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传-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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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们只是扔了几块石头在里面，”斯坦贝克说，“也许里面一卷胶卷都没有。”
卡帕摇了摇箱子。“听上去像是胶卷。”
“也许是旧报纸。”
“你个婊子养的，”卡帕回答说。
在基辅，卡帕经过了严格的海关检查。斯大林格勒那个眼冒疯气的妇女的照片，还有一些德国士兵的照片都不见了，“但是，没有真正重要……的东西给扣留下来。”卡帕十分沮丧，但很高兴还是拿回了胶卷，飞往布拉格的途中睡着了。
在《俄国日记》里，除开描写旅途中最后咬指甲的那一刻以外，斯坦贝克的结论是：“我们明白，这个日记对于牧师般的左派和破落的右派来说都不是令人满意的东西。肯定的，这样的日记是肤浅的，而且，它还能是别的什么样子呢？我们没有结论可以下，只能够说，俄国人民跟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都是一样的。肯定有一些坏人，但到目前为止，好人还是居多。”斯坦贝克并没有提到“波尔托拉茨基同志”和他的乌文会间谍属于哪个阵营。
第五章新形象（1）
“他很有吸引力，因为他的长相，他的吉卜赛人生活风格，他的工作迷人之处，他的摄影带来的名望，还有他危险的生活。”
贝丁娜·格拉齐安尼，Dior 前模特
离开苏联之后，卡帕在布拉格过了几天，之后到了喀尔巴琴山区斯洛伐克人的一个村庄，叫富罗拉克村，在那里为莫里斯的“人就是人”系列拍摄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情景他曾许诺莫里斯要拍一套俄国家庭生活照片的，但是，进行“伏特加之旅”时，他没有想到要去拍摄那组照片。虽然莫里斯后来有些失落，因为卡帕没有照原来说的办，但是，因为卡帕还是拍到了东部集团的一组家庭照片，莫里斯的失望就有所缓和了。。卡帕从布拉格旅行去了布达佩斯。布达城皇家广场一带的旧城已经夷为平地，其他城区也毁坏严重自摄影家李·米勒1945年末访问以来，那里一直都没有怎么变化。米勒的照片之一旁边有“血之野”的说明文字，里面显示一位老妪在启示录一般的大地上捡木头。。童年时代的家园已经变样了，他感到万分震惊，因此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还不到24个小时。然而，他还是抽时间看望了他兄弟拉茨罗的寡妇安吉娜和她13岁的女儿根据理查德·韦兰，在战争期间，她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到现在仍然是生活拮据。卡帕跟她们生活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去见了那里的美国领事，想把她们弄出匈牙利，之后他才去了纽约。。虽然停留的时间短暂，但卡帕还是第一次发现大屠杀的范围大到了什么程度匈牙利犹太人是欧洲最后一大批将被灭族的犹太人。到1944年夏季战争末期，从5月到7月之间，其中大部分人还在往奥辛威茨送，德国人将437 000人塞进147列火车。那是“最后解决方案”中最后一次野蛮的行为，导致“奥辛维茨集中营里单次最集中的屠杀狂欢”。（高尔德哈根，《希特勒手下心甘情愿的行刑者》）。大部分人在奥辛维茨的浴室里死掉，其他一些人在死亡行军和别的集中营里死掉。极少数人，也许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活下来回到了布达佩斯。。这个城市里的大部分犹太人都被杀死了，包括他母亲那边的许多亲戚。他很少谈到这件事情，因为太痛苦了吧。
40年代末期，朱迪·弗莱伯格为梅格纳姆当资料员，她多次与卡帕一起参加社交活动，而且爱上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大卫·契姆·赛穆尔。卡帕和赛穆尔“逃出了希特勒的魔掌，而且明白自己逃脱了什么，”她回忆说，“他们每天都感谢上帝，因为自己还活着。”1945年在伦敦的美国使馆工作期间，她看到数百张在被解放的集中营里拍摄的照片——其中许多照片她“现在还嗅得到”。她相信大屠杀对赛穆尔和卡帕的两个兄弟来说都是“可怕的创伤”。“他们以不同方式绕开这个话题。契姆经常去华沙贫民窟看他以前的家，以这种方式体会他的人民所受的痛苦，但是，包勃和他的兄弟康奈尔往往回避此事。他们不希望有人提醒此事。如果已经活下来了，你就不想拿自己的鼻子反复去嗅它。”
