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传-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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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个匈牙利人对我产生的影响，”她写信给朋友说，“对此我总是心存感激……我感觉得到，这种影响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知道，我们就要翻过这一页了。但是，围绕他的别的所有事情也不顺利，这可真是太糟糕了。但是，你自己并不能总把握住时机。我们在喝剩下来的最后一批香槟了。我是在从自己身上扯下极珍贵的一部分，但我们两个人都在理解过程中，而且也在做干净的手术，这样的话，两个人以后都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少女贞德》在华盛顿进行首映式的时候，卡帕已经回到巴黎。几个星期后，他写信来说，他极想念她。他买了一台打字机和一处房子。一处很小，另一处稍大些——离开巴黎有10英里，在密林里。里兹饭店的朋友们一直在探问她的消息。他请她给自己写信，并希望她做一个忠实的情人。他要她留下一瓶香槟，等他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再喝。另外，他还提醒她说，拍更多的电影，会使她更深地陷在好莱坞不得脱身，每开一次首映会，她会更少一些正常人的生活。在他的眼里，成功比失败更糟糕。他了解真正的英格丽，她是来自丁塞顿的一个少女，她的心属于瑞典。在信的最后，他告诉她说，自己有多么爱她。
鲍曼在百老汇的开场之夜极其成功，但是，几次热烈的喝彩之后，她冲进了卫生间，坐在那里大哭起来，她感到精疲力竭，突然之间感觉非常孤独。第二天，在发给她的成堆的贺信电报里，有一份是彼德发来的，彼德已经回到洛杉矶：“你让我哭起来。”一天接着一天，采访者络绎不绝。在无数影迷发来的邮件当中，她看到了已经陷入情网的卡帕寄来的信。工作从他身边偷走了她。他很少见到让他笑得如此开心的女人，让他如此爱惜生活的。他请求她不要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因为他目前的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值得他珍视的东西了。欧洲感觉起来很冷清，尤其是因为没有她。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他到处都能体会到她的存在。
卡帕一直在动，但是，在游牧民族式的移动生活中，他再也找不到安慰了。玛莎·格尔霍恩写道：“他总有钱四处行走，但一安定下来就没有钱了。”当年秋天，他飞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执导一部毫无生气可言的纪录片，讲那个地区的冷战情形。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坐在宾馆房间的阳台上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眼前有景看不得，满脑子都是鲍曼的影子。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他曾对她说，他想了解一下，离她远远的会是什么感觉，看看自己会想些什么。现在，他非常清楚这感觉是什么了——他开始自言自语了。
他还写信说，世界上有很多虚假的价值观。人们再也输不起了。但是，这次任务完成以后，留给他的印象却是：为此刻而活才是重要的。自从遇到她以后，他一直在考虑自己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土耳其，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香槟。他一直在约束自己。但是，他还是对她很好奇。她在见任何人吗？他希望她听到他的声音，希望她让自己自由起来。
拍完纪录片之后，卡帕回到巴黎。之后，他去麦琪孚滑雪，最后飞回纽约。但是，鲍曼已经回到好莱坞去了，因此，他们安排好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见面，就在复活节的周末。她会跟丈夫一起先到那里的滑雪场过几天。不过，他们会想办法彼此见上一面。在太阳谷，他们最后一次做了爱。之后，鲍曼回到她的住所，再去扮演她极难的一个角色——一个忠诚和欢乐的主妇。
