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传-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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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他移交梅格纳姆的管理权的时期，卡帕收到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封信，要求他就护照问题向使馆汇报。1952年10月7日，他曾申请更新自己的护照，该护照将于1954年10月5日到期。他交上了护照，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他被告知，该护照将不予归还。他要求知道为什么，结果得知，有人怀疑他是共产分子。“当时，卡帕所有的关系和朋友都帮不了他的忙，”彼德·维特尔写道，“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他曾是一名记者，对反法西斯事业有所同情，除此而外，什么都没有。”
卡帕告诉诺尔·霍华德和维特尔说，他立即给纽约的一名律师莫里斯·恩斯特拍了电报。恩斯特是美国民事权利联盟会的共同律师，曾帮助《生活》杂志的摄影师玛格丽特·布克·怀特成功解决过同样问题，卡帕希望，他能够尽快解决此事，因为没有护照的话，他就无法工作，他需要《假日》杂志给他派上国外拍摄的活儿，使他自己走出债务，同时也能保持梅格纳姆捉襟见肘的现金流。
对联邦调查局的卡帕档案进行过仔细检查后发现，他的过去看起来终于赶上他的现在了。
在联邦调查局的卡帕档案中，第一份详细报告是一份总结，是按J。E。胡佛执政时期于1948年3月28日提出的要求进行的。小结中称，“据报告，此人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成为FFR共产党员，当时，他将照片销售给共产党前线周刊《注视》杂志。”这份小结还给胡佛手下提供了其他几个例子，说明卡帕有颠覆政府嫌疑：
该杂志1938年一期的“阿伯拉罕林肯旅的朋友们”一文配有此人拍摄的一组照片……1942年6月2日，有线人报告说，此人是纽约市东21大街31号一个激进的反法西斯组织纽约图片联盟的成员或荣誉会员……1947年12月18日，匈牙利语的共产党报纸《Magyar Jovo》说，此人出席了“第由48委员会”于1947年12月14日在纽约市中央公园饭店召开的一次会议。这个委员会组织起来是形成去匈牙利的一次旅行，以便参与将在1948年举行的百年庆祝活动，庆祝1848年匈牙利独立战争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此人与约翰·斯坦贝克一起于1947年夏天去俄国旅行……回国时，有多篇文章出现在不同报纸，纪录此人与斯坦贝克在俄国的观察见闻……1947年10月24日的《工人日报》说，此人在上个星期三于《先驱论坛报》论坛第四次会议上发表演说，称俄国人民不希望有战争，说俄国与美国之间互相揭丑的“邪恶和不明智的”游戏应该终止了，而且一定会赢得俄国人的赞同这份材料的大部分都是由一个代码为“T…1”的线人提供的。到1953年，还有其他几份。联邦调查局甚至到纽约警察局去查找过物证，但他们空手而归。。
莫里斯·恩斯特建议卡帕做一个完整的陈述递交护照管理部门，将自己早年政治活动的详细情况说清楚，结果，他的书面陈述形成一份很长而且极有趣的文件，他在里面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
卡帕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包括了另一份分类文档，表明他考虑过为美国国务院工作。根据一份文件，据1953年4月14日的一份“可靠情报来源”，他并没有为美国国务院的宣传部门工作过。该情报来源还称，“情报部门……曾考虑过以合同形式使用卡帕，按照批准合同人员的正常程序，曾发给卡帕一份表格供填写……卡帕拒绝填写申请表格”。
中央情报局与胡佛办公室之间的几份高度机密的函件显示，在整个1953年，他都被加以严密监视，也成为多次讨论的话题。他的文件结束于1955年，也就是他死后的那年，里面还有几份已经作废的函件，这些函件所包含的信息，中央情报局仍然觉得太敏感，不便于公开。
