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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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的统计显示，2002年岛内48％失业者是属于因景气衰退而失业的“循环性失业”。但值得注意的是，“结构性失业”近年来激增的情况则为历年各时期所仅见。“结构性失业”人数升至79万人的历史新高，较上年同期骤增312％，显示这一波日益严峻的失业，已非单纯的景气低迷而已，岛内产业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基层工作机会的流失，已成为失业激增的重要原因。“台湾省主计处”：《2002年主计处统计资料》台北。
“主计处”表示，失业可分为“摩擦性失业”、“循环性失业”及“结构性失业”三类。刚踏出校园的社会新鲜人在求职期间以及为找到更好工作而暂时辞职者被视为“摩擦性失业”，这类失业者对社会及经济发展并没有影响。据“主计处”估计，近3年摩擦性失业人数大多维持在15万～19万之间，并无大幅成长的现象。台湾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在不久前的一场探讨失业问题的研讨会中，多位学者建议“经建会”应发挥整合“经济部”、“教育部”及“劳委会”等部门，尽速研拟一套有效解决失业问题的中长程计划；否则，继中高龄失业潮之后，不久台湾也将面临白领的中产阶层失业潮。
至于因为景气衰退、企业关厂裁员而失业的“循环性失业”，近年来则随景气的走势而有升降，2000年初景气趋热，循环性失业曾降到9万人以下，到2001年随着经济衰退而暴增到21万人，2002年由于景气复苏仍弱势，尤其商业景气持续低迷，循环性失业因此持续增至25万人。“主计处”指出，这三类失业中仍以“结构性失业”人数的成长最为明显，1996年之前这一类失业者占总失业人口比重不及5％，但是从此一路攀高，到2000年时达到11％，2002年前11个月更升至153％，7年之间激增10个百分点，显示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台湾省主计处”：《主计处统计资料》；台北。
因产业结构变化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在这三类失业问题中最为棘手，理论上，政府可以通过职业训练、就业信息的提供以减缓结构性失业，但由于产业升级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多半是工程师、技术人员，而流失的就业机会多半属于基层劳力，这些人力很难移转至新兴产业新增的工作机会中，在长期找不到工作下，极可能成为长期失业的人口，甚至退出职场成为“隐藏性失业”。
第五部分身处变迁下的台湾中产阶层（1）
人类学家克利佛吉利兹曾指出文化最主要的元素是“共识的意义”。余德慧：《中国人的心理系列》，台北：张老师出版社，1991。也就是说，大家的行为，在社会的生活之中，仿佛存在着彼此共同的了解，例如：努力工作、获取成功、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娶妻生子、赚钱养家、考上大学、光宗耀祖、孝顺父母、在小吃摊吃东西等，当我们提到这些事，大家都明白其中的意思，这就是所谓“共识的意义”。于是当大多数人所共识熟悉的规律改变时，就产生了文化的变革。它是一种决定性的突破，是一种改变我们过去生活的法则，有时是与过去生活完全相反的，有时是增强现时的生活法则，其文化理念是相互交错又冲突的因子，有时是以传统的保守民俗持续显现，有时则以全面外来西化为主导，这种参差不齐的人文变革所造成的结果，无意间形成了台湾社会中的“文化变迁”。一般的民众并不以此为意，他们多半是顺势而行的老百姓。但是，在台湾社会网络中最具影响力、主导性，又最能反映知识分子言行思维以及一般生活水平的中产阶层持何种看法呢？他们是真的已确定了自己的方向？还是仍在与未来角力？
被重塑后的社会文化
1961年以后逐步进行的工业化，1970年代的快速经济成长，这些努力的主要目标在于稳定与致富。其间虽伴随着一些文化活动与政策，但在政治层次上并不是重要的，而且相关机构功能的发挥相当有限。因此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台湾由于追求经济的成就而被忽视；甚至被拋弃了，而产生一些新的文化特质。吴乃德：《中国人的心理系列》，台北：张老师出版社，1991。
在社会伦理上，年资、年龄、性别等归附地位或与归附地位有关的一些条件不再是伦理价值的主体，而改以能力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基础。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一般社会运动和社会等级地位上，也表现在政治活动上，因而传统的威权主义不复存在而强调竞争与能力。
在角色关系上，由于社会伦理关系的转化，打破了稳定的传统关系，神秘性、特殊性被拋弃，而由理性和一般性取代，亦即社会关系的建构根据个人的能力和成就来决定，因此社会流动加速；角色地位的变异性相对加大；此种现象亦表现在政治和经济经营组织的系统上。
在家庭结构上；原有的以父子为主轴的家庭文化被打破了；明显转化为以夫妻为主轴的家庭模式；传统的角色权威如父权、夫权亦在快速减弱中；父母子女间走向平权主义；夫妻关系也注意到社会地位如社会阶级、经济收入等因素而调整彼此间的角色扮演。张苙云等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综述——90年代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系列二》；台北：社会学研究所，1998。
传统的规范性文化对现阶段的台湾而言已难以适应，传统的理想性文化亦面临严重的挑战。因为规范性文化系依据传统的理想性文化而产生的，但当前台湾在现代化过程中，显然传统的社会集体主义的理想性文化不再被重视，因而形成了实际文化与规范性文化间的冲突现象。“重新调适”遂成为必要。张苙云等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综述——90年代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系列二》；台北：社会学研究所，1998。
台湾在内外环境的要求下接受了西方科技文明进行工业化，追求经济成长。虽有其硕果，但却仍须付出进行其他文化部门调整的代价。以台湾既有的成就条件包括教育的、经济的，均足以让其在改革中走向新的文化模式。这种新的文化模式将是对传统文化的省思、过去行为的检视和进行去芜存菁与涵化外来文化的结果。基本上，新的文化模式将是扩大的社会集体主义兼容了地区或种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多元主义文化体系。亦即：对所属民族、种族、全人类和自然界关心的文化模式实际性文化依然是功利的、竞争的、异质性的，在快速变迁中经过调整的或新设定的，新建构的法令规章与各种“软件”的社会建设将足以使新的规范性文化产生；且将经常被讨论与修改；以保持其适用性。现有的各种社会互动；无论政治的、组织内与组织间的、个人的；也会产生更高的弹性。
永不回头的“文化变迁”
有人称21世纪是一个后现代社会，有人说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也有人将这个时代界定为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力量与本土文化互动的结果形成了：全球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共存彼此间没有明显的融合；全球一致文化跟特定的本土文化融合；本土文化也可能强力排斥全球文化。问题是，文化的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前提与依托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整合而产生的，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具备了文化的内涵。
