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犯-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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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不得摘了他斗来大印一颗……
　　把麻绳背捆在将军柱，
　　把铁钳拔出他斑斓舌，
　　把锥子挑出他贼眼珠，
　　把尖刀细剐他浑身肉，
　　把铜锤敲残他骨髓，
　　把铜铡切掉他头颅，
　　……
　　《凶犯》描写了两处打人的场面，一处是孔钰龙领人在街市上打一个小偷，一处是孔家四兄弟集合孔家峁全村人毒打护林员李狗子，其血淋淋的场面使人不忍卒读，加上上述唱腔，使读者的目光被引入悠久的历史文化空间：残酷，这无论坏人行凶，或者好人惩恶，在残酷这一点上是多么的惊人相似和缺乏人道呀！这样《凶犯》就不仅仅成为对现实的批判，而且成为对历史的反思了。其实细究起来，残酷，不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特征之一。《百喻经》记载佛祖为救白鸽，不惜以身饲饿鹰的故事，就写到佛祖残忍地用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身上的肉来满足鹰的饥肠。《水浒传》中写到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一上战场，杀得兴起时，板斧一抡，不管是官军对手还是百姓看客，挨头砍去，犹如砍瓜切菜一般。至于历来发生的种种酷刑和折磨人的手段，难以枚举。
　　文化可以认为是一种习惯，是前边对后边的一种影响，是后边对前边的一种不假思索的模仿。漫长的封建社会给后来的中国人以巨大的影响。君主有一种漠视臣民的习惯，主人有一种漠视奴才的习惯，君子有一种漠视小人的习惯，男人有一种漠视妇女的习惯。在前者的心目中，后者只不过是一件物理事物，稍微甚至大幅度地改变一下，它仍然存在着，即使消亡了，仍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再找到替代物。孔孟的儒家教化给中国人留下那么多如何做人的清规戒律和礼性教条，个性就几乎被淹没了。要想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君主的重用擢拔，个人就几乎丧失了自主保护的幅度。对那些与生俱来的特权阶级来说，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说给对方听的录音机，留言簿而已。泯灭个性的礼教，对于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是没有多少约束力的；封建社会把人从君主开始分成上尖下众的金字塔，越往下人越众而个性的主体意识越少且越得不到别人的承认，到了一般妇女，干脆连名字也没有了。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切中了中国国情的要害：有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统治形式。受尽屈辱的中国人常常看不出有多大的内心痛苦，仅有的一丝也传不到神经中枢就忘记了。但大家都条件反射般地讨好身边的权势和主子，可憎可厌时简直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主人给他的羞辱很容易忘却，留在记忆中的只是赏赐残汤剩饭时带来的愉快，所以主人手一指便箭头般地射向主人的猎物。
　　《凶犯》没有精心刻画人物，这不仅指它符合畅销流行小说特征，而且有更深入到文化历史渊源核心的深层用意。因为没有简单地归罪于谁，所以名字是不重要的；因为没有浮泛地归罪于事件发生的那一瞬间，所以凸现当事人的形象浮雕也是不重要的。这些人不过是历史文化巨手牵制摆弄的皮影、木偶而已，你销毁掉表演的这几件道具，你并没有消灭取缔这种艺术。所以李狗子前思后想仍然枪杀了孔家四兄弟，才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然李狗子也多少感觉到了自己参与这出演剧的悲剧味道。明知是悲剧还要硬着头皮往下走，这位李狗子身上明显地带有中华民族中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拼命硬干的悲壮色彩。《凶犯》中的村长、乡长、县长和县委书记，本身同样融化在巨大浓郁的民族文化幕布之内，显得从面目到性格模糊不清，说到底他们也是这场历史剧中的演员。他们的鼻头有一条绳，牵在孔家四兄弟或另外一些更有权势的决定他们命运的人手中或者文化意识的手中，比群殴李狗子的孔家峁的乡民们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是可憎的，昧着良心制造了“凶犯”的悲剧；他们也是可怜的，也许他们就缺乏良知，一切都为冥冥之中的心魔召唤着制造出一出出流血或不流血的惨案。
　　《凶犯》的触目惊心的描写，思考的空间在于人在对待同类时的残酷，残酷的制造者以及参与者麻木不仁甚至引起快感，因此导致一幕幕惨剧的此伏彼起。而且暗示我们已经上演了几千年了，恐怕也不会很快地收场的，小说的流行色彩后有掩饰不尽的文化包袱。
　　写了多部小说，非小说的《法撼汾西》、《天网》却使张平一举成为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也使他常常无意中成为许多现实矛盾的知情者。作家天然的就是人道主义者，何况现实感尤为强烈的张平，从最初的《凶犯》，到后来的一系列描写现实矛盾冲突的《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作品，可以说，既有现实主义在市场经济制约中必然的嬗变，也有张平自觉的追求。放弃了“纯文学”的顾虑，反而达到了相当的文学高度，从这个角度看，把现实主义的传统和市场经济要求结合起来，是一条非常广阔的文学道路。
　　崔莹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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