5月6日，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护照部的部长阿格尼斯·施奈德女士批准了他的护照，有效期为1954年10月，可在“除铁幕国家以外的任何国家通行”。他如何那么快（没收起两个月内）就搞回了自己的护照，这个问题是值得一问的，而其他一些受怀疑的危险分子必须经过几年的麻烦才能解决问题，有一例还上诉到了最高法院。
第六章我怎么可能会老？（4）
也许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彼德·维特尔说，他与战略服务处的前处长亨利·海德联系过，而战略服务处就是美国战时的情报机关，并请他在施普雷夫人面前说句好话，当时，施普雷夫人就是护照部出了名的保守派负责人。“海德有很强的共和党倾向，战时是我的上司。他与施普雷关系不错，最后没有花一分钱就把卡帕的护照要回来了。”
但是，另外一些人怀疑海德是否能够施加如此之大的影响。卡帕有无可能考虑过一笔交易而拿回护照？这是不是甚至意味着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除非中央情报局决定透露到底与他有何等的联系，否则，我们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这里面的事情。拉里·柯林斯是卡帕在新闻界的一位朋友，他当时在《新闻周刊》当记者的时候，与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拉里相信，“卡帕一定会很好地利用那份资产的。”沃伦·特拉邦特曾在战时的反情报部门工作，他开玩笑说，卡帕“也许差不多就到了成为最高意义上的男性玛塔·哈里”。
卡帕遇上的倒霉事越来越多了。1953年，因为扛上太多的摄影设备，他的椎间盘滑脱一块。约翰·莫里斯回忆说，有一天，他疼得太厉害了，结果躺在梅格纳姆办公室的地上“哭出声来”。6月份，他去伦敦哈雷街看一位专家。他开始服用大剂量的可待因了，还试过牵引术，但是，疼痛仍然在继续。
当年夏天，卡帕跟珍米·哈蒙德回到法国南部，在约翰·休斯顿的度夏别墅里过了一阵子。彼德·维特尔记得休斯顿的妻子里基光着脚踩他的背部，而卡帕一边就在地板上哼哼。“看到曾经无忧无虑的卡帕差不多在一次事故中变成残废，那可真是一件叫人灰心的事情，而这样的伤病跟他经历过的战争没有任何联系……我们经常谈到他的将来，但他说，他已经疲倦了，再不想去战场了，他再不想透过自己的莱卡相机的取景器看到可怕的情景……他倦于在被人遗忘的地球某个角落里找一个令人厌恶的旅馆住下来……他的个人生活同样不安定。他很需要珍米·哈蒙德，但是，他心里也明白，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他都不可能是个好丈夫。”
卡帕告诉维特尔说，他仍然对那个美国滑雪者朱迪·索恩有“很深的”感情，但是，当他与珍米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想到朱迪，与朱迪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想起珍米。他不想听到别人提醒他，在和平时代，每到一个港口就找一个女人的做法行不通。“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他对维特尔说，“找两个女朋友比找一个女朋友更糟糕。”维特尔已经了解到格尔达惨死的情况了，是海明威告诉他的。“卡帕从来都没有从失去她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这也许是他不想对其他任何女人做出任何承诺的根本原因。”
7月，卡帕去意大利，为《图片邮报》报道约翰·休斯顿的电影《打击恶魔》的制作过程。这部电影是杜鲁门·卡波迪写的剧本，由汉弗雷·博加特主演。休斯顿选择了一个神奇的地点进行影片的拍摄。拉弗罗城在苏莲托之后的高山之巅，因为那里俯瞰着大海的大型别墅而闻名。格里塔·加波和斯托柯斯基一直住在那里进行浪漫度假，这已经是媒体早已经报道过的事情。电影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别墅里拍摄的，周围有高山，有成排的葡萄藤架和果树。有许多个夜晚，卡帕都在跟剧组的成员打扑克牌。赌桌由波加特和休斯顿控局：“包勃·卡帕，他去那里拍摄宣传片，杜鲁门是我们最大的受害人。他们在影片上的服务可以说是相当便宜的，因为付给他们的工资，我们一般会从赌桌上赢回来。