1文化的全球化
毋庸置疑，全球化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卷入了现代化的过程中，但这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强弱两极的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总的来看，发达国家尽管也受到全球化的压力，但大体处于受益者的地位，它们的文化精神、价值观等都得已扩张，主体性也得以发挥。虽然全球化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但面对发达国家的先进优势，其民族文化处于边缘地带，甚至有失去自主性的危险。因此，对于文化的全球性与民族性问题，人们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彻底变革论与怀疑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
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文化的融合是大趋势。融合需要交流，而交流就要避免文化霸权主义及狭隘的民族主义。
冷战后，西方学者为文化霸权主义寻找理论依据，推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而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如果全面否定外来的先进文化，过分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复归，这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它必然阻碍民族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接轨，导致民族发展的滞缓，甚至带来民族内外矛盾冲突的加剧，全球化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危机，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机遇；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弱势文化发展中导致的冲突，都认为是强势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入侵。
第五部分身处变迁下的台湾中产阶层（2）
2台湾民众特有的生活形态
90年代台湾民众的生活形态，无论是日常作息、外出用餐、逛地摊、听音乐等，都看出分属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之间的差异。除此之外，其他如年龄、性别、都市化程度等社会因素也都与之出现不等程度的关联。
台湾地区历年来妇女的劳动率自1954年的29％、1988年的456％，到1994年大致维持在454％的水准。其中固然未婚的妇女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增长的趋势更为显著。吕玉瑕等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综述——90年代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系列一》；台北：社会学研究所，1997。过去的研究即指出这十多年妇女劳动力的增加，主要在于已婚妇女的大量涌进且留在劳动市场。妇女的劳动参与固然涉及劳动供给量的变动，相关的研究指出个人的教育程度、居住地区都市化的程度、工作经验、和家庭相关的因素，如家庭收入、子女数、家庭生命发展的周期等都是影响妇女劳动参与的主要因素。同时，由于台湾地区劳动力普遍短缺，妇女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有着再参与的现象（简称之为“妇女劳动力再参与”），而已婚妇女在小型家庭企业等非正式部门工作的现象也颇为普遍。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就业的趋势上升，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但妇女仍负担着最重的家庭照顾责任。到底妇女的家庭角色对她们进入工作世界有何限制？而涉入工作世界对她们的家庭生活有何冲击？都是令人相当关注的课题。张苙云等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综述——90年代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系列一》；台北：社会学研究所，1998。
3台湾民众的性别角色行为和态度
事实上，对“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性别角色分工的研究看来，在急速社会变迁之下，台湾民众的性别角色行为和态度，呈现出的是相当冲突和矛盾的，尤其是职业妇女，对家庭角色倾向传统的态度，而对工作角色又表现出现代的态度。值得推敲的是，男性的性别角色态度要较女性更为传统和保守。从比较结构的观点来看，性别角色的规范是依附整体社会经济结构而存在。台湾经济发展需要的是能够服从并且能够接受低工资的劳动力，成长于传统父权社会规范的个人所带有的社会价值，的确有助于产生这样的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在以家庭、国家甚且国际市场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这样的劳动市场的运作方式，不仅维系了传统的社会规范，也加强了妇女的从属地位。由妇女外出工作是为了家庭整体利益和长远福祉的发现来看，传统的家庭意识的确规范了女性工作者的行为。王甫昌等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综述——９0年代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系列二》；台北：社会学研究所，1998。
40年代以后的台湾，逐渐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快速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之同时，从政府到民间，从生产、商业到教育、社会福利和医疗服务，台湾社会的组织形式也渐以“科层体制”的组织形式为主要潮流，而逐渐呈现出“组织的社会”的特征。此类结构性的特质如何影响个人的行为以及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是社会学领域比较缺乏探讨的。70年代后期开始越演越烈的反对运动，乃至今日民众表现出的不同的政党支持和异议性的政治意识，与结构位置等同重要的教育程度和族群通婚，都对个人参与反对运动，有着独立而显著的影响。台湾民众的异议性政治意识和参与反对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影响着本省籍民众政党的支持，结构性机制不仅影响了个人的社会流动、妇女的劳动参与、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