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29-"高考"在美国 (最新增补本)-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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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时语塞。　　　　
　　　　去年，我回国讲学，在谈到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时，台下一个高中生很激动地发问：“大家都说中国的高考这不好那不好，其实，我比谁都知道高考不好，我被高考煎熬得快疯了！但是，如果真的取消高考，谁能保证所有的学生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家没门没路，只能靠考高分来解救自己。”这个学生停了一下，看看我，叹了口气，然后用一种奔赴刑场的口吻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知道吗？高考是无产者解放自己的武器。”　　　　
　　　　高考牵涉千家万户，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命运。　　　　
　　　　如果说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话，那么高考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就会影响到国人的素质，甚至民族的兴衰。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样东西，让中国学生爱吧又爱不起来，恨吧已恨得咬牙切齿但又丢不掉，那就是高考。　　　　
　　　　十五年前我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取消高考。十多年后，当我把自己对高考的思考变成系统的文字时，我又一次感到这个话题的分量。　　　　
　　　　高考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复杂话题，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敏感话题，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沉重话题。　　　　
　　　　高考的荣辱是非，一言难尽。　　　　
　　　　高考是对“文化大革命”践踏人才的野蛮行径的有力否定，它赋予千千万万青年以神圣的公平竞争的权利。　　　　
　　　　根据《羊城晚报》1998年12月17日的报道，73。8％的受调查者认为，恢复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前途。　　　　
　　　　高考的公平竞争，促使全国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因此，恢复高考被认为是20多年来对中国青年影响最大的事件！　　　　
　　　　但是，感情是一种需要理智来抖开的包袱。　　　　
　　　　恢复高考至今，已经历了26个风风雨雨的年头。26个365天，很长也很短。当年参加高考的第一代考生，如今已在考场外顶起脚尖；伸长脖子；焦虑不安地等待他们参加高考的儿女们。　　　　
　　　　高考，曾让我们七七、七八级挺直脊梁，但如今它又压弯了七七、七八级的后代的脊梁。　　　　
　　　　《南方周末》曾报道，有一个女生以《我要“武装起义”》为题，撰文道：“……如果有一天，全国的学生进行一次新五四运动，炸学校、拒考试、烧课本，那本人积极参加……”　　　　
　　　　尽管高考已是千夫指、万人恨，但真要取消它，恐怕又人人顾虑重重、忧心忡忡。甚至就是当年这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乃至有点“杀气腾腾”的女生，恐怕也会思虑再三，踱步难决……　　　　
　　　　2000年6月23日，我在中央电视台录制“读书时间”时，主持人刘为先生说：“黄博士，您在《素质教育在美国》中提出废除高考……”　　　　
　　　　我当即更正道：“我主张的是‘取消’高考，而不是‘废除’高考！”　　　　
　　　　“废除”和“取消”是两个有着微妙区别的不同概念。　　　　
　　　　比如说，科举要“废除”，高考只能是“取消”。　　　　
　　　　“废除”，是在制度的功能上“废”掉它的“武功”，然后在思想观念上清“除”它的余毒。也就是说，“废”掉制度，清“除”思想。　　　　
　　　　“取消”，是针对高考的形式，以更先进的方式“取”而代之，并且在理念上“消”除它的影响，是在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否定，从而达到“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境界，也就是说，“取”代形式，“消”除影响。　　　　
