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我家老影集-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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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到北平的头四个月，是妈妈有生以来最兴奋、最愉快的记忆。一个长期在集体生活和单亲家庭长大的孤女，现在却有了属于自己一个人的父亲，而且得到了那么多的疼爱，真可以说是老天的补偿吧。
不过，中共中央机关一直住在香山别墅里，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据说外公对迁进中南海的方案曾断然否定：我不住皇帝住的地方。然而最后，毛泽东还是在党的会议上服从了以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多数意见。父辈的决定对于妈妈来说，意味着她又有了第四个家，那个红墙环绕，比香山神秘得多的地方。而不久，她的继母和妹妹也结束休养回国，直接住进了新家，时间是１９４９年９月。
在《井冈杜鹃红》中讲述了妈妈初见继母时的情景：江青刚到家，一见到娇娇，就主动上前搂抱她、亲吻她，满脸堆着笑意。那股亲热劲，比对亲生女儿还要亲（１９４１年之前，不知她是否去保育院这样看望过娇娇？当然，就是去了，幼小的妈妈也是全无记忆的）。以后，她常常在人前人后夸娇娇好，多么爱她，情同亲生，而且都不愿回到贺子珍那里去了，等等……
直到现在，我的“洋宝贝”妈妈还认为：不管江青品质和演技如何，她在相貌、风度和才华方面确有过人之处（否则也不能解释，眼光极高的外公怎会坚持做出和她结婚的决定）。妈妈还具体指出：江青最漂亮的是下巴，从下唇到下巴，中间有个较长过渡的小沟，然后下巴向外翘起。
书中继续写道：对于这位继母，娇娇的心情是复杂的。大约过了半年时间，外公有些着急。书中说，他曾一次又一次做不肯叫继母妈妈的娇娇的工作：“你不肯叫她妈妈，她很难过的！”，“她不会对你不好的！”，直到最后的近乎恳求：“你叫她一声妈妈，对你不会有什么损害嘛！”。
妈妈心软了。不能让爱自己的爸爸伤心，是她抱定的决心，所以，她开始叫江青“妈妈”了。而此时她和妹妹也有了父亲给起的学名：李敏和李讷。
也就在这期间，中南海又添了不少娃娃们：妈妈除了姨妈这个妹妹，还有了一个哥哥――外公的侄子毛远新。在外公家外，则还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等一批小伙伴。每日他们放学后呼朋引伴的嬉戏，让这座数百年皇家古园林也仿佛回到了童年。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我的妈妈李敏（3）
•；回家（下）
在父亲身边的日子让妈妈有乐不思蜀之感，儿童欢快的天性使她一时忘却了在异乡牵肠挂肚的母亲。不过她曾在香山和姨妈贺怡提过：妈妈不是说过几天就来吗，怎么现在还不来呢？“洋宝贝”的天真让姨妈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而继母的出现却最终促使她对自己的生母有了更深的认识。她于是在父亲的委派下，又当起了家庭的“特命全权大使”，一次又一次踏上探母的旅程。
妈妈每次回外婆家，外公都要逐件落实要带的东西。他的稿费有一项开支就是给外婆买药。妈妈就这样提着沉甸甸的行李去上海，然后再提着一点也没轻多少的的行李回到北京，里面是外婆给外公、姨妈以至江青一人一份的礼物――外婆真心希望外公的家庭能幸福。她说：我不在他身边了，可也不能让他当和尚呀！
其中，妈妈记得外婆给外公带过一只耳挖勺，她记住了外公“油耳朵”的特点和生活习惯。而外公则亲自布置和检查带给外婆的所有礼品，还不时叫妈妈临时加上这件或那件。此时的妈妈，与其说是“大使”，倒不如说是传说中“七七”那天的星空鹊桥，承载着被“银河”隔开的外公和外婆脉脉的深情。外公还托秘书给外婆捎去一方大手帕，那显然是他自己用过的。外婆把它捧在脸旁，思绪激动不已。
但是，这种父亲――女儿－―母亲两个家之间的往返模式，在６０年代初期妈妈搬出外公家后中断了。此后，妈妈想见外公已是越来越难。中南海的红墙在妈妈以前看来，是可靠安全的屏障，现在则是隔绝亲情的藩篱。她可能还不知道，很多她所熟识的阿姨、叔叔都在这期间离开了外公身边的工作岗位：侯波、李银桥、叶子龙……换上的新人，和她互不相识，这也可能是她７０年代求见外公努力屡屡失败的一个原因。
搬出中南海后，父女从一年见几面，到几年见一面。外公的家，包括还生活在其中的姨妈、堂舅，就这样渐渐离妈妈远去。
