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5-我生有涯愿无尽-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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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民盟成立宣言的发表方式的分歧，早在宣言起草之前就出现了。青年党曾慕韩首先提出发表时不具名的主张，而后被推为民盟主席的黄炎培又提出要为他个人参加民盟保守秘密；而姓名保密也只能是不具名。我则以为民盟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发表，都应由民盟的负责人共同具名，毫不隐瞒这些政治主张是我们的；只有如此，才足以表明我们郑重负责的态度，并取信于国内外。有人又提议改由参加民盟的各党派具名，而职教社又反对，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因为黄炎培是该社负责人，有了职教社的名字，也就等于有了他的名字。于是我又建议以“民盟驻港代表梁漱溟”名义，或解除我的报社社长职务再发表，均不得同意。而青年党曾慕韩以不具名发表的意见未谈妥为借口，拒不起草原应由其执笔的宣言。为了宣言与政治纲领同时按原定日期发表，我又不得不连夜赶写宣言，经大家讨论通过。最后在万般无奈中，只得服从不具名发表的意见，在《光明报》上刊登了这两个民盟的重要文件。
由于发表时不具名，孙科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在香港发表公开谈话，攻击民盟，说民盟是暗藏的“第五纵队”，破坏抗日等等。而不具名发表的最大不利是不能取信于国外，以获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为补救计，后由陈友仁（曾任中山先生秘书、国民政府外长）和陈翰笙二位向外国记者说明和保证，并由他们代为将这两文件译为英文，宣言与政治纲领才得通过这些记者转发国外。
十、被迫停刊
1941年底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2月8日日军由九龙方面进攻香港，同时对香港炮击和轰炸。《光明报》自同年9月18日创刊后，至12月13日被迫停刊，前后不过三个月。报纸无法办下去，工作人员只得遣散。为免生意外，我也在同人的帮助下多次迁移住处。12月25日日军终于全部占领了香港，香港当局投降。在香港沦入敌人之手的初期，盗匪蜂起，日军也乘机作恶，社会秩序无法维持。此时为了安全，我又与萨空了、张云川、黄瓒三人躲入西环一所小学校，住在三楼的一间空房里，住入此处以后，我们尽力深居简出。白天各自读书，夜间无电无法看书，几个人就在一起闲谈，各自介绍个人经历的种种往事。
有一天我有事外出，走在中环路距香港大学不远的地方，遇见陆光荣，两人正边走边谈时，由两楼之间忽然冲出一人，双眼以下蒙着白布，手持尖刀，以刀对我，要我交出身上财物来。当我从衣袋里取钱包时，陆趁机逃离，向上坡方向飞跑，而此时正巧有一辆警车自上往下驶来。陆于是边跑边大声喊叫：“robber！robber！”（强盗！）匪徒眼见警车向我们方向开来，急忙逃走，竟不及接我手中递给他的钱包。
十一、离港出走返回祖国大陆
此后不久，范长江、萨空了问我是否打算在此时离开香港，我说当然想走，便约定与陈此生、范长江夫妇等同行。1942年1月10日，在日军完全占领香港两周后，我换装着中式夹裤夹袄，于黎明前离开所住的小学，由黄瓒送我到香港仔约定的一个僻静处，登上预先租定的一条小渔船，趁着破晓前的昏暗，躲过日军的检查和封锁，悄悄地离开了香港，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途程。由香港回到大陆内地所经历的种种艰险和一些感受，在回到桂林以后曾写过题为《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一长文，有较详细的记述，这里就不再说了。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第56节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1）
