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传-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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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感到很是奇怪，卡帕“已经是名满天下”，但他却身无分文——“因为他这种职业的危险，以及他对赌博的嗜好，这种状况对他来说是极其有害的。他还有被谴送回原籍匈牙利的可能，而他纪念那个国家的方式就是他的口音，那是对所有语言的一种音乐化的破坏，他的朋友都称他的话是‘卡帕语’。”
大约是在这个时期，卡帕还遇到了来自芝加哥的一位年轻人，叫约翰·莫里斯，他在《生活》杂志的图片部当助理。莫里斯记得那年冬天午饭期间带卡帕到洛克菲勒广场的室内溜冰场溜冰。“卡帕抓住《生活》杂志一位秘书勃比·洛克的手，事情很快就明显了，卡帕并不会溜冰。她抓住他的手，结果在一家餐馆的平板玻璃窗上暴跌倒地。我就在他们身后，我看见《生活》杂志在那里进午餐的三位高级编辑笑爆了肚皮。”
卡帕的移民状态却不是那么好笑。“卡帕没有‘南森’护照。南森护照是按国际联盟的弗里德托夫·南森的名字命名的，”爱德华·汤姆森回忆说，“那是颁发给‘无国籍’人士的一份文件。美国给匈牙利的移民指标每隔几十年才调整一次，因此，那是一种脏兮兮捆绑式文件。‘如果看上去很干净，那就是伪造的’，卡帕说。因此，他到处跑还是有风险的。”
卡帕的签证1940年初就要到期了，他必须在到期之前赶紧采取行动。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他必须找人结婚。3月27日，他跟约翰·费恩豪特一起参加了一个聚会，而费恩豪特刚刚跟艾娃·贝斯尼奥离婚，又娶了生气勃勃的美国姑娘波莉·柯琴，是个学舞蹈的。波莉介绍他认识了托尼·索莱尔，那是一个惹人注意的黑发纽约人。在几天之后的另外一次聚会上，喝得醉醺醺的卡帕和索莱尔同意第二天就结婚，并且到可以办理此类手续的最近的马里兰州去“快速登记”——从曼哈顿往南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第二天早晨，卡帕酒醒了，他意识到自己既没有钱也没有车到马里兰州。但是，在《生活》杂志办公室里，他听说有两位摄影师也打算结婚——奥托和汉塞尔·米斯。这两个人于20世纪20年代离开德国，沿路卖艺，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再到美国，汉塞尔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又于1937年成为《生活》杂志的摄影工作人员。到1940年，他们需要结婚了，因为奥托是非法进入美国的，这样可以避免被谴送回纳粹德国。汉塞尔后来很清楚地记得这一天。
卡帕赶到《生活》杂志编辑部，找到了奥托，发现他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灯盒后面。“你们和我们去结婚怎么样？”他问他们，“我们一起去……我明天就得离开这个国家了。他们不给我的签证续签。我是匈牙利人，是犹太人。希特勒的党徒都在匈牙利……我跟一个姑娘达成了协议。她跟我结婚，我支付她一年的舞蹈学费。”
当天下午，他们找到了托尼·索莱尔，奥托冒着大雨开车将他们送到马里兰。婚姻登记处关门前15分钟，他们才赶到艾尔肯顿。卡帕和奥托冲进去，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们一个坏消息，法律已经改了。颁发结婚证必须等待三天。他们请求工作人员破例，但遭到拒绝。他们沮丧地回到汽车里，开车回纽约。
到了艾尔肯顿的郊区，奥托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小汽车。有两个人在狂乱地打手势，要他们停车。他把车停下来。那两个人解释说，法律有个小漏洞，之后要求跟奥托和卡帕单独谈话。汉塞尔和索莱尔从汽车里看到，奥托在用力摇头，而且转身，结果卡帕将他拉了回来。之后，奥托拿出皮夹，递上了好几张钞票。之后，奥托和卡帕回到汽车里。奥托解释说，如果他们得到医生的文字证明说她们两个怀孕了，那他们马上就可以拿到证件。汉塞尔和索莱尔都拒绝了。卡帕请求她们两个重新考虑，而当地那两个人却在很不耐心地等待这对夫妻跟上来。
