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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

分手的情人别见面-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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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长笑笑说:“小姑娘,别老哭哭啼啼的,学学人家瞿霞吧。要说心里难受,她应该比谁哭得都厉害。”    
     “她怎么了?”周小红问。    
    护士长叹了口气:“唉,孩子那么小,她能不惦记吗?打电话想听听孩子的声音,可那个黑心的老太婆就是不让。唉,天底下竟有这么狠心的老女人。”


第三部分冷调的边缘(3)

    舅舅颜卓文的病情出现了一次反复,虽然在加大了激素治疗量之后,病情被控制住了,但我的心情却越来越不乐观。    
    那天下班之后,他和我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他的样子很平静,可我却在他的谈话中嗅到了一种临终忏悔的味道。我坐在他病床的对面,望着他那双越来越凹陷的眼睛,恐惧从我的心底一点一点地爬了上来。    
    他从一篇题为《童年经验与家庭暴力》的文章说起。    
    据心理学家研究,童年生活不愉快的儿童,在长大成人之后,有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人性格冷漠,与人交往的能力差,惧怕婚姻,甚至会成为家庭暴力者。    
    舅舅为他的女儿担心,他说原以为维持那段痛苦的婚姻是为事业和女儿做出牺牲,但现在才明白,真正被牺牲掉的是生活的真实和女儿的童年。    
    舅舅还透露了他心底的一个秘密。很久以来,他一直能感觉到丁安美对他的爱慕和关怀,在陆可宜来北京的那些日子里,丁安美的帮助更让他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善良和热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扪心自问,他对丁安美也常怀着一种特殊的亲近和关切,但他却没勇气接受这份感情,甚至不敢想象有一天会走出固有的生活模式,给自己创立一片新天地。    
    “原以为漫长的一生可以在忍耐中度过,况且我还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那就是人这一辈子只能全心地做好一件事,我选择了做医生。但近来我却发现自己的想法有点自欺欺人。回首往事,我是一个以鸵鸟的方式逃避生活的人,遇到麻烦只有惟一的办法,那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里。这种方式证明了我在心理上是个弱者,在生活中是个失败者。我始终生活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中,伤了自己,也伤害了许多爱我的人。但是我已经没办法改变这种现实,也没法弥补对她们的伤害了。”    
    我知道舅舅所说的“她们”,包括陆可宜,包括丁安美,也包括她的女儿。    
    舅舅说,万一他有什么意外,要我照顾蕾蕾,如果丁安美也遇不幸,丁咚就托付给我和我母亲了。    
    我不许舅舅胡思乱想。颜卓文笑了,笑得很轻松,他说:“你和我都是医生,医生应该比其他人更能唯物地直面生死。”    
    休息室在病区最高的七楼,这里是无污染区。    
    我给母亲打电话说我这里一切都好,请她放心,我没把颜卓文患病的事告诉她,只说舅舅现在也调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病区的工作。    
    这些日子以来,我对母亲的依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像丁咚,一有机会就要紧紧地牵住母亲的手。    
