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传-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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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比锡的大学发现了图形艺术，之后就一边在巴黎大学学物理，一边练习摄影术。
有一天，在穹顶餐馆，塞穆尔将安德雷介绍给另一位也在巴黎工作的摄影师，叫亨利·卡迪埃…布莱森。布莱森是诺曼人，富家子弟，他的家族拥有法国最成功的纺织业务法国摄影师让·拉古杜尔写道：“这位小个子的波兰难民一举而在那个十年当中对于图像艺术最富对照意义的追求者之间建立起联盟来，这就是运动与结构，自然与文化。这样的伙伴关系本来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就如同急流与岩石。”（让·拉古杜尔：《卡帕简介》，巴黎，万神殿图片资料馆，1988年。）。卡迪埃…布莱森在巴黎附近的香特鲁长大，是一位艺术品经营商的儿子，他母亲是夏洛特·科戴的嫡传后嗣，而科戴就是因为刺杀著名的革命家让…保尔·马拉而被判处极刑的。他上高等私立学校，之后去剑桥学习一年，并在欧洲、墨西哥和非洲各地进行广泛旅行。他已经在西班牙和墨西哥举办过自己的摄影展。
在卡迪埃…布莱森的眼里，安德雷总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态度，而且是一位极出色的浪漫“玩家”，但他并不是一位有着杰出知识的摄影师。他回忆说：“见到（安德雷和塞穆尔）之前，我更多时间是跟作家和画家们生活在一起的……（安德雷）主要不是一位有眼光的人，他是个冒险家，有很强烈的生命感。但是，摄影并不是最主要的事情，他只能够拿摄影说事儿，那是他全部的人格。塞穆尔是位哲学家，是一位棋手，虽然不是一位很有宗教情怀的人，但是，他的内心里总是一位犹太人，总背负着这样的心理负担，拿它当作一种悲情。”
在这三个人当中，安德雷和塞穆尔才是真正的“伙伴”，他们两人关系特别密切，这是由他们的东欧情结形成的，也是他们两个人都体验过反闪主义运动的结果。欧洲犹太人文化的命运已经写在巴黎的墙上，正如在柏林和布达佩斯一样：法西斯分子贴出的反犹太人的竞选招贴，毁坏了地铁车站和其他公共场所的面容。作为摄影家，三个人很快都纪录下了法国出现的社会和产业冲突，因为在整个30年代中期，法国一直都是从一场政治危机走向另一场政治危机。尤金·韦勃有一本极有见地的著作，名为《空虚年代：1930年代的法国》。在这本书里，三个人的照片共同描绘了穷途末日的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绚烂的图景。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和有政治意图的摄影家集团，很快加入这个团体的另一个难民是彼埃尔·加斯曼，是一位德国摄影家和冲印工加斯曼虽然跟那个世纪很多伟大的摄影家工作过，但是，他的起居室里却只裱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显示安德雷在1952年露出的灿烂微笑，仅在他去世两年前。今天，加斯曼是巴黎著名的冲印实验室皮卡托的老板。。“从见到（安德雷）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去世，他总是一个让人无限开心的人，总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一个对生活绝对热情的人，尤其是在食物、酒和女人的事情上面。他是一个凭直觉行事的人，是天生的摄影家。他希望把人们从没有见过的东西拿出来看。他希望让人震惊，让人惊讶不已”。他很快开始在他家的一个坐浴盆里开始为塞穆尔、安德雷和卡迪埃…布莱森冲洗照片了。
第一章发明了自我的人（2）
安德雷交上了这些新朋友，不久之后，西蒙·古特曼就到了巴黎，他通过匈牙利社区的熟人找来了安德雷，然后给了他一份工作：为一家瑞士人寿保险公司的宣传册子拍摄名人照。为其中一幅照片，他必须找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然后在当地一家公园找地方摆姿势拍照。