最后，两个女人被说服了。当地一名医生甚至都没有看那两个女人，直接就打出了她们已经有身孕的文件。奥托又摸出了几张钞票。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位老人面前，也就是主持婚姻的“牧师”。两对人都结婚了，但是，到了付钱给牧师的时候，奥托剩下来的钱已经不多了，这么一来，汉塞尔和索莱尔只好摸自己的钱包支付余下的部分了。拿到结婚证书以后，四个新婚人站在婚姻大楼外的雨中。
“这事非得喝一场不可。”卡帕说。
但他们都没有钱了，这样，他们就只好再爬进汽车往回开。奥托和汉塞尔坐在前排，索莱尔和卡帕坐在后排。开出几英里后，汉塞尔听到索莱尔在扇卡帕的耳光——他向她丢了一个粗俗的媚眼。索莱尔坐在那里泪流满面，一个人倒在一个角落里。接近纽华克和曼哈顿之间的林肯隧道时，她要求下车。她说了再见，声音里透出情绪激动。卡帕要求在贝福德旅馆下车。他从车里钻出来，没有说一句话，直接就走进夜色里。
“你看，卡帕是个怪人，”汉塞尔·米斯后来写到，“看他的行动好像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同时，他又拿生活很当真。他是由很多种人构成的，有些很好，有些不那么好。他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仍然是，他在我们面前编造故事，是在真实生活当中靠不住的故事。他有冒险的性格，但许多次他竟然扶在我肩头上痛哭。他是个造就出来的人，大部分是他自己造就的成果。”
索莱尔后来说，跟他结婚是在帮他的忙。但是，根据米斯的密友乔治娅·布郎的说法，她已经爱上卡帕了。艾德·汤姆森也相信，那场婚姻对她的意义，远远超过对卡帕的意义。“卡帕认为那场婚姻是临时的，”他回忆说，“可是，令人伤心的是，托尼却不这么想，每次遇到我的时候，她都带着渴望问及包勃的消息。”
为了保持婚后的合法地位，卡帕和奥托必须离开美国六个月，之后再进入美国。《生活》杂志考虑到这件事情，结果在几个星期时间内很方便地为卡帕找到了去墨西哥的工作，同时，奥托也去了古巴。
第三章光荣孤立（2）
卡帕在4月下旬到达墨西哥城，住进了蒙特约饭店，并与《时代…生活》杂志在墨西哥分部的主任霍兰德·麦康贝联系上了，是一位拉丁美洲事务的专家。他解释了迅速变化的政治局势，一起去了这个城市的好几个夜总会喝酒。《生活》杂志报道了卡帕从墨西哥发回的首批图片短文。“纳粹特工在整个拉丁美洲活动，挑起对大不列颠、法兰西，特别是针对美国的仇恨情绪。在墨西哥，他们跟那里的人明里暗里勾结在一起，对墨西哥正在逼近的7月7日的总统选举大加利用。”
卡帕在蒙特约饭店的酒吧里喝很热的加黄油郎姆酒，如果没有喝醉，那他就会去街上闲逛，报道左派曼纽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将军和更靠近中产阶级的右翼分子胡安·安德罗·阿尔马赞将军的竞选活动。到了竞选日，他一大早就去了中央投票站，阿维拉·卡马乔应该去那里投票的。空气中弥漫着暴力的气氛：墨西哥有一条奇特的竞选规定，说第一批到达投票站的人将负责全天的投票工作，投票站刚刚开门，枪声就响起来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卡帕一刻不停地工作，警察和暴乱支持者不加区分地朝人群开枪，他必须躲避子弹。他拍下了当天早晨第一个被打死者的照片，还有抬进救护车的伤者，被炸弹炸伤的受害人，还有一个叫费力克斯·罗德里格的“垂死的报童”，鲜血溅在地上，死亡已经夺去了他的性命，而准备扔出去的石头还捏在他的手上。根据《生活》杂志7月22日的报道，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举行的这次“自由”总统选举，比人们预料的暴力情景好得多，到投票结束的时候，才只有一百多人伤亡。
7月8日，两边的候选人都宣布竞选胜利。选举官员宣布，正式的结果要到9月1日才公布，到时，墨西哥国会将再次开会。整个8月份，首都的紧张气氛和温度都在上升，因为两边的候选人支持者都在斥责暴乱，都在举控对方选举作假。
卡帕到了《生活》杂志办公室，看到杂志上登着好几页关于欧洲的令人揪心的报道。法国和比利时在希特勒闪电战开始的几个星期内沦陷。大不列颠之战正在英格兰夏日的田野上展开，只有皇家空军年轻的飞行员们在抵挡希特勒，不至于使欧洲全部沦陷。8月20日，在伦敦，丘吉尔对不服输的英国人民发表演讲，他高度赞扬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他们赢得了针对希特勒的最初几场重大战斗的胜利。
