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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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正直的言论。皇帝让他备及宠荣，正直的话他还是要说。苞苴，蒲包，“货贿必以物包裹，故总为之苞苴”。也就是说在他的严厉打击之下，行贿之人的苞苴没有地方送。张璁做官与刘基一样，做出了温州人雷厉风行的风格。并且他懂做生意，运用市场法则——物以稀为贵，帮助老乡赚钱，这也是温州人的特点。温州人很喜欢张阁老，所以有不少关于他的故事。温州松台山妙果寺边至今还有张璁碑亭，还将他居住的府邸旧址称为张府基来纪念他。
有明一朝，挟南宋之余威，温州人做官的还不少。与张璁前后不远的尚有章纶，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进士，因上疏主张“内宫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权，后宫不可盛声色”而触怒景帝，被下锦衣卫大狱，“榜掠惨酷，血肉狼藉，濒死无一语”，也算做出了温州人强项的风格。官至礼部侍郎，算是副部级了。还有高友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进士，做官不畏强梁，官至刑部尚书。王瓒，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进士，殿试一甲二名，温州人呼之“榜眼王”，官至礼部侍郎，也是不怕死的官。现时在温州，章纶故居、高友矶的墓、王瓒的石牌坊仍保留。温州老百姓对温州人中的“清官”都没有忘记。
入清以来，温州人又落后中原一大截，为官的人既少又无大官。直至清末的孙家和黄家茁起，情况稍有改观。
孙家是指孙衣言和孙锵鸣两兄弟。孙衣言（公元1814…1894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进士，官至湖北、江宁布政使、太仆寺卿，也不算小了，因频抗两广总督沈葆祯提用库银而回老家，与子孙诒让一同建有著名的“玉海”藏书楼。孙锵鸣（公元1817…1901年），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进士，道光二十七年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李鸿章、沈葆祯均出其门下。以三品卿衔致仕，故俞樾有一联称他“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两门生”。孙衣言毕生致力于阐述永嘉遗学，孙锵鸣更亲恭力行，在温州推广种牛痘、提倡解放缠足妇女。他们都做出了温州人为官的特色。至于孙诒让，因未正式中进士做大官，这且不去说他。
第三部分 上海人与温州人的关系：大哥与小弟为官的温州人（3）
黄体芳（公元1832…1890年），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进士，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大约算国防部副部长吧。黄绍箕（公元1854…1908年），黄体芳子，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黄绍弟（公元1855…1914年），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进士，任过湖北学务总办、署湖北盐法武昌道。他们一家三人同朝为官，又都刚正不阿，颇有政声，也是一段佳话。如黄体芳劾使俄大臣专擅误国，言人所不敢言；黄绍箕咸与维新，在康有为组织并任总理的保国会中担任常议员（常务委员）兼宣讲员（宣传部长）。维新失败又奔走为康梁出逃；甲午战败，翰林院反对割地求和的奏疏为黄绍箕、黄绍弟兄弟领衔起草等等作为，均有温州人为官的特色。
有一点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温州的官吏也不算少了，却没有一个有名的贪官。即做官的温州人不贪，至少是不很贪，所以无贪官的名。明朝是贪污大朝，严嵩和严世蕃父子便是有名的大贪官，彼时温州人做官的也不少，似乎无有贪名，值得在此一说。
第三部分 上海人与温州人的关系：大哥与小弟另类当官人
温州人称官吏为“当官人”，有几位当官人比较特殊，不是上述封建王朝的正儿八经的官吏，却很有影响。
民国时期，有一正一反的两个大官，一位是张冲张淮南（1903…1941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了，并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权力不小。但他特立独行，并非蒋介石的应声虫，曾与陈立夫一同去苏联谈判中苏复交。西安事变后，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曾伴周恩来一次登上莫干山，两次登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力促国共合作的谈判成功。周恩来总理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云：“因先生之力，两党得以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1937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主任秘书，同年任考察苏联实业团副团长，赴苏联接洽军援事宜。归国后还创办俄文专修学校，自任校长，培养了一批俄文翻译人才。在国民党的高官中他是另类，很有温州人的个性特点。
1939年，国民党由对外抗日转向对内反共，国共摩擦风波迭起，团结之局日陷险境。张淮南坚持正义，力挽狂澜，为两党团结抗日而不懈奔走。1941年8月，因患伤寒在重庆病逝。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联名题有一挽联云：“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虐，沉疴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不能只说好的，往温州人脸上贴金，还有一个人物也要说一说，那就是梅思平（1896…1946年），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之后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也是个文化人。曾在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过往甚密。抗战期间，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员的名义在香港活动。1938年11月，代表汪精卫集团参与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等在上海重光堂会议，设法促成汪精卫叛国投敌。12月，汪精卫即悄悄离开重庆，公开发表“艳电”，投降日本。1939年夏，梅思平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同赴上海组建汪伪政权，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内务部长等职，是汪伪政权中的核心人物，大汉奸。
但发生在他身上的有件事却也体现出了温州人的特点：其女梅爱文当时尚在中学读书，很有爱国思想，为父亲的不齿行为而羞愧。在她的亲戚马骅（诗人莫洛）先生的策划帮助下，她大义灭亲，在报刊上发表声明，声讨父亲的投敌卖国行为，并宣布脱离父女关系，一时传为佳话。1945年，日本投降后，梅思平为国民党政府所逮捕，翌年9月被处决，为其应有下场。
2002年我去台湾，听说台湾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倪文亚，台湾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都是温州人，官也是做得够大的了，可惜行色匆匆，没有拿到具体资料，在此一笔带过。
