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我家老影集-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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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在美国两年，学业繁忙之余，我潜心钻进各式各样的文化场所：博物馆、剧院，尤其是书店，以浓厚的兴趣看待多元化的世界。在餐馆打工端盘子赚来旅费，坐着“灰狗”长途车去过美国东西海岸不少城市。最喜欢的是纽约那种气象万千的大都市风格，因为它和小时居住的上海，后来成长的北京在文化包容性上有相似之处。可惜，外婆已经永远等不到外孙女与她共享这些激动人心的叙述了。
作为美国最富盛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宾大以其全新观念和密集的学习方式使我茅塞顿开。此时，大洋彼岸妈妈寄来的新书《我的父亲毛泽东》让我顿悟：毛家三代女性都有异国学习经历。29岁出国的外婆算是“老”留学生，四岁出国的妈妈则是小留学生，那当时与外婆几乎同年的我呢？
我知道：曾有多少人对外公当年没有和同学好友一道旅法勤工俭学而惋惜，又对他后来极少出国，谢绝多个国家邀请而不解。这是因为人们相信：以外公对中国国情的洞悉，加上留学出访时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
当然，历史不相信“如果”。外公当年对自己的选择也做过解释――为了解中国，暂时牺牲出国。后来他把儿女送出国去的做法，是否也有补偿自己缺憾的意思？另外他学习外语的努力更是一生未辍。外婆、舅舅和妈妈的留学地点，当时条件下只能是苏联。而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哥哥就已飘洋过海，到驻英大使馆担任武官助理。世纪之交，我又横跨地球到美国费城上学。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机会，外公就是善于把握机会的大师。回首兄妹经历，可以说：作为外公的后人，我们也把握住了。
在美国学习“国际政治”，让我对自己的祖国――中国有了许多新鲜的感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你到底是什么？发生着什么？为什么这样？这是我学习课程时萦绕于心的问题。尽管有各种理论试图说明中国现象，但我始终认为：要了解中国的今天，必须了解外公那辈新中国开创者。
与其说外公毛泽东给中国留下至今不会消退的印记，不如说新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已经并继续融入外公那一代革命者的理想和追求，两者不可分割。为探求富国强民之路，他们的付出是无与伦比的。记得一句外国名言这样说：没有文化追求的民族没有真正的前途，找不到自己根基的民族没有真正的力量。外公这一辈人探索出的道路是后人不能绕行的，包括歧路、弯路，都为后人应走的正路指明了方向。何况，在这条路上还留下了那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历史的天空，永远会有他们应得的位置。
回国之后，我仍然继续自己的学业，这次是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恰巧，这是一所与毛家有缘的学校――外公岳父杨昌济讲授伦理学，外公毛泽东在图书馆供职，姨妈李讷从历史系毕业……北大精神影响了外公，而外公又重铸了北大精神。就学燕园，使我在浓厚的学习空气中自由呼吸到前辈思想的因子。
凡此种种，最终触发了我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红色文化”代表人物的决定。记得外公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初，曾创立过新民学会、文化书社等等。而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我创立一个机构，以研究、宣传、出版传媒为业，不正是对家风很好的继承和延续吗？我想为它选一个有意义的好名字，而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名称就非常自然和贴切，那就是“菊香书屋”。
菊香书屋，这个位于中南海丰泽园里的明清帝王亲耕场所，曾是外公、妈妈、姨妈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决定回国创业的我，把这四个字用在自己注册的公司名称中。具有如此悠久历史文化积累的一间屋子，在美国是找不到的。而我除了和所有对它有兴趣的人一样宣传它、研究它之外，再没有也不需要其它任何特权。我觉得，这才是外公长期担当人民领袖的全部出发点――任何权力除了为人民服务，再无存在的必要。
第二章 江青及我姨妈李讷一家外公与江青
江青是１９３７年底从上海到延安的，当时我外婆贺子珍已出国赴苏，江青从来没有见过她。后来，江青与我外公毛泽东相识。１９３８年，她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当戏剧教师，该年秋天两人结婚。
毛江婚姻初期，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婚后，江青调任中央军委档案秘书，主要工作是照顾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生活。
外公在我姨妈李讷１９４０年出生前，有十余年左右动荡的战斗生活，其中只有极短暂的时间享受过难得的天伦之乐（与我外婆贺子珍及岸红舅舅）。事实证明，我的外公是个很爱孩子的父亲，姨妈的出生与相对稳定的生活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妻女的宽慰使外公得以休息，从而集中精力处理为中国求解放、求新生的大事。
解放战争初期，江青与外公转战陕北。据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回忆：在颇为艰苦的行军期间，她的表现差强人意，履行着一个妻子和母亲的应尽责任。当时外公卫士李银桥记得：江青与李讷母女合演京剧《打渔杀家》，让大家忘却了行军苦累。江青还给他们出过一个谜语：“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外公唯一提及“妻儿”的诗作：
五律•；喜闻捷报
