亩左右。再好的气候,再肥沃的土地,再勤劳的人,能产出多少东西来?加之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真是爹不疼娘不爱,“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人成了向隅而泣的弃儿。    
    这个饭碗,真不好端!    
    复杂的“瓯”字情结    
    世外桃源般的黄金时代在记忆中渐渐远去,留给瓯民的,尽是离乱与困顿。所以,温州人对于这个“瓯”字,带有复杂的情感,简而言之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故土,恨的是它的闭塞给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带来的困境。    
    这种情绪表现在日常生活语汇中,温州人一向将这个“瓯”字作为贬义词来使用。比如形容某件事情办得拗手,不顺畅,称为“瓯里瓯兜”;形容某人性格怪异、为人处世不爽直,也叫“瓯里瓯兜”;说某人小里小气,出手不大方,叫作“手瓯里开销”;说这个人衣着邋遢,形貌猥琐是“瓯兜相”;而讨饭用的盛器就叫“瓯兜钵”……    
    我朋友何纪椿先生是温州人在香港创业比较早,做的产业又比较大的一位老板。他的一家香港公司便叫瓯江实业公司。因为香港不少人不知道这个“瓯”如何念,往往将它读成“甄”字。还有人称用这个“瓯”字不好,“瓦”容易打碎,彩头不好,何先生便将这个“瓯”字改为“欧洲”的“欧”字。“瓯江”便成了“欧江”。后来他与我合作在温州办了个欧江实业公司。温州人都认识这个“瓯”,又以为我们将字写错了。温州只有瓯江,哪里有欧江呢!    
    也正是这个“瓯”字,给温州人造成一种困境的同时,却也使得温州人形成与别处不同的群体个性,让温州人在中华民族中独树一帜。比如共同在这个“瓯”中生活,温州人容易抱成团,同舟共济,非常团结;这个“瓯”又是开口的,开向浩瀚的大海,故温州人的心胸非常开阔、目光远大,很早便向海外发展。    
    由于瓯地的特殊性,外敌不断进入抢掠,而中央政府视瓯地与瓯民为弃儿,温州人只能自力抵御,从而造就了温州人好武、强悍的性格,经常能创造以少制多,以弱斗强的英雄业绩;国家不向温州投资,温州人只能自力更生,自找出路,又造就了他们的经商才能,他们不找市长找市场,不看风向看走向;……于是同样一个“瓯”字,却又成就了温州人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真可谓败也是“瓯”,成也是“瓯”。


第一部分  瓯兜的瓯地与瓯民:温州地理的人文解读古怪的瓯语:温州话

    奇怪的表彰会    
    瓯般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少独特的人文现象。古怪的温州话便是其一。常有外地人听我们讲温州话说:你们讲的是什么鸟语!温州话实在难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温州军分区礼堂召开了一个表彰会。我有幸以媒体记者的身份参加,那时我在编温州解放后第一个通过邮局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文学青年》。表彰的对像是从老山前线作战归来的战斗英雄。与越南打仗是非常艰苦的,     
    作战的双方太“知已知彼”了——因为过去是“同志加兄弟”,并肩作战几十年。作战风格相同,彼此非常了解对方的战略战术。加上越南人久经沙场,与法国殖民者作战,同美国侵略者作战,并且都是胜利者。由于中越作战的艰苦,也出了不少感人的文学作品,如《高山上的花环》等。我那时正在写作,以为可以挖点好素材。    
    受表彰的战斗英雄有八九位,个个戴着大红花,笑得一脸灿烂。我认真地听着有关这些英雄光辉业绩的介绍,并飞速地记录着。可记着记着,不禁停了笔,什么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作战英勇,不怕艰苦……之类,具体的事例呢?写报告文学或小说要的是细节,是动人的故事,不要这些套话,看来要在会后进行个别采访了。我请市委办公室的一位秘书朋友帮我安排采访,他却摇了摇头:“恐怕不会同意让你们这些笔杆子采访的。”“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既然让媒体记者参加,总是要进行报道的。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这是个军事秘密,别到外边说去,他们都是因为会讲温州话而立功的。”    