安德雷知道去哪里寻找可能出现的候选人：左岸的餐馆，就是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在那里用找来的几个生丁换酒喝的地方，也是他筹划着如何挣到足够多的钱、好把自己抵押在当铺里的莱卡相机赎回来的地方。一天下午，他遇到了露丝·切尔夫，那是一位让人发晕的瑞士难民。她记得他们谈起话来，安德雷请她在蒙巴纳斯的一个公园里摆姿势。“（他）看上去像个流浪者。他说他在找模特儿。我同意拍照片，但一个人跟他单独在一起我倒有些担心，因此决定带上一个朋友。”
她跟自己的一个室友格尔达·波霍里耶一起到了公园。格尔达是一个五英尺高的红发美女，精神很好，头发剪成男式的，闪烁的绿眼睛极有神，结果很快改变了安德雷一生的行动轨迹。跟切尔夫一样，她也发现安德雷粗俗无礼，但是，也很有领袖气质，人长得很帅。格尔达1911年8月1日出生，是斯图加特的书香门第，她也是为了逃避法西斯而来到巴黎的。在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年代里，她上过一个商业学校，学会了一些秘书工作，她穿高跟鞋上课，也订了婚，结果让她富有的姨妈很是生气，因为她竟然准备嫁给一个老于世故的35岁的棉花商汉斯·博特。订婚后才几个星期，格尔达就爱上了一位俄罗斯的医学院学生乔治·凯维特基茨，这个学生介绍她理解布尔什维克思想。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格尔达已经成为反纳粹组织的积极成员，她发过反纳粹传单，还在夜里张贴左派宣言。在致朋友的一封信里，她甚至还想到了被纳粹折磨至死的情景。1933年3月19日，纳粹怀疑她参加了针对希特勒的一项阴谋，并因此而逮捕她。搜查她的卧室后，他们找到了她给男友乔治的一封信，信里提到了革命战争的事情。她想办法说服讯问者，说自己只是一个愚蠢的年轻妇女，根本没有任何政治信念，并于8月拿着波兰护照越境到达法国，一路来到巴黎，结果在这里得到多个组织的帮助，这些组织为政治避难者提供食物和栖身地。露丝·切尔夫曾为这样的一个组织工作过，两个人共用一个公寓。公寓供暖条件极差，到了冬季的下午，她们只好卷缩在一起才能保暖。
遇见格尔达后不久，安德雷在穹顶餐馆找来纸笔，给母亲写了一封短信。他解释说，西蒙·古特曼又来帮他的忙了，并且给了他第一次到海外拍摄的任务。他准备要去西班牙了。他很激动，根本不知道古特曼已经做好安排，要把他的故事卖给《柏林人画报》。这个画报有极差的习惯做法，经常在封面上登载法西斯分子的照片。
从到达圣塞巴斯迪安的那一刻起，西班牙就迷住了安德雷，而这只是在刚刚越过法国边境的时候。这个国家跟匈牙利有很多相似之处，从伊斯兰教的影响到食物，从吉卜赛民俗的流行到表现主义的文化，凡此种种，莫不如此。的确，西班牙是离开家乡的家乡，它的灵魂在安德雷刚刚踏进其国土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和理解，它的活力一直穿透他的内心深处。
他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拳击手鲍林诺·乌茨库丹，根据计划，他将与德国重量级冠军麦克斯·施麦尔林在柏林进行比赛，时间是1935年7月7日。他的照片显示出的，是一种极威严和残酷得多的比赛项目，比我们今天了解的拳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在电视上看到的拳击，完全是腐败的一项运动。下一站是马德里，他将在马德里拍摄不怕死的柯勒奈尔·赫勒拉上校，就在特别设计的一只热气球旁边。根据《看到了》杂志，赫勒拉计划在气球上升高度上打破世界纪录。4月14日，安德雷目击了一场游行活动，那是要庆祝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四周年，而西班牙共和国是民主制度上进行的一场短命的实验。之后，他去塞维尔过圣周，那是西班牙宗教日历表上最喧闹和具有异域色彩的节日。