    离开家进入隔离区的那天早晨,我不到六点钟就起床,母亲已经在厨房里煮牛奶。我想在离家之前多和母亲说几句话。可母亲除了说“多带几身换洗的衣服”和“别忘了带手机的充电器”之外,再也没说什么别的。但这两句话足以说明她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她知道我一进隔离区起码有很长的时间不能回家,甚至有可能永远不再回家。她提醒我带上充电器,是希望能随时和我通话,了解我的情况。    
    有点“黯然销魂,惟别而矣”的感觉。    
    小丁咚揉着一双睡眼从卧室走出来,也不说话,蹲在过道上发呆。    
    “怎么了?丁咚,快去洗脸,吃完早饭我们去上学。”母亲说。    
    丁咚低着头说:“我不上学!”    
    “什么?”    
    “我不上学,不上学!”丁咚一边大声说着,哭了起来,把我和我妈都吓了一跳。    
    我把丁咚从地上拉了起来,替他擦掉眼泪问:“怎么了丁咚?为什么不上学?你那天还跟叔叔说要好好学习,长大当医生呢。”    
    “我什么也不当!我不上学!”    
    “为什么?”    
    “他们说我是病毒。”    
    我和母亲面面相觑。    
    自从丁安美进了隔离区,好多家长都叮嘱自己的孩子离丁咚远一点。现在丁咚没有同桌,他旁边的位子是空的。    
    “太不像话了,我要去批评你们的老师,他们这样做是残害儿童的心灵。”    
    母亲摸着丁咚的头说:“颜老师决定了,这几天我们不上学,丁咚的课,由颜老师来教。”    
    丁咚问:“妈妈的医院里真的全是病毒吗?”    
    我和母亲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丁咚抱住了我母亲,流着泪说:“我想妈妈!”    
    母亲牵着丁咚的手,一直把我送到小区门口。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我在心底里唱着这首前苏联的老歌,向母亲和丁咚告别。丁咚朝着我的背影喊:“小颜叔叔,洗手!”    
    我径直向前疾走,不敢回头看那一老一小……    
    难以入睡,我打开了电视。    
    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有关《非典与亚洲经济》的节目,享有“热带王国”之称的新马泰,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魅力。棕榈树、巨身象、椰子林,全都黯然失色。泰国拥有二百五十间客房的四星级宾馆“珍珠度假村”,入住率跌到不足两成;香港的航空业也随着旅游业的下滑,掉进了一个冰窟窿;韩国三星电子报怨SARS使今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销售只占去年的百分之二十;新加坡的财政部长则在疾呼,非典已经严重扰乱了他们的经济秩序。    
    和这些事情相比,我更关心有没有特效药能让所有的病人都快点好起来,更希望我的舅舅能早日康复。    
    另一个频道,正在播那个有一个酒涡的男主持人王志与“扫雷兵”钟南山的对话。钟南山的仁者风范和大将风度,像是一剂安神补心的良药,让我从紧张、忧伤、混乱中安静下来。他那双智慧而坚定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镜片后边熠熠生辉,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从容而铿锵有力,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我敢说这个脊梁挺得笔直,一点不臃肿、不做作、不虚夸、说话一点都不拐弯的老头,有着足够的实力挑战施瓦辛格、飞人乔丹以及一切家喻户晓的名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另类偶像”。    
    还有一个消息:占地二万五千平方米,设有一千张病床的小汤山医院已经破土开工,并计划一周内完工,以中国的速度创造世界奇迹。


