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传-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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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力的急切的献身精神，是对自由热血沸腾的信仰……根据他们的外表来看，那些民兵也许会被法国革命推上街头，毫无疑问，战争开始的头几天里发生的暴力行为，有许多是由无意识地模仿无裤党这样的激进革命者而产生的。”
也许，卡帕在巴塞罗那最早的接触对象是约姆·米拉维特斯，他是左派艾斯格拉党的总书记，当时才28岁。米拉维特斯回忆，他帮助卡帕和格尔达获取在巴塞罗那拍摄的许可证以及正式的法国媒体通行证。他还清楚地记得，卡帕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业而陶醉。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极权主义纲领，以颓废主义者的态度拒绝所有传统、小资产阶级的规范和法律以及道德信条，在这位年轻的摄影家心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卡帕只是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之中的一员，这些人还包括乔治·奥威尔和安德雷·马尔罗。对他们来说，西班牙内战是他们一生最感人的经历。对于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计志愿来到西班牙反抗弗朗哥的其他年轻男女来说，那场战争还代表着针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战斗的前线。如果弗朗哥在西班牙击败民主的阴谋得逞，那么，在世界别处狙击法西斯主义的各个战场的获胜希望就极其渺茫了。卡帕和格尔达之后去了一些银行和大宾馆，这些地方被一些反弗朗哥的活动者包围起来，这是令人困惑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组织CNT FAI建起了一些没有组织好的营地，散乱地围绕在卡尔拉耶塔那一带，而这个地方后来很快就更名为维亚杜里迪。托派POUM组织把基地建在猎鹰旅馆，那里离卡塔隆尼亚广场很近。在其中一个广场，卡帕和格尔达遇到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组织。格尔达看到了很多角色模范，卡帕看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可供销售的故事。他正确地预测到，法国和英国的杂志一定会想办法拿到这些作战妇女的照片，她们如同象牙一样白净的面孔、长长的卷发以及时髦的新马裤。他们拍摄到了一位特别漂亮的女士兵，她坐在咖啡馆的石级上，正埋头看一本妇女杂志——一把枪从她双膝间露出来。
在巴塞罗那火车总站，卡帕和格尔达看到数以千计喜气洋洋的军人，他们正准备赶赴北部地区，与阿拉贡前线的暴乱分子作斗争。他们拍摄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描写恋人们难分难舍的告别情景的，而是反映巴塞罗那工人阶级告别家乡，要去粉碎弗朗哥臭名昭著的摩尔人集团的无边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一节车厢的侧面，有人用白色油漆写着这样的字：“看着这些友爱的字眼发誓，与其容忍暴政，不如速死。”年轻人从车窗里探出身来，热情洋溢地挥舞着拳头，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再也没有返回巴塞罗那。
8月末，卡帕和格尔达驱车150英里到了离休艾斯卡最近的前线，这座小镇躲藏在比利牛斯山脚下，正好就在地中海与大西洋海岸的中间。但是，因为没有行动发生，而他们又急于拍到共和党人胜利的照片，因此就继续南下。他们得知，为POUM民兵工作的数百名德国共产党人就在几英里远的地方。在撒拉哥沙东北面的莱琴伦那，卡帕和格尔达很快找到了一个作战组，整个冬天，乔治·奥维尔一直就在这个组里，之后他受了伤，于1937年春天离开了西班牙，他感到失望，内心里体会到一种幻灭。