看到那样的节日情景，安德雷体内的吉卜赛血液沸腾起来，结果，万千景色就从他的取景镜前纷纷闪过。共有64尊巨大的青铜雕像一个接一个从他眼前经过，在整个城市里延绵达数英里之长。狂欢者中有很多眼眸碧绿的未婚女子，这里有一身丝锦的弗拉门科舞者，有上了润发油的徒步行走者，还有一些身着奇装的人，让人想起宗教裁判所和三K党徒。极其壮观的宗教游行在古城狭窄的街道上蜿蜒，焰火燃放，一直到曙光初现。在写给巴黎的格尔达的一封信里，安德雷描述了这些情景，笔调生动，细致入微，说他和城里人如何一直喝到天亮为止。在信的结尾处，他用一句不合德语语法的话说，她经常在他的脑海里出现。
这两次报道使他有了收入，因此，安德雷就去进行一次极有必要的度假活动。当年夏天，他跟格尔达、医学院的学生威利·查达克和另一位朋友雷蒙德·哥林一起去了科达述尔的圣马格丽特岛。安德雷和格尔达很快就熟得难舍难分了。“他们在法国南部陷入了情网”露丝·切尔夫回忆说。
格尔达开始做梦了。安德雷天生有很大的潜力，但他太不守规矩了，太波希米亚气了，经常还很自傲，也不太负责任。她还看出，安德雷是某种“恶棍，是个色狼”，这是露丝·切尔夫的评论。但也许他的魅力和大胆跟职业姿态结合起来以后，会使他们两人都脱离贫困生活。她很高兴地看到，当她抱怨安德雷喝酒太多，并要他把自己弄整齐一点的时候，安德雷并不是很生气，也不抗议。这是一位并没有在情感中淹死自己的女人，她在自己性欲的事情上并没有什么羞耻心，正如她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德籍犹太人，在巴黎总还算是一个局外人有一次，她当着安德雷一个朋友的面裸体洗浴，根据露丝·切尔夫的说法，在她短暂的一生，从来都没有做一个守贞不二的女人。“对格尔达来说，男人属于那些可随意处置的东西。她并不是女权主义者。有钱的男人总是她最喜欢的一类。”。他开始称呼她为“老板”了，花了好几天时间教她使用莱卡相机，甚至还教她如何冲洗自己拍摄的照片。他们很快就住到一起去了，就在艾弗尔铁塔附近的一个公寓里。
第一章发明了自我的人（3）
“没有格尔达，安德雷也许不会成功，”艾娃·贝斯尼奥说，“她扶起他，为他指明一个方向……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他就喝酒，就去赌博。他们见面的时候，他正处在低谷，也许，没有她的话，他的一辈子可能就那么玩完了。”
在当年秋天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安德雷说，他为格尔达找到了一份工作，是为一所叫做联合社的新通讯社销售照片，那家通讯社是一个名叫玛丽亚·艾斯纳的漂亮妇女开的，效率极高。他本人也为一家日本人开办的月刊当图片编辑在写给他妈妈的其他信中，安德雷说他更喜欢拍电影，而不是作一名摄影家。在他圈子里的其他许多摄影家，包括卡迪埃…布莱森，也经常参与拍电影。因此，离开布达佩斯后，他成了法国电影的崇拜者，而这不止他一个。法国成为新媒体最着迷的地方。巴黎娱乐影片的票房收入率从1929年的40％上升到1939年的72％。1940年5月，当德国人Panzer在法国北部开拍电影时，巴黎电影数量超过300万部。
大约在这段时间，朱莉亚告诉安德雷说，她准备去探望已经搬到纽约去的姐姐。她也许没有告诉他的一件事情是，她跟他父亲的婚姻已经完蛋了。根据安德雷活着的一位亲戚说，迪其奥因为赌博而迫使家里的裁缝店倒闭了，弗里德曼家的婚姻也一同结束。根据这位亲戚，也根据露丝·切尔夫的说法，一年之内，迪其奥打完了自己最后一次牌，按照切尔夫的话说，“把自己的生命也一同玩完了”。
据说，迪其奥是自杀死的，此前，他最小的儿子康奈尔也去了巴黎，来到安德雷身边，他准备到巴黎当医生。不学法语的时候，他就开始为安德雷冲洗照片，不久之后，他也开始为塞穆尔和卡迪埃…布莱森做同样的事情了。最终，他把自己在宾馆的卫生间改装成冲洗暗室。“那是在瓦文大街，在面朝穹顶餐馆的一个小旅馆里。我在顶层有一个房间，如果从顶层的窗户伸出头来，就可以直接看到穹顶餐馆，那里有很多摄影家、画家、外国人、哲学家和巴黎人，他们在那里聚会，喝咖啡。”
1936年4月，安德雷又从穹顶餐馆拿回了一些纸笔，他写信给母亲说，他已经从一个浪荡子转变为值得人尊敬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了，而且这样的转变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格尔达的原因，他已经获得了重生。但那不是某种宗教意义上的转教体验，也不是为犹太教的再次献身，绝不是这样的。他已经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