丘吉尔发表著名演讲的同一天，卡帕跟其他许多记者一起正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医院外面等待，他要报道的第一个人物——列奥·托洛斯基快要去世了。当天下午，有人用冰镐袭击了他的头部。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在失去知觉之前，托洛斯基曾说：“我肯定会胜利。继续前进吧。”他在第二天去世，但莫斯科的一个“叛国罪审判庭”早已经判处他死刑了。8月27日，他的尸体火化了。在外面，卡帕拍到他遗孀的照片，她已经昏倒了，被人抬进了一辆小车。 1940年10月10日，卡帕经由德克萨斯州的拉雷多回到美国，他已经得到了居民身份。选举季节已近高峰，他及时回到纽约，报道竞选人温戴尔·威尔基和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多次演讲。由于来自孤立主义者的压力，罗斯福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工作，以反击试图使美国远离世界大战的一股势力11月5日，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当美国开始选举时，卡帕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他要在那里花10天时间报道这个国家最令人着迷的文学伴侣：海明威和玛莎·格尔霍恩。几天以来，卡帕拍摄了“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工作和与格尔霍恩一起玩耍”的情景：打野鸡，打猎，在离海明威的农场两英里的一个铁轨小溪屋里跳舞。
海明威正处在成功的顶峰时期。他叙述西班牙内战的小说《钟声为谁敲响》的销售创下了纪录，一周之内卖掉5万本，而且派拉蒙电影公司开出创纪录的天价10万美元购买其电影权：《生活》杂志很快将登一期特别报道，要利用卡帕在西班牙拍摄的很多照片来宣传这部电影。
卡帕给这对“快乐夫妻”拍摄了很多照片，其中一张显示海明威自豪地举起一只刚刚打
死的野公鸡。“在他的肩膀上，”图片说明写道，“有一只皮制的狩猎袋，是格尔霍恩女士报道俄国与芬兰的战争时期在芬兰给他买的。”为了给海明威拍摄另一张看上去很男子汉的照片，卡帕淌水到了沼泽地里，拍下了这位作家大喝威士忌的镜头。这幅照片并没有登上作为长老教会员的路斯的杂志，但是，在第二位拍摄者的珍藏照片中，可以看见卡帕正站在齐腰深的冰冻的烂泥里对焦的镜头。
另一次出差的情景更好玩——去拍伊利诺伊州的卡纽梅特城，在当地工厂的数万工人眼里，那是一座“罪恶之城”。《生活》杂志报道说，那座城“没有火车站，没有新教教堂，没有交通灯，没有中央电话系统，但有308家夜总会和7名警察。每46人就拥有一个夜总会，这个比例是全美国最高的。”卡帕一直工作到深夜，报道那里的脱衣舞女脱衬衣的情景，还有一些喝醉的伴侣在低级酒吧里彼此对饮的镜头。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在去芝加哥的火车上，卡帕跟一位28岁的黑人搬运工闲聊，此人说，他极想有一天能够当上摄影师。这名搬运工叫戈登·帕克斯，他在《生活》杂志工作了很长时间，之后导演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典电影《矿井》。“包勃·卡帕上了火车，”他回忆说，“希望在回芝加哥的这段共400英里的路程上好好睡觉，但我一直在向他提问，因此他一直醒着……几个小时后，（卡帕）疲倦地说，‘哪天在欧洲见你吧’，之后就下了车。”
1941年的时候，卡帕一直都想着欧洲。他见过北美的很多地方，但他觉得为《生活》杂志工作是很扫兴的事情。每次看着《纽约时报》的封面，他拍的照片看上去都很一般，都像是可有可无的。他也不喜欢《生活》杂志的管理：1941年，除开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以外，这家杂志所有的摄影人员都被当作“拍照者”，只是比排字工人高一个档次，但比真正的玩家，也就是广告销售人员低很多档次。
卡帕听说，文森特·西恩的妻子迪娜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