离开太阳谷之前，卡帕一直在当地赌场的轮盘赌和扑克牌桌上，直到输掉2 000美元为止——那是他全部的积蓄。第二天早晨，鲍曼发现他一夜未睡，而且醉得很厉害。“这会有什么区别呢？”他告诉她说，“这对我很好。现在，我得更努力地工作了。”
大约是在这段时期，他在太阳谷的滑雪道上遇到彼德·林德斯特洛姆。根据彼德的说法，卡帕主动告诉他一些滑雪的小知识。他觉得受了冒犯——他是个滑雪专家，比卡帕滑得好得多。之后，卡帕告诉他说，他觉得英格丽需要休一次长假：最后一次在纽约见到她的时候，她看上去面色苍白、神情疲倦。彼德最终怀疑他了，质问英格丽的时候，她承认有这么一回事，但发誓说，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如果他起诉通奸，她会失去一切：丑闻会毁掉她的事业，而且会允许他看管佩娅。
根据多种说法，鲍曼和卡帕最后在太阳谷友好分手。鲍曼听到了卡帕的声音，也努力照他说的做。但是，她不愿意放弃一切去跟一个她后来说“慢慢爱得极深的”一个男人。不过，她总是对他存有很深的感激之情，他使她明白，好莱坞之外还有别的生活，也使她打开眼界，看到可以再次去欧洲工作的可能性。但是，对照而言，她后来声明，在12年的生活当中，彼德惟一的一句鼓励的话也很“不错”。
第五章远在苏联（1）
创始人员每人出资400美元作为启动费。该机构将从付给摄影成员的拍摄费用中提取40％，从摄影人员自己找到的拍摄费用中提取30％，并从转销费中提取50％。凡迪维特夫妇将在格林威治村第8街开办纽约办事处，里塔出任办事处的主任，每年获取8，000美元。玛丽娅·艾斯纳将在她家里开办巴黎办事处，地点位于圣昂内富布热路125号，每年获取4 000美元。
还有其他很多机构也准备继续推广社会公认的摄影家作品40年代初期，卡帕跟基地在纽约的图片联盟关系密切。这个图片联盟是一个松散的摄影家组织，旨在推广左派报道，但是，该机构并不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运转的，而是一批思想接近的激进摄影记者的网络。1940年2月和1942年4月，卡帕曾在该联盟会上发言，谈到了他在中国、西班牙的工作以及总体的战争摄影，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讲话的原稿没有留下来。1947年12月，图片联盟被宣布为颠覆性机构，并被列上美国司法部的“黑名单”。1951年夏天，该机构解散，它是冷战时期反共歇斯底里的另一牺牲品。。让纽约、巴黎和伦敦的编辑部门大跌眼镜的，是梅格纳姆准备保护其成员版权和底片所有权的大胆宣言——在摄影人员与像《生活》杂志这一类的大型杂志打交道的方式上来说，这个宣言毫不亚于摄影业的一场革命。法国摄影家罗米奥·马尔丁内认识卡帕及其他创始人员。“卡帕的思想——尤其是说新闻摄影从业人员如果不拿到自己的底片，那就什么也不是的想法——将证明是新闻摄影历史上最明智的思想，”他于1997年写道，“这个合作机构是保留这些权利的最好办法，也是保障其成员拥有行动自由的最佳方式。”
从开始起，卡帕就担心，人们也许会把这个机构看成是业余爱好者的团体。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梅格纳姆必须按照其他通讯社的方式运作，无论其宣称的理由与活力有多么大。换句话说，这个机构必须提供商业上的内容：主流的图片文章。在所有创始成员中，只有卡迪埃…布莱森有能力不理睬这样的实际限制，而卡帕也不希望他的超现实主义者的美学思想慢慢束缚住梅格纳姆，因为以金钱来看待事物的普通编辑不一定喜欢这样。“要小心标签，”卡帕提醒他说卡帕不用担心。卡迪埃…布莱森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证明自己是世界一流的新闻工作者。2000年，很少露面的卡迪埃…布莱森出现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有人说，他是20世纪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对此，他露出一脸苦笑，他重复了自己经常描述卡帕的一句话，说卡帕是凭直觉办事的摄影家，是摄影界伟大的冒险家之一。，“标签让人开心，但是，有人会把标签贴在你背后，让你终身难以洗脱——‘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小摄影师’。你会失败的——你会陷于过于精致，过于矫饰的泥淖。应该接受‘新闻摄影记者’的标签，之后把一切都留给自己，留给自己最隐蔽的内心1999年，卡迪埃…布莱森发给我一份传真，解释说，他已经重复了很多次说过的话，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轶闻趣事可以提供的。但是，让人感激的是，他寄给我一首诗，就是出现在本书前面的那首。”