10月初，卡帕回到美国，住进了贝福德饭店，斯坦贝克正在那里编写《俄国日记》回到美国后，斯坦贝克曾对自己的朋友内森尼尔·本奇雷说，他喜欢卡帕，崇拜他的工作，但再也不想跟他一起工作了：为了拍到自己想要的照片，卡帕曾许诺别人，回到美国后会给人寄礼物，是一些相机或者他们想要的别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这使约翰很是生气，他感觉自己必须为卡帕说话不算数而做些弥补工作，因此自己送了一些礼物。”。几天之后，卡帕得知自己已经获得自由金奖，“因为在欧洲大陆针对敌人的战争中协助了美国军队，并取得特别值得赞扬的成就。”
10月20日，卡帕特别早就起了床，吃了斯坦贝克做的早餐，之后准时到达纽约世界无线电台的现场采访节目组，他要去推广《稍有偏焦》和《俄国日记》这两本书。
“嗯，好了，包勃，你准时来了，”采访卡帕的记者愉快地说，“顺便说一句，你可不能叼着烟卷讲话……在铁幕的对面挂着相机工作是什么滋味？”
“你看，”卡帕回答说，“你已经说过了——铁幕……在我看来，铁幕是一种袖珍铁幕。人人都在自己的脑袋里藏有一道铁幕。另一个铁幕，那我可不知道。是存在这么一种铁幕，也许吧，从边境的角度来看。但是，我可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他继而就斯坦贝克和旅行期间的其他一些小事情开了几个玩笑，描述了他和斯坦贝克访问俄国的目的，那就是要“看看那里的人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俄国日记》出版以后，评论界褒贬不一，也有来自苏联专家的激烈批评。在1947年，要看看苏联的“人们怎么过日子”，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动，要么会受到谴责，要么会得到斯大林政权的默许。《纽约时报》的奥维尔·普里斯柯特反映了许多人的意见：“《俄国日记》比大部分人写的东西要好，但是，它比许多人的类似作品更肤浅。”著名的纽约评论家斯特林·诺斯说了很精明的一句话作为总结：“问题就出现了：关于俄国的书能够肤浅到什么程度……如果作者对俄国的了解、对俄国的兴趣以及他们对俄国的态度超过吃、喝、观察可爱的表面印象的水平，事情则有可能产生很大不同。”
莫斯科的媒体会尽职尽责地痛斥西方针对苏联的任何一种看法，但是，他们这次比资本主义的媒体对这本书的评价更差。一些评论人员描述卡帕和斯坦贝克为“匪徒”和“贪婪的土狼”。但是，苏联特工应该感到很高兴。《俄国日记》符合波尔托拉茨基同志的预期：“斯坦贝克会对苏联人民作出有利的评论，也会强调苏联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同情。他会在某种程度上描述战争破坏程度，但他会积极评估苏联乌克兰人民英勇无畏的工作精神。”
第五章新形象（2）
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卡帕职业生涯的低谷。鉴于拍摄的数量，他的照片没有新意，而且平淡无味，真是让人奇怪。就算考虑到对他强加的许多限制，从《俄国日记》提供的证据看，也可以说他已经失去了敏锐的感触力。看起来，他的天赋并不适合拍摄冷战这种极其复杂和有政治敏感性的主题。似乎只有真正的战斗才能唤醒他的活力，才能让他同等量的肾上腺素和同情心一并焕发出来。
如果他与斯坦贝克的合作大部分是令人失望的，那么，由于《妇女家庭杂志》的约翰·莫里斯的帮助，这次合作却是他一辈子最赚钱的一个项目。1947年10月中旬，卡帕在阿尔冈琴饭店与约翰见面，两个人一起吃午饭，谈到他去苏联作的项目的确是一场灾难。但是，他相信，还是可以从中拯救出某些东西出来。莫里斯在贝福德饭店卡帕的房间里花好几个小时翻看成堆的8×10英寸的照片。
莫里斯对其中很多照片留下很深印象，但是，所有那几张都是黑白照片。有彩照没有？卡帕递上十多卷120埃克塔胶卷。最后，莫里斯找到了好几张像样的照片，但他需要一张封面照。他更仔细地翻找起来。最后，他只找到了“一幅，很有力度，也很紧凑。是一名扎头巾的农妇，跪在田里做农活的样子”。