他们又失望了：这个小组全是些五花八门的杂烩士兵，其中大部分人戴的帽子都不合大小，手里拿的都是破枪，七零八落地斜躺在地上。但是，后来他们又得知，马德里的共和党政府已经下令，准备对弗朗哥的军队发动第一次重大进攻，就在科多瓦地区弗朗哥的追随者正在酝酿一场同族相残的恐怖战争。每当有一座城镇落入叛军手中，都会进行数十场当众行刑的枪杀活动。。9月初，他们出发了，这次下定决心一定要拍摄到实际的战斗，运气好的话，还会拍到法西斯的第一场失败。
途中，他们在托利多停靠。几个星期以来，共和党人一直围困着城市中央著名的城堡。叛军上校莫斯卡多以及他的数百名跟随者抵抗住了对这个城堡无数次的进攻。当卡帕和格尔达到达的时候，他们得知，共和党人正准备用炸药炸开城门，但是，要把足够量的炸药埋到城墙下面，可能还需要两个星期时间，这样，这两个人只好继续南下，朝科多瓦的方向接近。最后，在叫做塞罗墨里安诺的一个小村庄附近，这两个摄影者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战场。
9月5日清晨，法西斯分子轰炸塞罗墨里安诺。当天下午，卡帕和格尔达拍到了惊惶失措的人们逃离这个小城的几张照片。在收音机里，可以听到叛军将领奎波德勒安诺的叫嚣，说他的人马很快便会到来，然后强奸这个村庄里的“女性赤化分子”。当天，还有一个人也在那个地区，此人是德国作家弗兰茨·波克劳，他后来在他的著作《西班牙战场》中回忆说，他到达那里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在奔逃中，男人，女人，孩子，大家都在逃跑，有徒步的，有骑驴的，有开车的，有坐运货汽车的”。波克劳还惊愕地看到，有很多CNT的无政府主义民兵也像“懦夫一样”跟着逃跑。“面对炸弹和炮弹，步枪根本不顶用”，其中一些人这么喊叫。
波克劳进入塞罗墨里安诺村以后，发现万人空巷，门扉紧闭，无人照料的牲口在街上游荡。在前线，他发现“有三四个人”死掉了。当天下午，他看到更多人在逃跑，“只有来自阿尔科依的一个小规模民兵组，而阿尔科依是墨西亚省的古老的革命中心……他们挺住了轰炸……有让人自豪的勇敢精神和大无谓精神……但是，这里纪律松弛，到了让人惊异的程度”。
当天下午，有人认为，卡帕加入了前线的阿尔科依民兵小组，之后奇迹般地拍到了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幅照片，“倒下的士兵”。该照片描述来自阿尔科依的一个民兵被炮弹击中，倒地而亡之前的不到一秒钟的情景。
第二章倒下的战士（1）
“倒下的战士”是新闻摄影历史上最受争议的照片。
如果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一定会招致现已83岁的康奈尔·卡帕极大的仇恨，他控制着他兄弟的遗产，并付出了许多年时间坚定地维护他兄弟的传奇。理查德·韦兰是康奈尔选定的传记作家，专门为他兄弟写传记。理查德回忆说，“倒下的战士”也许是有史以来拍摄到的最了不起的照片。
90年代中期担任西班牙教育和文化部长的艾斯帕兰萨·阿吉尔·比耶马描述这幅照片的时候说，那是“一个普遍的偶像……展现了视觉的力量，等同于毕加索的《圭尼卡》。”可是，卡帕最著名的照片也许只是其名字所包含的意思——一幅倒下的战士的照片“倒下的战士”经常浮现于卡帕的脑海，正如艾迪·亚当斯因为1968年在越南拍摄一名男子被处决的照片而饱受折磨。。法国杰出的纪录片制片人帕特里克·杰迪相信，事情极有可能就是这样的。
在巴黎的办公室里，他让我看到了一段不为人所见的关于卡帕的纪录片，还有一套系列照片，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拍摄的，描述一个士兵冲下山坡时跌倒的情景。如杰迪所言，根据卡帕的静止照片本身，无法看出那个人是不慎跌倒，是被打死了，还是根据某人的指示去模仿死亡时刻。杰迪只是热烈崇拜卡帕作品的众多电影制片人、史学家和摄影家之一，他们都对这张照片心存疑虑。根据摄影家和梅格纳姆前档案管理人吉米·福克斯的意见，这些疑虑不应该使人们远离卡帕总体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一直确切无疑地是20世纪最动荡的年代里最有召唤力的摄影纪录。
但是，他本人也曾怀疑过，他所说的那些话，是针对卡帕如何拍摄那幅照片的惟一同时代人的报告中相当奇怪的方面：我记得跟康奈尔提起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死去的那位士兵的身世，多年以前，康奈尔曾提出要去一趟西班牙，看看那位（据说是卡帕照片中描述的那个人）刚刚发现的家庭。在我听起来十分奇怪的是，那幅照片在《生活杂志》登载出来约六个月后，卡帕乘船回到（纽约），并与一位记者谈话，解释说他有好几天都是跟那个人在一起，包括那人就在他身旁被击毙的事实，还说他一直都留在那人的尸体旁边，一直到天黑，之后从敌人的炮火下撤退。所说的那位记者是《纽约世界电讯报》的，他于1937年9月1日在纽约采访过卡帕。卡帕告诉他自己是如何搞到那幅引起轰动的照片的。