　　　　沉重的代价　　　　
　　　　既然人们已经对高考深恶痛绝，为什么又如此难分难舍呢，其中一个原因是高考的相对公平。　　　　
　　　　有人把科举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这不无道理。科举反世袭，为平民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为人类的文明和历史的进步抹下一笔浓墨重彩。　　　　
　　　　作为科举考试的延续，今天的高考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许多平民百姓的孩子就是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高考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这里，只对这个相对公平的高考问几个有关公平的问题，其他的弊端，暂且不谈。　　　　
　　　　统一高考，但不统一录取分数，这公平吗？　　　　
　　　　在山东、湖南等省连上专科都可能有麻烦的考生，在北京却可以上重点大学，这公平吗？　　　　
　　　　一考完试，真实分数尚不知道，就要孩子估分填志愿（要知道，有时甚至是一分定终身啊），这合理吗？　　　　
　　　　冤假错案尚能平反昭雪，一考定终身的高考，竟然不让查分，这公平吗，合理吗？　　　　
　　　　……　　　　
　　　　退一步说，即使这个高考确实相对公平，有没有必要为了这个相对公平，去毁坏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呢？有没有必要为了这个相对公平，不惜以损害后代的身心健康为代价呢？　　　　
　　　　我们来看一个杜撰的小故事。　　　　
　　　　某日，国王要选宫女。　　　　
　　　　某家有五朵金花，个个都想成为三千宫女中的一个。但每家只能推出一位候选人。　　　　
　　　　两老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给五个女儿一次“公平”的机会：给每人1000英镑及三年时间作准备，然后参加选美，由三姑六婆组成选美委员会。为了公平，委员们采取公开亮分的方式，谁分高，谁将参加宫女竞选。　　　　
　　　　于是，五朵金花开始揣摩怎样才能得到三姑六婆的高分。　　　　
　　　　据说，自家镜子出西施。三姑六婆一定以为自己最美。　　　　
　　　　结果，有人按大姑的样子缠小脚，有人按二婆的模样扎细腰，有人纹眉，有人隆胸，有人用美国进口的激光机拉双眼皮……　　　　
　　　　最后，第三朵金花胜出，因为她模仿三姑六婆最形象，变化最大，以致两老都认不出领奖台上的女儿了：小脚，细腰，丰胸，柳眉，只可惜美国进口的激光机把眼皮拉坏了……　　　　
　　　　这是一个杜撰的荒唐故事，博人一笑。　　　　
　　　　如果说高考仅仅是相对公平的话，为了这个相对公平，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我们必须使自己不像自己，我们不得不抹杀自己的（甚至是孩子的）创造性和个性去成为考试机器，我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或孩子的）童真童趣去做暮气沉沉的人，我们不得不把珍贵的生命消耗在无用甚至是无聊的重重复复的题海之中……　　　　
　　　　更何况，我们为之牺牲太多的高考还很不合理。　　　　
　　　　“公平”与“合理”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人们常常把它们连在一起，更是常常把它们当成一个概念来使用。“公平”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不一定“公平”。　　　　
　　　　一个残疾人和一个运动健将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进行一场赛跑，这种竞赛，公平吗，合理吗？　　　　
　　　　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但“残疾人和运动健将赛跑”——不合理。　　　　
　　　　一考定终身，甚至一分定终身，这合理吗？　　　　
　　　　在一分定终身的情况下，落后地区的考生，本来已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但他们的抛档分数线必须高出经济、文化、教育都发达得多的现代大城市考生一两百分，这公平吗？　　　　
　　　　为了这个某种相对公平，我们付出的牺牲太大、代价太高。


上篇：中国高考变革一席谈美国高校招生有没有“走后门”的现象

　　　　美国高校招生，有没有走后门现象？这恐怕是每一个中国读者都关心的问题，或者可以说是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推荐与“走后门”　　　　
　　　　中国的考生有句话，说是“高考前‘考’的是学生，高考后‘考’的是家长”。到底谁家的门道精、门路广、后门灵，录取工作一开始，就是真刀真枪“刺刀见红”的时候了。对于“后门”，没门路的人或唉声叹气或恨得咬牙切齿地干瞪眼，有门路的人则气定神娴，决胜于千里之外。　　　　