彼埃尔·加斯曼回忆梅格纳姆最初的日子，语气里不乏亲切感，因为那些日子标志着他与这个机构联系的开始，他是这个机构的独家承印商。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梅格纳姆的名誉董事。他还强调说，如果没有契姆的影响，梅格纳姆也许一直都保持为一个幻想。正是因为契姆同意了卡帕建立梅格纳姆的计划，其他创始成员才纷纷跟上来。契姆很冷静地分析了开办这个机构的风险，而且在最初的几年使梅格纳姆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同时，卡帕在前面当一个很有领袖气质的人物，他跟编辑人员建立联系，尽可能进行了很多战后的工作接触，创造了很多收入来源。
这个机构最初最重要的客户是约翰·莫里斯，他离开《生活》杂志，到《妇女家庭杂志》当了一名图片编辑：梅格纳姆在头5个月获得的共15 294美元的收入的三分之二就来自他的杂志提供的业务。莫里斯还跟卡帕一起构思了一个想法，准备对世界各地的家庭做一个比较报道，叫“人就是人”，并说服《妇女家庭杂志》来支持该项计划。《妇女家庭杂志》同意了一个共15 000美元的资助。契姆将报道法国和德国的一个家庭，罗杰将报道非洲、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家庭，而卡帕将在他与斯坦贝克在苏联的旅行途中拍摄苏联家庭的情况。
卡帕和斯坦贝克终于在1947年7月31日到达莫斯科。那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机会。肯定的，如果有哪位摄影家可以让自己的镜头在铁幕之下对错方向，那一定就是卡帕。为了这个目的，他带上了很多设备：多部不同相机，数百盒胶卷，极多的照明设备，结果，光行李超重费他就付了300美元。
在莫斯科机场，卡帕很快就想办法确保自己赶快拿到自己的10件行李。之后，等待来人接走他们的时候，他将行李锁在一个房间里，同时，卡帕告诉机场负责人说，他们应该以自己的生命看护好那些设备。斯坦贝克写道，“一般来说，卡帕心情轻松，很开心的样子，但是，涉及相机的事情时，他会成为一个暴君和讨人厌的家伙”。
官员们看护行李的时间远较卡帕预期的等待时间长。没有人到机场迎接两位记者，而事先却是安排好让《先驱论坛报》莫斯科站的记者艾德·加里莫来接他们的。结果是，加里莫因事离开莫斯科，因此，卡帕和斯坦贝克发现自己搁浅，而手头又没有钱——哪怕他们有必须的卢布，也没有出租车可以搭乘。
最后，一位抱同情态度的法国邮差带他们进了莫斯科。当时，外国人能够居住的惟一地方就是大都会饭店和萨伏伊饭店，但那里已经住满了。最后，他们拿到了去加里莫公寓的钥匙，在那里，他们喝了几轮杜松子酒，把他的威士忌喝个精光，让加里莫很是不高兴。第二天，负责他们行程的俄国情报机构在萨伏伊饭店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套间，这使他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套间里有很大的浴盆，这让每天早晨惯于仪式性泡澡的卡帕很开心，但在酒吧里，其他记者提醒他们说，离开莫斯科地区以后，除开找到过夜的地方有麻烦以外，他们还会碰到更大的麻烦。
10年以前，斯坦贝克到过莫斯科，当时，他看到的是一个混乱的首都。现在清洁多了，有了很多新建筑和斯大林纪念碑，但是，人们看上去面呈灰色，一脸阴沉。的确，他们都太累了，被战争、强制性集体化和斯大林主义的监视生活弄得精疲力竭。妇女出门都不化妆，那被认为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豪华奢侈品，大部分人的衣服都是廉价的，很俗气。许多人仍然穿着战争时期的军服，他们也只有这样一些衣服在《俄国日记》中，斯坦贝克没有提到，1946年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