    这也算是个奇闻,温州人当然讲温州话,但在部队里应当讲普通话。我本人曾经当过兵,在连队里我们温州兵常常让连长、指导员刮鼻子(批评),说我们碰在一起总叽哩呱啦说什么鸟语。他们怎么会因为讲温州话而受表彰呢?他吞吞吐吐。我又找在分区的熟人,还直接拿着记者证(当时这个证件还是很管用的,不像现在弄滥了)找战斗英雄采访,终于弄懂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当时作战的主要通讯工具是步话机,上级靠步话机指挥战斗,下级靠步话机请示报告,即所谓:“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之类。但步话机很容易被对方所截听,你讲普通话,敌方也会找会讲普通话的人来听,你讲广东话或广西话(当时战斗主要集中在广西与越南交界),敌人也找懂广东话或广西话的人来听。怎么办?有位指挥员一下子想起他手下的几个温州兵整天叽哩咕噜,说着谁也听不懂的鸟语,对,让他们上!于是步话员全都换成温州兵,这一招还真灵,对方连听到的是哪个地方话还没搞清,就稀里糊涂地吃了败仗。战斗胜利了,温州兵功不可没,个个受到了表彰。只是受表彰的理由不便说,于是便个个“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了。温州话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    
    “思思、此此、次次四”    
    这是一个奇怪的小标题,不是温州人是不会懂的。这个小标题的七个字,是我考全国各地的作家、语言学家的一道题目,并且屡试不爽,几乎没有一位外地的作家或语言学家通过这个考试的。    
    新编的《温州市志》关于温州方言的概述中有这样一句话:“温州方言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可称全国之最、世界之最。”是否世界之最不得而知,至少在全国范围之内,温州话     
    的难懂是很出名的。    
    温州话粗粗一算在十数种以上。如苍南、平阳有北港话、蛮话、金乡话;泰顺有罗阳话、蛮讲话、畲客话;乐清有大荆话;洞头有闽南话;永嘉有仙居话、青田话等等。而且其中不少话是无法直接交流的,它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像山东话与河北话之间的交流,相互能听懂只是口音不同,温州话的这些语种之间大都相互听不懂。    
    瓯语在温州讲的人最多,估计超过一半。市区、永嘉、瑞安基本上都讲瓯语,平阳、文成、乐清大部分也讲瓯语,外地人指的温州话就是瓯语。我上面说的“思思、此此、次次四”就是这种话。闽语讲的人也不少,平阳、苍南、泰顺、洞头不少人都讲闽语。但泰顺部分人讲的闽语与福建的寿宁县相近,属闽语中的闽东话系统。其他三县人讲的是闽南话,与厦门、台湾的人能顺利交流;苍南有部分人讲蛮话,“蛮”字有蛮横、不讲理、土里土气的意思,含贬义,但这里是个中性词,仅指苍南钱库、舥艚等乡镇讲的一种土话。前面写的温州兵受表彰的事我推测就是讲蛮话。因为当时报的战斗英雄的籍贯都是苍南人。讲蛮话别说是越南人无法破译,就是我们这些地道的温州人都听不懂;蛮讲又是有别于蛮话的另一种土话,泰顺县泗溪、三魁等乡镇人说的;畲客话是居住在温州的畲族人说的语言。温州的少数民族据说有39个之多,但39个少数民族总共也不过温州人口的1%左右。其中畲族最多,有近六万人,分布在泰顺、文成、苍南和平阳等县。畲族是外来客居温州的,所以温州人称之为畲客,畲族妇女称畲客婆,畲族话也就称为畲客话了;温州话中还有泰顺罗阳的泰顺话、乐清北部的大荆话等等等等,套用一句时髦话叫不胜枚举。其实,再说下去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因为我自己都搞不懂温州话,我曾对那位教语言的朋友说过:要能搞懂温州话,那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家。    
    不过,无论如何“不胜枚举”,金乡话还是一定要“举”的。金乡话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方言岛,只在苍南金乡镇城内(旧金乡卫)使用,说金乡话的大约只有三万人。说起金乡话还是要提到戚继光和戚家军。自元以降,倭寇为患,明初开始猖獗,特别是方国珍、张士诚失败之后,余党逃入海隅,与倭寇勾结,不断搔扰温州沿海,为抗倭患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金乡卫(现苍南金乡)、磐石卫(现乐清磐石)以及宁村、蒲门等千户所,筑卫城和所城,卫所附近建烽堠(烽火台),以传递军事信息。有卫、有所必有人守,招募了不少兵丁,不足部分由义兵来凑,所谓义兵,便是因地方不堪倭患,青壮年自发组织的。但倭患仍然连连,效果似乎不甚理想,直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由登州卫指挥调浙江任参将。他见旧军素质不良,去苍南、浙东特别是义乌等地招募农民矿工,编练新军,成为抗倭主力,效果彰显,他也因战功升任统兵官。倭患稍息,戚继光奉调北方,部分戚家军便留在金乡卫,尔后娶妻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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