　　　　我把高考过后走后门的现象戏称为中国特色的“高校招生推荐系统”。的确，仅凭一个干巴巴的高考考分，外加一张有身高体重的体检表，招生人员怎么能够了解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呢？而要了解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靠他人——走后门者的介绍也不失为一个信息渠道。　　　　
　　　　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学问，我硕士读的就是这个专业。记得我当时曾就“人才推荐系统”这个话题写过篇把论文。推荐是发现人才的渠道之一。中国自古就有“内举不避亲”之说。可见内举也好，外荐也罢，古今中外都是有的，问题是怎样建立一个运转合理的推荐体系。　　　　
　　　　表面上看，中国高考招生制度是认分不认人，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一个“认人”的推荐系统。这就给走后门一类民间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推荐系统钻了理论的空子，找到了理论依据。　　　　
　　　　在美国，无论是上大学，还是找工作，都得有推荐人。哪怕是租房子住，甚至找临时工也得有推荐人。　　　　
　　　　儿子矿矿的高中好友布莱恩想到一家电脑商店打工，他把矿矿列为自己的推荐人之一。结果，电脑商店还真打电话来询问布莱恩的情况，想了解为什么布莱恩辞掉原来的工作。矿矿为朋友瞎编一气，说他换工作是为了学电脑云云。像矿矿这类不负责任的推荐人还是有的。我们有一套房子要出租，欲租房者必须有至少两个推荐人。有一个租房者的推荐人竟然是她自己的男朋友或情人，我是半年以后才发现的。当然，在美国，很多推荐人还是很看重自己的信誉的，写起推荐信来全然一副公正无私、公事公办的样子。　　　　
　　　　要借鉴美国高校的招生体制，中国读者首先关心的是美国大学招生有没有走后门现象。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有关推荐信的数字。　　　　
　　　　一般来说，一流的大学都要求申请者提供至少两封高中老师的推荐信。有些甚至明确规定必须是你的高三或高四的老师，而且必须一个是文科老师，另一个是理科老师。　　　　
　　　　有些学校也有自己的奇招。哈佛大学除了要求两封高中老师的推荐信外，还允许或者说鼓励你多提供一封某个熟悉你的大人的推荐信，这个“某个熟悉你的大人”可以是你的亲戚、邻居、朋友、保姆、小学老师……　　　　
　　　　达特茅斯学院更“怪”，这所学校也是“常春藤联盟”名校惟一要求提供一封“同龄人的推荐信”的学校。　　　　
　　　　普林斯顿挺“正常”，像大多数“常春藤联盟”名校那样只要求两封推荐信。但是，普林斯顿每年都收到许多特殊的推荐信。例如，根据《进入大学招生程序》的作者比尔的介绍，有一年，普林斯顿收到了如下特殊的推荐信：　　　　
　　　　16个父亲给自己的孩子写的推荐信。其中，有一封来自墨西哥，一封来自中国。　　　　
　　　　10个母亲给自己的孩子写的推荐信。　　　　
　　　　11个姐姐给自己的弟妹写的推荐信，其中；有一个是普林斯顿的学生；9个哥哥给自己的弟妹写的推荐信，其中，有两个是普林斯顿的学生。　　　　
　　　　1个毕业于普林斯顿的表兄给自己的表弟妹写的推荐信。　　　　
　　　　26个普林斯顿的校友给不是自己的子女的“有关人士”写的推荐信。其中，有一个是学校的托管会成员，是招生院长的顶头上司，该人士一共给4个申请者写了推荐信。　　　　
　　　　2个美国参议员写的推荐信，其中，有一个在信的抬头上写“敬启者”。　　　　
　　　　1个美国众议员写的推荐信。　　　　
　　　　印度驻德国大使写的一封推荐信。　　　　
　　　　4个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写的推荐信。　　　　
　　　　2个其他大学的校长写的推荐信。　　　　
　　　　9个高中的校长给不是自己学校的毕业生写的推荐信。　　　　
　　　　4个老师给不是自己学校的毕业生写的推荐信，其中，有一个来自斯里兰卡。　　　　
　　　　1个美国教育部的官员写的推荐信。　　　　
　　　　美国人把这些人列出来，只是为了表示给申请者写推荐信的人士“林林总总”——包括很亲近的，也包括不亲近的。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而我——包括许多中国读者——不能说是内行，但自以为会“看门道”：感兴趣的是那些写推荐信的参议员、众议员、学校托管会成员……这员那员的有没有走后门的嫌疑？　　　　
　　　　美国人也是人，美国人不是一堵墙，美国人也有人情，关键是怎样从招生的制度上去杜绝后门。　　　　
　　　　据说，有些美国大学的校长也会为某些人直接给自己学校的招生办公室写推荐信。　　　　
　　　　当我们以自己的理解，自以为“看了门道”以后，再从外行的角度看看这些“热闹”：这些这员那员的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