•；成家
到此为止，我已经写到了不少桩婚姻。不是自夸，我觉得妈妈和爸爸的结合即使不属于最完美的，也称得上较圆满的。这也是哥哥和我的福气。
爸爸是妈妈的小学同学，可谓“青梅竹马”，无话不谈。两人的自由恋爱加上外公的开明慈爱，终于促成了这桩美事。那年外公在庐山和外婆会面时还谈到了此事，征求了女儿母亲的意见。一从庐山下来，他就亲自主持了毛家史上最隆重的婚礼，并留下这张集体合影。从此我的妈妈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１９６２年，我的哥哥出生了。外公和爷爷两位亲家交换意见后，共同拟定了孔继宁这个名字，意为“继承列宁”。
•；得病
妈妈原本身体就不好，但我认为：在她晚年多病的原因中，外公、外婆的去世是两次很大的打击。
也许，此时妈妈回想起外公在她高中毕业时，曾提出让她照管这个家的建议。妈妈不想当“探春”。她要上学。现在她觉得，如果当时听了外公的话，自己留在父亲身边，他的晚年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凄凉。
也许，妈妈还想到：自己为了争一口气，证明可以独立生活，所以向中央写信要求迁出中南海的往事。她觉得自己太幼稚了。而在外婆去世后，妈妈又自责没有多和外婆交流，以至没有留下遗嘱。凡此种种，都成了她心中解不开的疙瘩。
星移斗转，世事变幻，外公逝世已29年。但虽然妈妈与外界的接触极少，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她，她在很多普通人的默默关心中度过深居简出，但平和安祥的晚年。妈妈在家什么都干：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基本上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更多的时候，她自炊自餐。后来部队曾为她选调一位炊事员，但妈妈感觉自己还年轻，女儿也能做饭炒菜，还有热心人时常来打帮手，就让那位小战士回原部队了。和外婆一样，妈妈最怕麻烦别人，宁可自己苦点、累些。
•；治病
随着年龄和能力的增长，对妈妈因自幼身体不好，以及多年积累因素导致的病，我从开始的无能为力，到后来的千方百计。我相信：有过几十年想尽办法照料外婆的妈妈，不会就这么轻易地病倒。
在１９９９年那个多事之秋，作为支撑这个岌岌可危的家，我最终下决心向中央发出了求救信。外婆的战友刘英奶奶给了我帮助。中央分管组织人事的负责人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在交谈中详细询问了妈妈的病情和我家遭遇的种种困难，明确表示了此事完全应该解决的态度，这对处于孤立无助境地的我，是极大的鼓舞。
不久，长期困扰妈妈的各项医疗、药费都得到解决，她终于同意住进医院并积极配合治疗，实际效果非常顺利，妈妈的精神和身体在迅速恢复。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６日，多年未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妈妈来到纪念堂，向外公献上花圈。这一时成为媒体大为关注的新闻。
自此，妈妈也开始参加一些以前本应参加，但却一直无心、无力参加的活动。２００３年，妈妈成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两会”期间，在我陪护下，她早早到场，决无早退。以她凡事认真的性格，我想肯定对得起这份荣誉。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宁宁与东梅
写到这，按顺序该到了讲哥哥和我的段落。可是，一来我们兄妹从小受“武将军”外婆和“洋宝贝”妈妈的教育，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小不能说自己是谁的后代；二来在写过外公、外婆以至舅舅、妈妈的
传奇经历后，觉得自己实在不好与之并列，否则会有渺小可笑之嫌。可不讲也说不过去，这样影集不完整。好在我们从小的照片还比较多（这是祖辈父辈不可想象的），再重点解释一下我们俩与上几代人的不同。这样，也许就可以搪塞过去了吧？
前边已经说过：１９７２年我出生在上海，当时有险情――脐带绕颈，很是让妈妈担了一回心。另外从小身体也不大好，妈妈对我可以说是“放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我忘不了：童年在酷热的南方生病，弱不禁风的母亲抱过我三天三夜。女儿的病好了，母亲胸前已经被汗水泡烂。她把母爱超量加倍地给了我。
