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天窗说靓话-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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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掸掸落在哥哥肩头上的雪花。刚刚过完16岁生日的哥哥站在母亲面前显得那么小，那么矮。他看着母亲说：“妈，您回去吧，我到了写信。”母亲红着眼睛，紧抿着嘴唇一个劲儿点头。现在，我知道母亲是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她一开口准会哭出声来。　　　　
　　　　我从火车站回来以后，母亲劈头就问：“你哥呢？”　　　　
　　　　“我哥走了呀！车上车下的人都哭，就我哥没哭。”我稚气地回答着。　　　　
　　　　几乎是随着我的话音，母亲就哭出了声，“呜呜”的哭声回荡在空寂冷清的小屋里。母亲一哭，我们兄妹三人也哭了……窗外，雪花狂舞，天光渐淡。那时的情景，虽然已经过了那么久，但依然鲜活在我的记忆中。　　　　
　　　　母亲没有让远行的长子看见离别的泪水，但她也不会想到离别的泪水竟然永远流进了次子——我，一个13岁少年的心间。好像是从那时候起，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长大了，应当帮助母亲分担点儿什么了。　　　　
　　　　然而，那时的我还不能充分体会母亲承受人生苦难的沉重，还不会自觉减轻她的负担，觉得长大了的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抽烟而让母亲伤心落泪……　　　　
　　　　虽说母亲的泪水使我收敛了许多，但仍不明白她为什么把吸烟的事情看得那么严重，直到下乡插队后，才从母亲给自己的信中领会到她的心思。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年代，社会生活那么复杂多变，母亲担心害怕单纯、幼稚、不谙世事的我由吸烟开始而染上不良习惯，一点点走入歧途。父亲不在家，母亲一人独自承担着教育我们的责任。她要对家庭负责，对父亲负责。　　　　
　　　　现在，我发现自己的许多记忆竟然同母亲的泪水湿湿地汪在一处。也许，每个做儿女的谁也不会刻意留心生身之母的悲伤与痛苦。真的，我从不敢妄自揣测母亲为什么经常落泪，惟恐误读了母亲的情感。但坦白地讲：私下里我的脑子是闪过母亲泪水多这一念头的。直到亲耳听见了母亲自己的解释，才彻底理解了母亲。　　　　
　　　　三姨走后，母亲为姐妹四人只剩下她孤单一人而悲咽不止。从殡仪馆出来，母亲的泪水仍如泉涌。我搀扶着母亲劝道：“您别哭了，小心自己的身体。”谁知，母亲却说：“哭几声，我这心里就能松快一些。”母亲的话竟然激活了我的思绪，刹那间泪水朦胧。我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经常落泪了。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母亲思念丈夫，惦念儿子。我插队后，六口之家分成四处。母亲一人系着我们父子五个，每一处都是她的亲人，每一处都放心不下。母亲的一生经历过多少次悲欢离合，体验过多少回“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不清楚，但父亲在外二十多年，哥哥十多年，还有我，我们爷儿仨加起来共有四十来年。母亲的大半辈子都挣扎在牵肠挂肚的思念与日思夜想的期盼中，她把自己生命中最辉煌、最灿烂的日月统统交给了牵挂与惦念。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动荡不安，母亲孤身一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愁了，苦了，烦了，不哭几声怎能熬过来？她没有别的办法排谴心中的苦痛呵！　　　　
　　　　母亲不仅为骨肉分离和我的过错落泪，更为命运的不公伤心。　　　　
　　　　我插队之前，母亲很不愿意让我走。儿子大一个走一个，对她来讲是很残酷的。母亲想尽了一切可以使用的办法，然而，种种努力并没有改变我下乡的现实，那一刻，她哭得异常伤悲……　　　　
　　　　母亲的泪水，给我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记忆。可是，这些记忆都是我历经坎坷、人近中年才开始清晰明朗，仿佛一直藏在一个角落，要用两鬓染白的代价才能找到。回忆母亲落泪的场面对我来说非常痛苦，但是，正是在那种揪心的痛苦中才深深感受到母亲一生的艰辛和母爱的神圣与伟大。　　　　