那家报纸是这么报道的：（卡帕和他的拍照对象，也就是那位士兵）都在科多瓦前线，困在那里不能动弹。就他们两个人，卡帕拿着他珍贵的相机，那个士兵抱着他的步枪。那士兵已经耐不住了。他希望回到反弗朗哥的战线里去。他多次探身，爬上沙袋看情况。每次机关枪都哒哒地响起来，警告他赶紧伏下身去。最后，那位士兵咕咕噜噜地说了句什么，大意是说他非得去冒冒险了。他爬出了战壕，卡帕就跟在他身后。机关枪哒哒响起的时候，卡帕自动地抓起了相机，就从他同伴的尸体旁退下来。两个小时后，天已经黑下来，机关枪也安静下来，这位摄影者就悄悄地爬过战场，回到了安全地带。后来他发现，他拍下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最优秀的照片之一。卡帕向来都不在他的图片说明文字中注明比如名字等的重要消息，在他全部的摄影生涯中都是如此，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哪怕如此，福克斯仍然感到好奇，不明白卡帕为什么会跟那个士兵和他的战斗小组一起过了好几天而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
那个士兵死掉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去查实身份？那个士兵的小组中，难道不会有人想办法弄清他的身份？在西班牙内战中，卡帕不是惟一明显捕捉到了死亡一刻的摄影记者。左派的《伦敦每日信使报》于1936年10月15日登出过一些人在海上淹死的镜头。《伦敦插图新闻》登出过一幅照片，是7名男子跑过一片林中空地，图片说明是：“在一次叛乱中，两名男子被打死，其中一名正在倒地。”（引文出处：卡罗琳·布拉德斯，《战争与摄影：文化史》，伦敦，鲁特律治出版公司，1997年。）但是，卡帕的照片却与众不同，因为拍摄地点距离对象极近，不到二十码远，而且还因为这幅照片有强烈的象征主义意义。
1982年，卡帕的一位朋友汉塞尔·米斯写到了关于“倒下的战士”的事情。在一封信中，她提到40年代末，她下班回到在纽约家里的时候，发现丈夫奥托和卡帕正在就那张照片的事情争吵不休。“奥托很生气，包勃郁闷不乐，但仍然在为自己辩护。奥托在说粗话，在批评他，而包勃却在拼命反抗，就跟挨了揍的小狗一样。我工作了一整天，很疲倦，因此没有参与争吵。但我觉得，奥托教训人的口气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卡帕离开公寓后，奥托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你在说包勃什么事？”米斯问。“你觉得他在照片的事情上做了假？”“我对上天发誓，他的确做了假。”“那你们争论此事有何目的？”“我不想说此事。我希望自己被迫认为的事情是错的。”奥托·米斯就照片拍摄的情景跟卡帕发生了激烈争吵。“他（那个倒下的士兵）在世的时候我认识他，”卡帕告诉他说。“他们在干蠢事。我们大家都在胡闹。我们感觉不错。根本没有开枪。他们从山坡上跑下来。我也在跑。”
“你有否让他们表演受攻击的样子？”奥托问。
“见鬼，没有。我们都很开心。也许还有点疯狂。”
“之后呢？”奥托问。
“之后，突然之间，真正厉害的事情发生了。我没有听到枪声——一开始没有听到。”
“你在什么地方？”
“稍稍靠前的地方，就在他们旁边。”
如果相信这个说法，卡帕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他让那些人从山上下来，经过一片没有掩护的山坡，而他的这个请求造成一个人生命的结束。根据吉塞尔·弗罗依德的传记作家汉斯·普特尼教授的看法，卡帕对弗罗依德讲了类似的一个故事，承认他“杀死了”照片中的那名男子。
上面的陈述没有一件是卡帕自己的，但根据陈述的内容，卡帕的那个事件版本已经在讲述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卡帕本人的叙述的确是存在的，那是在1947年的一次无线电采访中，当时是要宣传他的回忆录《稍有偏焦》。
10月20日上午8点30分，卡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