一、离港
我已于1月26日到达梧州，现在可以将从香港脱险的经过告诉你们。
香港战事于12月25日结束，我同几个朋友隐蔽在西环一间小学的教室里，且觇日军动静如何，准备走出香港。但急切间得不到什么好办法，直至1月10日始得离港北来。
这是起身头一天方决定的。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通知我们，说是有一只小帆船明天开往澳门，船主曾向日军行过贿，或可避免查问。船费每人港币六十元，此友已预定五个人的位子。我们当下付过钱，约定次日天明于某处见面，有人领我们下船，并嘱咐我们改换装束，少带行李。
我们同行朋友计五人：陈君、陆君、范君夫妇和我。五人皆改成工人或小商贩的装束，自携行李（都是小件的），随着引路人，自中环急步，向香港仔下船。这是一段约二十华里的路程，在久不走路的我，竟感到异常吃力，周身是汗，两脚生痛，走到末了，一跛一拐，几乎不能再走。路上还承友人相助，代携行李，方勉强到达。不过还好的是我气不喘，心不慌。
船甚小，宽约一丈，长约三丈二尺，却有三挂帆。我真没想到这样小船可以航海。由香港仔驶出时，从海面看见有被凿沉的轮舰十数艘堵塞海口，如其不是这小船怕亦驶出不得呢！
二、到澳门
船行全赖风帆之力。风若不顺，或无风，那便走不动。所以一时风力好，则船上人都色然而喜；一时无风，便人心沉闷，都说今天到不了澳门。大体上那一天早晚都有风的，但不十分顺风，所以晕船的人颇多。而中间亦有一段没风的沉闷期。同行友人或则呕吐，或则眩晕难支，频频服止呕药。只有我一个人不感觉什么，一切如常。范君等皆以为讶。
在途中曾遇有敌机盘旋而过，又有敌艇自远驶来，好似追我们的。船上水手和客人均慌起来，各自将珍贵财物掩藏。实则始终没有碰到敌人，或伪军土匪。我们一路无事，于夜晚十时，便在澳门登陆。
澳门政权属于葡萄牙，而此时则全在敌军控制之下。我们登岸入旅馆，便见很多说日本话的朝鲜人，且传说敌军将接收澳门的警察权。我们到澳门还希望有轮船去广州湾，但轮船皆被敌人扣住不许开。有一次日本领事签字许开了，而他们海军方面又不许，到底不得开。我们因旅馆耳目太多，且不好久居，承澳门朋友冯、柯两先生帮忙，移居到一间空房内，慢慢设法离澳。
此时澳门已甚恐慌。粮食来源不足。米、盐、油、糖，四项皆政府公卖，非有居民证不能买。（所以我们皆靠冯祝万先生送来米吃。）各商家皆预备结束，市民多半要走。而香港跑来澳门的人亦一天比一天多，都是要再走的。这样多的人要走，而可走的路却不多。第一是没有轮船，只有渔船或使帆的小货船；而海上多盗，谁亦不敢走。只有循石岐向内地走的一法。那却要经过敌人几道检查，才得通过。首先要在澳门的敌人机关缴相片，领取通行证、良民证，手续甚繁。澳门市民多走此路。香港来的人走此路者亦不少。我们几个朋友则不愿办这些手续，亦不愿经过沿路检查，只得另想办法。
最后想的办法，还是小船飘海，直奔自由中国的都斛（属台山县）。此路因海上多盗，无人敢走。但我们则因有友人介绍得识海上豪杰吴发君。他逞豪海上多年，人称“吴发仔”的便是。他的势力范围在三灶岛、横琴岛、大小榄一带等处。抗战以来，敌人要夺取三灶岛为空军根据地，他便与敌人抗拒，苦战多次，曾受政府收编，担任游击工作。因他本人即是三灶岛上的人，家族亲故皆在岛上。岛上居民共一万二三千人，全被敌人屠杀赶走，失去生活依据。所以他与敌人是永不妥协的。直到现在，还有几千义民跟随他在澳门附近荒岛野山上砍柴为生，我们皆曾眼见。至于他们的抗日战绩，前一二年的香港澳门报纸亦不少揭载的。此番他知道我们是文化界的人要返国，他愿护送我们到都斛。同时托我们将他抗日的赤诚，部队的苦况，义民的流离，向政府代为申诉，请求设法接济和救济。
三、再度飘海
在17日的下午，吴发仔派人引我们乘渡船先到路环。——这是距澳门不远的一个地方。三灶岛的义民逃难在此的便不少。而吴的部下实际亦都是他们的族中子弟，他们都称呼他“发叔”。部队并没省政府发的饷项，要靠护航为生。就是将内地所需货物如汽油棉纱等包运到都斛，收些护运之费。这种生意每个月亦只有阴历二十五至初五的十天内能做。因为这十天没有月亮，在漆黑的夜间才得避免被敌人发现。白天和月光下都是不方便的。1月17日这天正好是阴历十二月初一，就乘他们运棉纱的便船送我们走。