解放后，当官的人不再叫官，叫作干部，我将在另一章说说温州的干部。但有一位温州人不能叫干部，他是位大官——非洲加蓬共和国外交与国务部长让？平（程让平）先生。大家也许会奇怪，加蓬的部长与做官的温州人有什么关系呢？且体听我闲说一下。
加蓬共和国位于非洲的中西部，横跨赤道线，西临太平洋，有非常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和铀、锰、铁、金等矿藏，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木材蓄积量达三亿多立方米，故有绿金之国的美誉，现在是非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早在上世纪初，就有华人远渡重洋，到这块土地上定居。温州瓯海区人程子平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法国辗转来到加蓬的，因当时加蓬是法国的殖民地。程子平在加蓬从商、从政都很成功，曾经担任过州议会会长。让平便是他的儿子，1942年出生于加蓬的翁布埃，应当说是加蓬人了，但按血缘来说还是温州人，温州的亲友都叫他程让平。他于1965年留学法国，并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步入政界，历任加蓬驻法使馆参赞，加蓬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非洲组织主席，七十七国集团副主席等职。1990年，他升任新闻、邮电、旅游、娱乐、准公共改革部部长及同议会联络部部长，并兼政府发言人。同年又任矿业部部长，11月改任能源部部长。1992年任水利部部长，1993年当选石油输出国组织执行主席。1994年任外交与合作部部长，1997年任计划、环境、旅游部部长，1999年升任外交与合作部国务部长。2005年，程让平更是联合国的轮值主席，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一连串令人眩目的职务，说明了程让平在加蓬乃至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他没有忘记自己是“龙的传人”，没有忘记温州。1987年2月，他随邦戈总统访华期间曾特意来到温州寻根。1994年随姆巴总理访华时，又携妻子赴温认祖。2000年4月，他应唐家璇外长的邀请再次访华，又回到温州探亲，这说明他心中的“温州情结”。他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衷心希望早日看到中国的和平统一，并宣称即使金银铺地也不会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他还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崛起振兴的世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是更加繁荣与进步的中国，更是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发挥巨大影响的中国。作为龙的传人，他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做官的温州人由高丽国的周佇说起，到加蓬共和国的程让平结束，颇具温州人特色，也是一绝。
第三部分 上海人与温州人的关系：大哥与小弟桔生淮北则为枳（1）
做官和当干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将它分为两章来述说。做官是役民，当干部是役于民，即为人民服务，是公仆。问题在于，干部处于权力机关，手中有的是刀枪棍棒，老百姓无权无势，两手空空。如果干部用手中的刀枪棍棒为民谋利，便是真正的公仆，用那些工具来吓唬老百姓，老百姓便诚惶诚恐、抖抖嗦嗦了。所以干部也很容易嬗变为役民者的官僚。晏子说：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大约前些年温州的土壤类似于“淮北”，很出了几只“枳”（即温州人俗呼的枸桔）。上章我说过，历史上温州人不出贪官，现今温州的贪官却名闻遐迩，媒体竞相报道，网上的消息也比比皆是。
本来我想先从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局长王天义说起的，事情有时就是那么巧合，正在我动笔时，一则消息像风似的传遍温州的大街小巷，那就是曾任温州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后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仓皇出逃境外的事（现已在荷兰落网）。杨秀珠我认识多年，在温州一向是位颇受争议的干部，说好的人将她捧上天，说差的人将她贬得头上生疮、脚底流脓。
消息从网上下载，原载《中国法制报》，作者叫陈东升。标题《女厅长失踪之谜》，抄录部分如下：
四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正在老家温州市参加一个房地产会议的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给厅里挂了个电话，称老母亲病了，要求请几天假照料老人。几天后，当有关部门领导提着礼物上门慰问杨母时，才知道这个电话竟然是个障眼法：老人没病没灾，杨秀珠却一去不见踪影。事后调查证实，杨已携带女儿、女婿、外孙在上海虹桥机场仓皇出境。
在温州，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城市化办公室主任、前温州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杨秀珠是个有很高知名度的人。初中毕业的她原是温州市饮食服务公司一名卖馒头的服务员，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从此平步青云，一直跃升至有着七百多万人口的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后又调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在该省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赏识她的人认为其干劲足、能力强，对她重用有加，一路提拔升迁；反对与控告她的人认为其“独霸土地审批和房地产开发大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大肆侵吞挥霍国家资产”，是“温州巨贪”。杨秀珠当了四五年副市长，温州市的一些老领导、老干部告状告了四五年。
杨秀珠在温州确实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她的争议并不是从当副市长开始的，自从她当上规划局长时便开始了。她当副局长之前对时任局长非常好，一当副局长便斗局长，局长是同济大学毕业的规划专家，七斗八斗让她斗了下台，她便成了局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城建规划她说了算，据说因为外行，常常朝令夕改，乱糟糟的。有人说：什么规划，是杨秀珠在鬼画符！
你们说我不懂？她神通广大，没多少时间就成了同济大学研究生班毕业生，文凭红彤彤的。后来据知晓内幕的人说，那是她向同济大学捐赠三十万元钱换来的。
既有文凭又会跑动，不久之后便当上了市长助理，再让一位建筑师出身的管城建的副市长，换作政协副主席，让她当了管城建的副市长。当市长助理时，她与时任市长的陈文宪关系不错，当上副市长之后不久，社会上又在传说她也和市长斗。真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斗的结果是市长陈文宪调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