　　　　作为儿子，我应当让母亲在她的晚年多一些欢乐，少一些忧伤。　　　　
　　　　喝“蛤蟆骨朵儿”　　　　
　　　　北京人不管青蛙的幼虫叫“蝌蚪，”而是叫成“蛤蟆骨朵儿，”听着特别有意思。　　　　
　　　　小时候，我家在北京的南城住，护城河南边一点儿。过去，北京城里流传着一句老话“南贫北富”，南北的分界线好像是在前门。如果照那个意思，我家应当算是贫苦人家了，因为住在前门以南嘛。其实，那时候的贫富差距已经被缩小了，街坊们大都是工薪阶层，彼此之间的处境差不多。　　　　
　　　　住在胡同里的孩子最喜欢卖“蛤蟆骨朵儿”的，只要门口一传来“卖小金鱼、蛤蟆骨朵儿的”叫卖声，所有的孩子都会从院里冲出，撒腿向吆喝声跑去，把卖小金鱼和蛤蟆骨朵儿的挑子围拢得严严实实。　　　　
　　　　每年的春天，柳絮飘飞的时候就是蛤蟆骨朵儿上市的时候。我会用平常节俭下的零花钱买蝌蚪。一分钱两个，5分钱可以买10个，有时候卖蝌蚪的还会多给个一、二只，他用网子捞，一捞可能会捞多了，捞多了，我们就嚷着不让放回去。　　　　
　　　　我买蛤蟆骨朵儿的时候，弟弟和妹妹都跟着。买完以后就高高兴兴端着一个盛着十几只活灵灵的小黑蝌蚪的饭碗回到家，把碗搁在桌子上，3个人6只眼睛一同盯着那只碗。那些抖着长长尾巴的小蝌蚪的确招人喜爱，于是将手放进碗里，十几个蝌蚪一同惊慌地甩着尾巴四处逃窜，肉肉的脑袋碰在碗壁上，但它们似乎不甘心，还在拼命地挣扎，十几只聚在一处，拥成黑黑的一团。我和弟弟、妹妹就笑。我又将两个手指并拢在一起，放在一个蝌蚪下边，毫不费力把它捞起来，它在我的手指上挣扎着，挣扎着，小尾巴左右摆动，但只摆了几下就再也摆不动了。弟弟就嚷着叫我把它放回去，它的身子一挨着水，又挣扎，挣扎几下就游进水里……　　　　
　　　　蝌蚪在那只碗里都不会长大，买回去不久，母亲便会催促着我们每人喝几只。北方的春天气候干燥，特别容易上火。老人们便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喝蛤蟆骨朵儿，说蛤蟆骨朵儿属寒，可以败火。院里的孩子们都喝，于是春天我们就都可以平安地度过。　　　　
　　　　当时喝下去并没有任何不良感觉，跟喝水没什么两样，倒是长大以后觉得当初喝了好几年的蝌蚪真是挺恶心的。因为在农村看到过浑身上下长满疥包、个头比一个大人的胖拳头还大的癞蛤蟆。那时候，便不由自主地想到当年喝过的那些蛤蟆骨朵儿，琢磨自己是不是喝了一肚子癞蛤蟆……　　　　
　　　　生命如歌　　　　
　　　　每次回家探望父亲，都会感觉到时光流逝带给父亲的老态。父亲看我进门时的目光松弛而散淡，昔日的明亮与神采早已在如烟般的岁月中飘散了。父亲站起的身姿慢慢腾腾，挪动的双脚显得很沉重，蹭着地面发出“嚓嚓”的声响，经过房门时几乎不由自主地要去扶住门框，手像风后的松枝，有一块块颜色深重的老人斑。　　　　
　　　　我牵领着女儿走进小学校门的时候，不由自主就想起了父亲。那是一个清爽的初秋的早晨，年轻俊美的女教师身穿一件淡雅如菊的连衣裙立在学校门口迎接新生。那一刻，我的腰际间流动着的是一张张充满新奇目光的稚嫩小脸，楼道里回荡着叽叽喳喳的清脆童声。我激动万分地体验到了做父亲当家长的滋味，并且，很自然地想到了父亲送自己第一次走进小学校门时的情景。不知父亲那时的心情与脸上的笑容是否与自己一样灿烂？　　　　
　　　　记得我是在听到女儿的第一声啼哭后心情复杂地走到“父亲”这个岗位上去的，这一切似乎来得太快了，太突然了。因为昨天我还是一个自己吃饱喝足就哼唱流行歌曲的毛头小伙儿呢！好像在不经意的刹那间，我就背负起了沉甸甸的责任。感觉中，还以为自己仍是个佩带着在风中翻飞的两道杠杠的少先队中队长，还以为自己仍是个点灯熬油一心想当作家的文学青年……　　　　
　　　　然而，女儿一天天在长大，没完没了的发问和因她而来的琐碎繁杂的家务事，毫不留情地扯碎了自己不愿轻易撒手的恋爱情结和两人世界的轻松浪漫。　　　　
　　　　在女儿如蝴蝶般飞来飞去的轻盈身姿中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了，像那个在自己眼中精明干练神色严峻的父亲，像那个一年四季来去匆匆奔波不已的父亲。唯一不同的是父亲要养活我们兄妹四人，而我只需养活女儿一个。我明白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曾经多次淋湿过父亲，自己的头顶也不会永远阳光灿烂；我更明白在如今的竞争年代会经历比父亲那会儿还要沉重的生存考验，但我一定会像父亲那样如林似树，把绿色的欢乐撒向每个清晨和傍晚。　　　　
　　　　有时，面对着老态龙钟的父亲我会生悲，我清楚早晚有一天自己也会和父亲一样衰老。　　　　