黄昏时候，吃完晚饭，大家下船，船共五只，虽有大有小，亦差不甚多。记得我乘的一只，约六尺宽，三丈长，无篷，一挂帆而已。原说我们五人分乘五船。因为船太窄小，而驶船的人一船却有八九个，还不时往来行动。所以只能在满载的棉纱包上面近舵之一端，侧身卧一客人，再多，便不免妨碍驶船。后来因为范太太觉得黑夜孤身一个害怕，许他们夫妇同船。我及陈、陆二君则各人一船。已经分别开行了，忽然陆君一船向我船赶来，说是他们发觉我不能粤语，怕途中万一有事不好应付，特地要我与善粤语的陈君同一船。迁换既定，扬帆各去，昏暗中彼此皆看不见了。
此夜风向甚顺，我们仰卧着看天上星斗，船在静静中如箭一般的驶去。不意后半夜风向忽变，风浪甚大，小船颠荡欲覆，浪水直泼向船内，溅入鼻口；衣服尽湿更不待说了。好在船行多在群岛之间，所以不久便依泊于一小荒岛上。候至天明日出，将衣服曝在太阳下，人亦烧柴取暖。船上带有米粮菜蔬，但遍觅岛上无淡水可得，只好用海水煮饭。我素有耐饥本领，啜一小碗而已。饭罢，就仰卧沙滩之上，阳光之下。除海潮声外，寂无所闻。直待到天色昏暗，方又扬帆而去。——此为18日事。
船行顺利，是夜便到都斛。但还不是都斛市镇，是其海口，地名东口。耳闻隔船语声，知范君夫妇已先到。彼此问讯，知他的船在途中，被劫两次。棉花劫去数十包，幸无它失。而其余三只同来的船，竟不见来到。候至天明，总无消息，为陆君悬心不已。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第57节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2）
四、由都斛到台山城
我们船到东口之时，岸上的警察派出所便有警察持手电筒上船来查问。我们直以从香港逃出告之。他回派出所后，他们的警察长非要我们上岸问话不可。而从船到岸还有几十丈必须涉水而过。正在后半夜极其寒冷，又仅有星光，不辨脚下深浅。跣足涉水，真有些为难，我们向他商量，请至天明再问话不迟。他执意不允，大声威吓起来。我身边恰尚有名片，就托范、陈二君辛苦上岸，对警察长说明。
经说明后，他态度倒还好。天明就招待我们上岸洗脸饮茶，用电话向镇上喊来轿子，送我们到镇上。大约他已报告上司，而得到指示了。
在镇上饮茶时，棉纱货主亦由镇上来东口收取他的货物。乃知吴发包运他的纱货共有十六只小船之多，先后分三批开行。第一批六只船，第二批五只船，第三批又五只——就是我们搭乘的这一次。第一批有五船失踪，只到一只，亦被劫光。第二批五只船都不见到。第三批到了我同范君两船，余三只未到。总算起，共失去十三条船，到达的仅只三船而已！如此看来，我们此行真太危险了。而到达的三船，一船被劫精光，一船被劫两次，其得安全无事者独我与陈君一船，真又太幸运了！
原来当17日晚，船已开行，我与陆君忽又换船之时，我心中早为之一动：莫非我这船要出危险吗！因为从来的经验，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只有在我未到之前，或离去之后方发生。这种事例太多了。二十八年（1937年）我在敌后游击区出没之时，最为清楚显明。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我迁离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服取走之一天，黄家便被匪劫。亦有一串事例可举。这样就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所以当忽然换船之时，我不免心中一动了。哪晓得它果然出事呢！
照此情形，我们只有函托吴发仔于寻到他的船时，设法营救陆君。我们久候于都斛亦属无益，19日宿一夜，20日就赴台山县城。
赴台山，我和范夫人各乘一轿，范、陈二君各骑一单车（脚踏车）。车轿都是警察所代雇的。警官甄君招待甚周，并设酒饭在他所内款待我们。因为我的名字一传到都斛，就被当地几个旧日广州第一中学的学生朱元凯、朱灵均、李元五等晓得了，马上来欢迎我。而警察所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