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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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另一种数字鸿沟的定义方法则在着眼点上有很大不同。金兼斌和熊澄宇采用我国信息产业部于2001年7月29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Quotient； 简称NIQ）为数字鸿沟的综合性衡量指标，来比较我国不同地区间信息化程度的差距。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由6大类（包括信息资源、信息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产业、信息化人力资源以及信息化环境等）共20个指标构成。因此，在这种定义下，数字鸿沟被概念化定义为“不同地区间信息化发展程度的差距”，操作化定义则为：以NIQ作为一个地区信息化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系，以各地区之间信息化发展程度指标值的标准偏差与均值之商（SD/Mean）为数字鸿沟的具体量度。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在我们谈及中产阶层的演变时，数字鸿沟的恰当的概念定义应该指“社会各阶层之间在使用互联网上的差别”。这种质的差别通常潜伏在统计数字的深处。“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网民构成中，收入中产阶层的成分并没有被明显地突出。
但从学历中产的构成来看，网民中的这一比例却一向明显偏高：虽然从第四次调查的59％起持续下降，现在，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网民已经只有307％，但是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这说明了以下两个事实：①知识中产阶层对于网络接触的依赖程度很高，②知识仍然是使用新媒体的主要壁垒。关于后者，有关非网民不上网的原因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第十五次CNNIC调查结果显示，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有：不懂电脑/网络，401％的非网民选择；没有上网设备，231％的非网民选择；觉得上网没用/不需要，161％的非网民选择；没时间上网，159％的非网民选择；认为上网费用贵，105％的非网民选择。此外，不感兴趣、年龄太大/太小、当地无法连接互联网、对孩子影响不好、家长/老师不许上网等亦是妨碍非网民上网的原因，分别有72％、70％、32％、19％、12％的非网民选择。可见；不懂电脑/网络是影响我国非网民不上网的最主要因素。没有上网设备意味着缺少基本的经济实力，而不懂电脑/网络，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意味着文化的落伍——接踵而至的则是阶层的划分。
中产阶层正是在这样的一系列文化和经济特征上与非中产阶层拉开了距离，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媒介接触习惯：
新媒体与新中产阶层的信息需求
对于中产阶层接触网络的时间比非中产阶层长这个现象的一个最显在的解释是：随着人们工作方式的不同，信息来源也有差别。在信息时代，中产阶层越来越通过新的媒体获得信息，电脑成为他们生活工作学习的一部分。
但是更具本质的解释应该来自于网络媒体的特征。它的以下特征与新中产阶层的信息需求及其媒介接触特征是一致的：
1开放性。互联网上无国界，网络传播系统是一个高开放性的、全球化的系统，这是网络传播不同于传统传播系统的一大特点。从提供的信息服务而言，正如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在其所编辑的《理解信息的未来——互联网及其他》中所指出的，网络的“开放性”是指它“可以进行各种类型的信息服务，（这些信息）可以来自各种类型的提供者，可以给各种类型的用户使用，可以经过各种类型的网络服务机构，而且，这种连接是没有障碍的”。能够轻易跨越国界的互联网，常被认为是全球化传播的要素之一。因此，全球化与开放性相伴同为网络传播系统的基本特征。相当数量的中产阶层人群和即将就业的校园人群，把与全球相连的因特网作为自己的第一新闻信息来源，越境数据流（transborder data flow，TDF）直接削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和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在虚拟的空间里，新兴的中国中产阶层人群出自经济、政治、文化或者其他需要，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使用者互相联系。从自由交流和可能性看来，没有其他媒介比互联网更具备中产阶层蓬勃发展的需求特质。
2共享性。指凡是与网络相连的用户计算机均可以分享网络上几乎所有的信息资源。由于网络系统基于客户机/服务器模式而建立，采用的是开放系统模式，并通过高速、宽带网络连接成分布式系统，从而使用户可以在家里或单位检索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等世界上600多个综合图书馆和400多个专业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同时还可以检索各种专业和商业数据库的资料以及各种市场信息、科技信息、社会政治信息等，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于信息资源的选择、利用和共享的程度与范围。对于业务繁忙信息需求强烈的新中产阶层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并且无法替代的帮助。
3自主选择性。作为新媒介代表的互联网特征之一是使用方式的选择极其丰富，实时与非实时，异步与非异步，实时同步与非实时异步，一切按你所需自主选择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选择性的高低决定了受众自由的程度。考虑到中产阶层的工作属性，他们接触信息和人际交流（包括非工作信息和非公务交流）必须考虑到对方的便利，因此，网络传播的这个特征就显得极其重要了。
第三部分突发事件与中产阶层的流言敏感（1）
当我们问及；如发生重大事件，当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严重不相符合时，您会更相信谁的时候，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探索这个议题可以解释以下问题：在突发事件时刻，为什么流言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谁会是流言最为敏感的人群？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通过“非典”这一典型的突发事件利用舆论调查来进行传播学分析的。我们的研究表明：与经验相反；这个人群恰恰是中产阶层；而不是看上去缺少知识和缺少见识的非中产阶层人群。在紧要关头；中产阶层是自主的；但又是脆弱和不安定的。
中产阶层与流言：背景、表现