　　　　我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弄懂了人生就像一首歌，曲终人尽，每个音符在奏响之后都会消失。可是，当歌声重新响起的时候，一个生命又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的历程，历史的乐堂里自始至终回荡着高低不一的歌声……　　　　
　　　　又是一个清爽的初秋的早晨，我跟在女儿的身后走向学校。女儿转过身对我说：“爸爸，您回去吧。”那一瞬间，我想到自己也曾这样对父亲说过。看着女儿在阳光中绽开的花朵般的笑脸，不由得心里一热，觉得自己真的应当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将生命之歌唱得高远、嘹亮……　　　　
　　　　收废品　　　　
　　　　因为写作，每个月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和信件，除了保留一些自认为是有用的，其余的就要扔掉。如果再加上自己订阅的一些报刊杂志和生活中产出的瓶瓶罐罐的，每个月都得有一大堆废品。为了腾地儿，必须及时清理。时间长了，我便和收废品的老张约好每个月底来一趟，如此一来就熟了。　　　　
　　　　老张40来岁，中等个，精瘦，穿着还算干净。开始，他的话不多，几乎是我问一句答一句。我问：“哪儿的人？”“江西。”“来北京几年了？”“三年。”“干过什么？”“一直干这。”后来，渐渐熟了，他告诉我自己曾经被遣送过一回，先关到昌平，后被送回老家。我明确告诉他没三证肯定不行。他嘀咕了一句：“一个收破烂的要什么三证？”我说你要是再被遣送回去怎么办？他表示不会，因为现在特别小心，遇到警察就躲起来。以前都是成群结队拉着车从租借的民房出来，显眼，现在分着出来。遇到城里开会什么的都不往里走，只在三环边上转……　　　　
　　　　那时候，我为老张农民式的狡猾感到可笑，不由想起了电影《地道战》里的那句话：“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我问收废品一年能挣多少钱？他躲躲闪闪不回答。我说：“告诉我没关系，我又不抢你的饭碗。”他说：“去掉吃喝穿用，平均下来每个月能剩六七百块钱，在家乡种地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什么钱。”好像是为了说明什么，他表示自己从不在称上做假，如果做假，还能多挣钱。　　　　
　　　　毫无疑问，老张在比较中看出了北京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实际而具体的好处。这就怪不得像老张这样的农民为何赶不尽轰不绝了，因为，他们在北京天天都能见到钱。当我问他想不想回去时，他说：“回去干什么呀？”像老张这样的农民迫切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居住在城市中的百姓的日常生活又少不了他们做一些城市人不屑于做的“脏”事，但政府出于对市容市貌和治安就业等问题的考虑又不得不对农民进城加以限制。　　　　
　　　　我听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老岳父讲那里收废品和废旧物资是固定的，每个社区都有规定好的时间，在那个日子里，家家户户都把没用的淘汰物品放到门口，自有收废品的清理干净。　　　　
　　　　我觉得咱们也不妨一试，因为，每天都有一些蹬着三轮车和拉着二轮车的外地人走街串巷地收废品，还有的专门在一个大院或楼群门口等着，或躺或卧或蹲或坐，样子很不雅观。而且，他们的穿着大多褴褛，与我们刻意营造与追求的城市面貌相去甚远。如果将农民组织起来，不仅可以定点定时收废品，甚至可以将其它废弃物收走。我在玉庭桥东边的铁道桥下，甚至二环路边上都屡屡看见偷偷摸摸卸倒的装修垃圾和破旧的沙发及桌椅板凳。　　　　
　　　　应该把收废品的组织起来。　　　　
　　　　


第二辑第1节　人在商海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单位转产，我拿70％的工资回家待令。　　　　
　　　　那是我人生中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打击。在我心灵上所造成的创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愈合，因为那种打击使双重的——　　　　
　　　　一是那会儿下岗的远不及现在这般家常便饭，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对“下岗”这件事在认识领域尚处初级阶段，首当其冲的滋味便可想而知了。另一是我从小就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