第三部分冷调的边缘(4)

    这天上班,刚走进污染区,迎面碰上送餐的餐车,送餐的好像换了人,比食堂的张姐个子高,但因为穿着全副武装的隔离装,我认不出那人是谁,甚至分辨不出是男是女。    
    那人推着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对我说:“你还好吧?”    
    她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惊喜。    
    “是冰柳?真的是你吗?”我大声对她说。    
    “我申请来做义工。”    
    “这里很危险。”    
    “你也在这儿呀。”    
    “你是说,为了我,你才来当义工?”我有点受宠若惊。    
    冰柳轻轻笑了:“别自作多情了,我是为了我自己。”    
    “我不明白。”    
    “想找回一点做医务人员的感觉。”    
    “多加小心。”    
    “你也是,多加小心。”    
    冰柳推着餐车走了,我一直望着她的背影,一身隔离服让她显得有点臃肿,可步态还是那么轻盈,如在当年的舞台上。    
    一批康复的病人要转到康复疗养区去了,他们要在那里观察十二天,然后就可以出院了。被转走的病人里有那位激情诗人,还有我们手术室的护士郭腊梅,她也是和舅舅同一批转到这里来的。    
    激情诗人拉住刘护士长的手说:“谢谢,谢谢这些日子以来你们对我的关怀。你们就像我的妈妈,我的姐妹,在这离别的时刻,您能允许我满怀真诚的感激,拥抱您一下吗?”    
    刘护士长笑着说:“如果你是想让我做代表,表达你对这里所有人的感激,那我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啦。”说着,她伸出双臂抱了抱诗人。    
    激情诗人看了看周小红,笑笑说:“我还想拥抱一个人,不过现在可能不是时候,将来或许会有机会吧。”    
    周小红躲到了护士长的身后,推着护士长说:“你看这个人,真是的!”    
    另一边,郭腊梅正拉着瞿霞的手,哭红了眼睛:“要是没有你,我说不定早死了。”    
    瞿霞搂了搂郭腊梅的肩膀说:“我们从小在一块儿,像亲姐妹似的,说这样的话太生分了。”    
    “可我对不起你!” 郭腊梅哭得更厉害了。    
    刘护士长走了过来说:“好了,你能康复出院,是我们大家的喜事,别哭了,把身体养得棒点快回来,我手下最缺的就是精兵强将!”    
    正说着,有个护士慌慌张张地跑来,气喘吁吁地说:“七病室1床……”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冰凉。    
    我踉踉跄跄地跑到舅舅的病房,内科汪主任正指挥着大家抢救,舅舅已经进入了浅昏迷状态,呼吸机已经上了,可呼吸困难还没缓解。护士正从点滴的小药瓶往里加药,加的是激素强地松龙。    
    他这几天来一直病情稳定,怎么会突然急转直下?我站在病床边,两腿一阵比一阵发软。那一刻,我像是突发了心房纤颤,心跳得急速而不规律,我强制自己保持镇定,闭着眼睛做了几次深呼吸,但厚厚的隔离衣,厚厚的口罩闷得我出不来气。不一会儿,我的汗已经浸透了内衣。我平生第一次用最大的意志力和自己对抗,才勉强没有晕倒。我在心里暗暗地对着颜卓文喊:“你不能死,你不许死!”    
    刘护士长问我用不用通知家属,我摇了摇头。除了怕她们接受不了这个突然的恶变,还心存最后一点侥幸,希望能在他的身上出现一个起死回生的奇迹。    
    舅舅终于微微睁开双眼,看了看周围的人。我附到他的耳边说:“我在这儿。”    
    舅舅勉强点了点头,气若游丝地说:“活着真好,好好活着。”    
    说完,他又陷入了昏迷。    
    我活了二十八年,还没有自己真正的信仰,但此一刻,我却虔诚而恍惚地对天祈祷:尊敬的基督耶稣,仁慈的真主,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请您们千万千万保佑颜卓文,他是一个好人,是个好医生,他这辈子的心愿就是做个好医生,他不能死,他不应该死!求求您们,千万不要把他带走。阿弥陀佛、My God!阿门!眼泪在防护眼罩后边流成一片。    
    舅舅颜卓文终于没能挺过这一关,他去了。    
    舅舅的去世,如汤浇蚁穴般的,又引起了病人们的骚动。    
    有人说,人处在特殊危险当中的时候,最能表现出他们的修养和本性。在很多人惶恐不安的一刻,一位七十几岁的老教授躺在病床上,静静地看他的《世说新语》,一个中年女人专心一意地用彩纸折叠她的纸花瓶。但还是有不少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狂躁以至失控。    
    上次那个闹着要回家的男人,这一次躁动得更厉害,起先还只是在病室里大喊大叫砸东西,后来竟冲出病房,跳上楼道里的窗台,要从四层楼上跳下去。    
    所有的人都被惊出一身冷汗,我们不知花了多大的气力,费了多少口舌,才让他安静了下来。    
    另一个病房里,瞿霞发现一位女病人拿了一把水果刀正准备割腕。瞿霞拼力夺过了水果刀,拉着她的手,轻声细语地劝她无论如何不能轻生。那个病人哭了说,说了哭,反反复复地一直在说一句话,“他死了,我就也不活了。真的不想活了。”    
    瞿霞费了好大的力气,总算弄明白她要死要活的原因。原来她丈夫听说有一种叫达菲的药能预防非典,就托人买了来,一口气吃了三盒,结果恶心、呕吐、肚子绞着痛,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女病人哭着说,全都是她惹的祸。    
    女病人的行为虽然过激,却让我感慨万分。我真羡慕她的丈夫,拿那个男人和舅舅颜卓文相比,他真是幸福多了。    
    过了很长时间,我仍然不肯相信颜卓文已经走了的事实。收拾他的遗物时,我在一本英文的《外科学》杂志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只写着简单的几句话:“颜澍:万一我出现意外,让大家都别难过,帮我照顾蕾蕾。她从小身体不够强壮,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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