一九四七年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生我姨妈时，江青落下爱出汗等病根，身体一直不好。建国后再加上其它妇科疾病和更年期，她基本处于休养状态。１９６１年，她与行家合作拍摄的下面这幅照片因为获得外公的题诗而大获成功。到了第二年，江青身体逐渐好了起来，外公又亲自请来名师为她辅导摄影。从此，摄影支出成为毛家一大开销，江青为此不得不压缩为自己添置新衣的费用。这些情况，在近年公开的外公家庭账目中都一一载明。
此外，江青的知名摄影作品还有题为“孜孜不倦”的人物照，“模特儿”则是外公的“接班人”林彪。此照背后的故事，仍是“文革”一大谜案。如果说：太多政治因素使今人看那段历史时，仍经常如“锁在云雾中”，那么有一点则是不会“看不见”的――江青虽然喜欢摄影，摄影也给她成就，但她决不满足于此。
据建国后与江青较接近的文艺界人士透露：曾经是上海滩电影明星的她发下宏愿，此生要导演一百部名片。然而众所周知，十年中她用尽心思为八亿人民导演出来的，不过八部“样板戏”而已。江青是演员，演员需要舞台，可本该迈向艺术舞台的脚步却走向了政治舞台。她上错了台，而百姓则看错了戏，而一错就是“十年干戈天地老”――这，就是我眼中的“文革”与江青的关系。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外公与世长辞。１０月６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１１月，悼念图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发行全国，在向外公遗体和遗像默哀的领导人行列中，江青等四人被代之以空白。
其实，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处理方法正是“文革”以来江青等人最早也经常使用的，６０年代之前出生的人们对此应不陌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江青的经历应验了这条古训。她当然不是这样做的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那段历史留给后人的，是无穷无尽的、耐人寻味的反思。
第二章 江青及我姨妈李讷一家我的姨妈李讷
我的姨妈李讷是外公和江青的女儿，１９４０年生于延安。当时外公已47岁，对这个自己十个子女中最小的孩子特别喜爱。他不忍心把女儿送到保育院，姨妈成了家中惟一和外公度过全部童年的孩子。父女间的昵称是：“大娃娃”和“小爸爸”。
１９４６年，外公给岸青舅舅写信，特地为小女捎了几笔说：“妹妹问候你，她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给你两张”。撤离延安时，外公起初是带着妻女一道行军，有时亲自还背着幼小的姨妈。后来，他见形势实在严峻，便让女儿随另一支队伍渡黄河到了山西。１９４７年，外公在给岸英舅舅的信中还特别关照说：“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慈爱之情跃然纸上。
外公对子女亲属历来是爱之深，责之严。姨妈从小被外公要求去大食堂吃饭。上学后更是不准有丝毫的特殊。这些故事太多太多……：困难时期卫士长给姨妈送了一包饼干，受到外公严厉批评。有一次姨妈周末回家稍晚，当时北京大学所在的海淀还很偏僻，公交车已经没有了。姨妈请了卫士派车来接自己一下，外公得知后大发脾气。
有次外公问她：今天怎么来的呀？姨妈说：我坐三轮车来的。外公又问：哦，那拉三轮的师傅都和你聊了些什么呀？姨妈答：没说什么。他拉他的，我坐我的。外公摇了摇头说：要是我呀，一定和师傅好好聊聊……姨妈后来明白了父亲的一番苦心：他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已足以证明其伟大，而伟人自己也一直向往常人的生活啊！
今天我们已非常难以理解外公这样对待子女。现在的家长只要稍有条件，恨不得用蜜糖把孩子包起来。看看千里迢迢送子女上大学，辛辛苦苦在宿舍里为他们铺床的父母们，再想想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外公如此要求自己舐犊情深的女儿――这就是成就伟业的毛泽东，一般人确实是难以达到他的高度的。现在，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也许能对世人有所启示。记得外公建国后曾有为青年人写书的愿望，可惜未能如愿。作为当代青年人，我这也算是替他还愿吧。
外公对女儿的爱，真正表现在他对女儿的精神、品德教育上。姨妈自小体弱多病，外公常鼓励她在病中要有坚强的意志。１９５８年姨妈得盲肠炎，外公在信中写道：“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这也是他的经验之谈。
１９６３年，姨妈给父亲的信中，痛陈自身存在的缺点，汇报思想收获，说自己读了《庄子•；秋水》的感受是：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外公为女儿的进步高兴。他回信道：“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
姨妈回信后，外公再回一信：“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已之短，大有可为。” 而今读来，也深感外公的拳拳之心。
我的妈妈和姨妈在整个５０年代都和外公住在一起，姐妹关系一直融洽。而妈妈结婚后，特别是搬出中南海后，来往就比较少了。但在那动荡的十年，妈妈记得姨妈曾两次受外公委托，到红墙之外看望自己。
她带来的是父亲对女儿的关切，还有妹妹对姐姐的祝福。也许只有亲历困苦的人，才能体会此时的深意吧！
就这样，她们各自度过了多事的中年时期。如今，进入老年，历经人生悲欢的两姐妹常有机会见面，也联袂出席活动。妈妈和姨妈回忆着和我外公在一起的日子，有说不完的话题。
姨妈１９６５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被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其母江青选为助手，一度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然而，好学深思、恬淡平和的姨妈与波谲云诡、百口莫辩的政治显得那样不协调。后来，她也和数以万计的机关干部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外公逝世之后，姨妈有过一段异常孤独、困难的时光。由于江青在京北远郊秦城监狱服刑，她常常要花费整天的时间，乘公共汽车去那里探监。但是，人们并没有忘了她。在外公卫士长李银桥夫妇的大力帮助下，姨妈１９８４年和我现在的姨夫――王景清结婚，长期住在北京市民那种简朴而局促的房子里，过着老百姓平静而自由的生活――而这，曾是我外公多么向往的。
姨妈有一独子，现名王效芝。我的效芝表弟继承了毛家和姨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