莫里斯拿走了一个模型封面，还有其他几幅照片到他的老板比特里丝和布鲁斯·高尔德那里去。之后，他说服他们付出额外高的一笔费用，用20 000美元的杂志版税换取他选来的那些照片，这些照片将出现在封面上，并用在其他10个版面上。莫里斯亲自请卡帕到名人简便餐馆图特肖尔酒店吃午饭，并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卡帕听说这笔横财的消息后大为震惊。如果说他对登陆日的惨败心存怨恨，那么，这笔交易之后，莫里斯就远不止可以原谅了。斯坦贝克却没有产生这样的感激之情。在这笔交易中，他觉得自己被低估了，但是，他只写了几个图片说明就得了3 000美元的费用，这比大部分上班的美国人一年的工资还要多。
卡帕此行得了很大一笔收入，差不多等于到铁幕后每周净收入2 000美元，但从长期来说，这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联邦调查局得知此行的消息后，这次行动便成为另一份证据，说明他对苏联抱同情态度。他们还补充了一份报告到他的档案里，自从有线人报告卡帕曾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共产党以来，这份档案一直都保留着联邦调查局的卡帕档案中，有一份文件的日期是10月24日，其中提到多篇文章，就是莫里斯与高尔德夫妇达成交易之后的几天。《工人日报》报道说：“他们最近去苏联的旅行中听说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和平’，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和摄影家罗伯特·卡帕星期三晚上在《先驱论坛报》的第四次论坛会上说。”。
在从欧洲回来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卡帕又给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一批攻击他的弹药。1947年10月22日星期三的晚上，《先驱论坛报》召开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做了一个陈述，总结了他和斯坦贝克对苏联的观察：“那些人受到的损害和遭到的破坏，比我在战场上10年的经历还要严重，他们也痛恨战争，比我谈过话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痛恨战争。”之后，卡帕说，苏联人听说美国有“对自由人士的迫害”之后，表示出很大兴趣，说他和斯坦贝克曾对苏联主人说，“美国目前尚没有政治犯。”
他补充说，“我是在心里抱希望而已。我们不知道谁先开始这种恶意和不明智的游戏的，这是愚蠢的指责和横加批评。谁先开始是很重要的。重要的问题在于，谁会阻止此事的发展。”
尽管在《俄国日记》的合作上两个人不是很愉快，但是，卡帕和斯坦贝克很快又卷进了另外一个大胆的冒险项目：一家称为世界影像的电视制作公司。这家公司的诞生，源自斯坦贝克与一家无线电台的前任董事和能言善道的创业家哈里·怀特的谈话。斯坦贝克相信，以后，电视会使“书籍、电影、报纸和其他形式的交流过时”。卡帕被说服，世界影像将成为暴富的途径。他看到了与斯坦贝克合作会产生另一次谋利的机会，因此决定在这家公司大笔投资，购买其中价值2 000美元的股份。
这是相当出格的一个举动，尤其是对斯坦贝克。安妮·洛里是他的电影和电视代理人，她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世界影像是个糟糕的主意，不值得他花时间和金钱去操办。他妻子格韦恩甚至说得更唐突。为电视写作会磨光他的锐气，最后成为一只“汉堡”。但是，1948年1月，这位《愤怒的葡萄》的作者正在赶制世界影像的第一期制作：“巴黎：时尚检阅”。
这个系列是卡帕的点子，在当时是极有创意的。40年代末期，巴黎的工作室重新刮起贵族时尚之风，主要是设计天才雅克·法特，尤其是克里斯迪安·迪奥所领导的。在欧洲极重朴素生活的一个时期，迪奥奢侈的设计，加上与之相配的高价，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丑闻。仅一条迪奥裙子就需要二十五码的织物。在英国，有女议员责难这种浪费是“有闲的人产生的荒唐念头”，“也是对材料与人力的愚蠢浪费”。在巴黎，穿迪奥服装的模特儿会受到一些妇女的责骂，她们高喊：“四千法郎买一件衣服，而我们的孩子连牛奶都没有喝的。”但是，抗议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