2003年2月8日，广东以4000万条短信，9日以4100万条短信传播着“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消息”。“人们期待着广播电视和报纸能给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但是没有发现”，终于使传言“演变为一场大多数广州家庭都卷入了对板蓝根、白醋、口罩的大规模抢购风潮”。直至10日中午，南方网、《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相继报道了广东省发现“非典”病例的官方消息。当日短信达到4500万条。有位医学专家说：“这三天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三天宝贵的时间。”11日10点半广播电视台直播广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刚刚经历‘非典’危机的广州市民由于心理已极度脆弱，在新的流言影响下，于12日下午再次卷入了大规模抢购大米和食盐的社会纷乱”。杜骏飞：《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新闻记者》2003年第3期。13日广东主要媒体及时发布政府权威声音，迅速平息了抢购风潮。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开始了有关“非典”的舆论调查。有关传播行为和心理问题，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中产阶层在突发事件中的信道依赖取向：官方消息还是小道消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以及为什么？
数据表明：面对“如发生重大事件，当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严重不相符合时，您会更相信谁？”这样一个问题，中产阶层回答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比例很少。换言之，他们在信道依赖上是有自信力的一群。
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相信小道消息的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多。
我们试图去理解他们的内在动机。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比非中产阶层有更多信息来源和媒介渠道。
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与流言敏感人群
不论是职业中产阶层、收入中产阶层还是学历中产阶层，在面对“对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会更相信谁”这样的问题时，都比非中产阶层有更明确的回答。但是在几种统计分析中；职业中产阶层和收入中产阶层的这种态度差别没有通过卡方检验。
但是对于有关学历中产阶层，我们则有明确的调查结论：学历中产阶层回答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比例很少。相信小道消息的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多，相信官方消息的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少。而在对照两者后再作回答的人比非中产阶层更多。而且可以通过检验。
这样的结论说明：知识对一个人的辨别力有很大作用。知识是处理问题的一种能力；在突发事件过程中，中产阶层因为知识水平较高，因此能够打破信息壁垒，综合处理信息，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的身份又注定这一能力具有负面效果：知识的富裕使得中产阶层对自身的信息鉴别能力有过度的自信，最终可能会因为信息焦虑而产生错误的判断。
首先，文化程度的不同与获取SARS消息能力的不同之间具有线性关联。在通过非官方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中预先听闻者所占的比例最高，达600 ％，其次是大专及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522％和494％），其次是高中、小学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375％、344％和313％），文盲、半文盲文化程度的居民中预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低，仅为214％，相当于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的1/3。在全部数据系列中，可以明显看到由低到高的七种文化程度人群中，呈现出流言接受敏感度或消息灵通程度由弱到强的递进趋势。
第三部分突发事件与中产阶层的流言敏感（2）
关于文化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我们对其相关性和递进趋势，可作图5…3如下：
图5…3文化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
这里，一个极具知性意义的结论是：在灾难来临之际，“流言止于知（智）者”（《荀子·大略》）的古老法则并不能在此中得到体现，相反，在灾难初起时期，由于对短缺信息的高度敏感，愈是有文化的人群，愈是流言的中介。
对于中产阶层研究来说，更具有论证意义的是，“五大城市非典调查”还表明：收入程度的不同也与获取SARS消息能力的不同之间具有线性关联。在通过非官方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4000～8000元以及8000元以上收入程度的居民预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高，分别达590 ％和563 ％，其次是2000～4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471％），其次是1000～2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439％），其次是600～1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321％），而300～600元以及300元以下收入程度的贫困居民预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低，分别为237％和304％。在全部数据系列中，可以明显看到由低到高的七种收入程度人群中，也呈现出流言接受敏感度或消息灵通程度由弱到强的递进趋势。
关于收入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我们对其相关性和递进趋势，
数据表明，流言的最初阶段存在着明显的敏感人群，并且，进一步讲，这些明显的敏感人群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主要是社会下层民众；相反，他们属于文化程度较高、收入较为丰厚的中产阶层。
流言敏感的原因及治理策略
从我们在上文中对于社会流言的本质的讨论可以见出，中产阶层对于流言的高度敏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单单理解为其信息视点的敏锐或是生活态度的脆弱，而更应理解为其在社会风险中的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有关这种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的来源，可能来自于以下方面：
①由于利益关联所促发的信息敏感；
②对于信息的较高的解读水平；
③对媒介的高接触率；
④活动范围的广泛；
⑤闲暇时间的富足；
⑥社会交往群体属性的多元性。
我们倾向于认为，流言的正面作用是使得早期的受众可以对潜在的社会风险获得预警并萌发对信息知晓权的奋争，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具有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有利于人们更有竞争力地生存。而对于与信息敏感人群相对的不够敏感的人群而言，则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