有天晚上，赌博期间，休斯顿离开赌桌去给自己倒一杯马爹利酒。如他在《一本公开的书》中所说的，他走出去，到了一个露台上，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无比的惊奇感。身下是一个“海湾，渔船上发出钠汽灯的灯火……星星点点的灯火堪与天上的星座媲美”。他滑了一跤，摔倒了，杯子还在手里。走运的是，一棵树挡住了他，他落在露台底下四十英尺以下的地上。他没有受伤。他喊人来帮忙，很快就给抬回别墅里面了，之后，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马爹利，再次回到赌桌旁。。”
对休斯顿，卡帕可输不起哪怕一个美元。1953年秋天是卡帕一辈子经济问题最严重的时候。为了支付医疗费用和莫里斯·恩斯特的律师账单，他被迫从梅格纳姆借了几千美元，这使这个机构已经是十分严重的财务更加麻烦了。
1953年9月，他参加梅格纳姆最后一次股东会议，会上，卡帕高谈未来的活动影像如何会取代静止画面的重要性。金克斯·罗杰记得他表明，梅格纳姆的成员应该开始携带拍摄电影画面的摄影机了。
“我记得包勃多次说，我们得开始为未来着想了。电视将改变一切。我们都感觉包勃可能再不会当摄影师了。他是个不安分的人，他总得干点新奇的事情，他总想迎接新的挑战。”。他比自己的时代早了50年。资深摄影记者德克·哈尔斯戴德获取过1974年的罗伯特·卡帕金奖，他今天说，卡帕的双向方法是使摄影新闻发扬光大的惟一办法。
法国摄影家马克·里布是卡帕在1953年初招聘来的，他记得当年秋天去过卡帕的房间，当时那个房间叫“赛马房”，是在伦敦的帕斯托里亚饭店。“卡帕要我去伦敦学英语，并认识那里的姑娘。我去了，但没有见到任何姑娘。我太不好意思了。但是，我在伦敦碰到过卡帕两次。一次是他在饭店房间里泡澡，我跟他谈了十五分钟。他告诉我说，摄影已经没戏了。电视会取代一切。”
10月22日，卡帕仍然情绪不好，而且周身疼痛，差不多身无分文了，但他在那里庆祝了自己的40岁生日。“我不可能40岁了，人们怎么有可能一下子就到了40岁？”他对英格·莫拉斯说，“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了。”当年圣诞节，他又去纽约看了自己的家人，之后在新年去了克洛斯特斯。
一天下午，在山坡上，卡帕差不多摔死了。滑雪教练弗罗里·克拉华德切尔恰好救了他。“我们在下一个粗石面上的陡坡。他用的是法国滑雪橇和滑雪靴，当时就倒下去了，我赶紧跳过去，抓住了他的腿，让他停下来了。当天晚上，我们在切萨·格里楚纳的酒吧里开了一个晚会，庆祝他万幸没有从石头上摔下去。那个地方有一百多英尺高，要是摔了下去，他必死无疑。” 克拉华德切尔记得卡帕是个很能喝苏格兰威士忌的人，而且极有魅力，但是，现在，他一脸冷漠的表情。尤其是在早晨，他一边穿戴滑雪用具，一边跟克拉华德切尔谈起了珍米·哈蒙德和其他一些女人。他爱珍米，但仍然不想把自己束缚起来。
1954年2月初，还在克洛斯特斯的时候，卡帕接到一份他无法拒绝的邀请。一个日本出版大亨，叫舞隆守出版公司的，请他去日本进行几个星期的拍摄活动。该公司将支付他所有的费用，另有一笔不小的报酬，并且在旅游期间还为他提供一部日本刚刚生产出来的摄相机。欧文·肖当年冬季也在克洛斯特斯。“我曾让卡帕做出过承诺，不要再去拍摄任何战争场面了。我请他为我带一部相机回来，他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这应该提醒我注意，他不会在东方花时间拍摄日本平民人口的和平重建场面。”离开巴黎的时候，肖送他去了火车站。“卡帕带着一瓶香槟和别的某个人的妻子踏上火车，城里有乐队为他送行。”
英格·莫拉斯记得，有一天晚上，是1954年春末，梅格纳姆的一批新手到了楼下的酒吧间，当时大家是要为卡帕去日本送行。多年以来，他们曾多次为彼此送别，但是，这次有点不一样。“大家感觉怪怪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对卡帕产生过任何不祥的感觉。但是，那天晚上，我们都有不安的感觉。我们感觉很差。我们一起玩了最后一次弹子球。”卡帕跟平时一样，不停地捶打着弹子球机器，口里总在念叨着老了怎么办的话。
后来，在大雨纷飞的街头，卡帕和他年轻的新手们一一拥别。“祝好运，我的老朋友，”英格·莫拉斯对这个人说，他是大家的“兄长兼父亲”。之后，卡帕扭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