这种母爱绝非能以金钱物质衡量，可以说带有毛家特色。到了80年代，应该说比战争岁月好了很多，但母亲仍然非常俭朴，有本书是这样描绘的：
东梅正在长身体，需要有充足的营养。怎样又省钱又让东梅吃好，这可难为了李敏。她买菜，常常在菜摊上转好几圈，拣便宜的买。在冬天，为了给东梅换口味，她买暖房出来的黄瓜和西红柿，净挑那些处理的黄瓜头和拉秧的西红柿。（《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
当然，刚才说的是我八岁以后在北京的情况，而两岁到六岁在上海外婆那里时，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湖南路２６２号寓所颇为宽敞洋气，工作人员把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衣食无忧的我还能在家看看电影。记得外婆常看故事片，我爱看美国影片和动画片，特别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不知赚去了我多少眼泪。这些是墙外的孩子当年无法想象的。
在它的花园中，有一片小树林。夏天我可以拣到不少蝉蜕，还有一座假山（那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别墅）。另外就是种着一株外婆最心爱的腊梅――外公喜欢梅花，妈妈也喜欢，何况我名字里还有它。外婆病逝后，那里变成高级招待所。
但我仍然羡慕墙外的孩子：他们有父母，有朋友，这些是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无法替代的。外婆的病使她自顾不暇，父母的工作和收入使他们不可能穿梭于京沪之间看我，结果就是使我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了妈妈的童年――因孤寂而内向。
然而我终究没有像她那样受苦，毕竟东梅的妈妈与娇娇的妈妈相比，已经有很多不同。妈妈李敏是毛泽东的女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女儿，一定程度上又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女儿。别看她中文不大灵光，但对文学（特别是外国文学）的爱好是有相当积累的，这一点对我影响至深。学着她当年的样子，好静的我读了家里所有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欧美小说），还曾有过这样的理想：当海明威，拿诺贝尔奖……
因此，上学之后，我舞文弄墨的痕迹开始频繁见诸自编的板报、班刊、系刊和校刊之中。自尊心获得满足后，又开始尝试组织、策划讲座、沙龙、辩论赛一类活动。童年那个不敢开口的小姑娘已经变了，我觉得这应该归功于妈妈――是她在文学爱好方面的熏陶深深影响了我。
外公、外婆去世后的妈妈状态曾经很差：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吃药、不看病。夫妻情深，爸爸见劝解无效，便不再多说。那几年他在单位也不顺，于是决定下海经商，所赚来不多的钱都用于纪念外公的事业。哥哥从南京军事外语学院毕业后即驻外工作――他先是在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任武官助理，两年后因工作出色被调往我驻英大使馆，远隔重洋，难得一见。这个家于是就剩下我们母女，一如妈妈与外婆相依为命的那些日子。
柴米油盐、针头线脑，让我这个在上海花园洋房里长大的女孩一时摸不到头脑。但是经过９０年代那几年的磨练，我明白了在中南海长大的母亲持家的不易。１９９６年，我工作了。昨日的文学青年，不得不蜕掉柔弱的外壳，以早日长出飞翔的翅膀。在泰康人寿工作的三年创业期间，一个开始只有两间办公室，七、八个人的小公司演变成十几万员工的大企业，我则在其中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段经历给我一生成长起了转变和催化的作用，也为归国创业奠定了基础。
工作了的我，“名利心”似乎特重，出国梦越做越香。１９９９年，我考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比起在国内参与公司创业的激情岁月，异国岁月则是甘苦参半，一言难尽。
在美国两年，学业繁忙之余，我潜心钻进各式各样的文化场所：博物馆、剧院，尤其是书店，以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