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真好-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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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天气预报是一种神话，而在现代社会，天气预报是有局限的科学，是人类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从1980年开始，天气预报也成为了一种电视节目。1993年开始，有了讲解天气的节目主持人。于是“气象先生”和“气象小姐”成为一种社会新名词。在十年的风雨历程之中，宋英杰和杨丹以自然、亲和、阳光的形象和语风逐渐使天气预报成为具有科学品质、生活情趣和人文关怀的电视节目，他们每天与千千万万的人一起分享阳光、分担风雨。
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些卫星、雷达、巨型计算机在如何延伸人们的视野和智慧；天气预报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准，专家和主持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天气之中蕴涵着怎样的灵性和哲理，那些预测和感悟天气的人是如何体验和欣赏天气的；宋英杰和杨丹以清新而知性的笔触展现了他们的天气预报情结，展现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他们的情趣、他们的集体、他们各自风调雨顺的婚恋，他们节目中所蕴涵的历史以及国外形形色色的天气预报。
他们也有很多的向往、有很多的尴尬、有很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状态。他们是一对特别默契的同事，从事着阳光下的合作，在对方的眼中，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与观众所看到的和家人看到的有所不同。在本书的每一个章节之中，他们一个人讲述、另一个人点评，尽量让每一位读者不会产生阅读过程中的审美疲劳。
天气预报是科学的、严谨的，这本书是平实而轻松的，在点点滴滴的叙述当中，我们一同品味一种感动、一种轻灵、一种天气预报之外的诙谐，还有一种洋溢着微笑的生活态度。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我们加盟天气预报（1）/宋英杰
1989 年秋，单位里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参与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可是当时我对电视节目没有概念，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觉得这件事肯定很有意思。当时气象节目形态要与国际接轨，所以要培养电视天气预报节目的主持人，好象单位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候选人。 可能因为我在大学里经常参加学校的联欢会、辩论会等文娱活动，喜欢语言表达，毕业后又恰好在中央气象台工作，在一些领导的眼里，我似乎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人选。 那几年，我在中央气象台饶有兴致地从事着中期预报（即预报未来 4 ～ 10 天全国的天气趋势），只愿意把做节目当成一个业余爱好而不是饭碗。所以，从 1990 年 3 月开始的几年当中，我只是下了班以后配音（节目没出现主持人之前都是进行幕后解说），把从北京到澳门那三十几个城市的预报结果读一遍。 那几年我们观摩了很多国外的天气预报节目，觉得在电视里解说天气是一件很洒脱的事情。主持人看起来非常随意，还随时可以开着玩笑，讲天气象讲故事一样。在欧洲，有很多的老大爷老大娘几十年如一日地担任着天气预报的主持人，甚至某些天气节目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 到了 1993 年的 2 月下旬，领导告诉我，从 3 月 1 日开始，在“天气预报”节目中正式设立主持人，并安排我首先亮相，用现在的话说，叫“首发阵容”。他告诉我说：用一周的时间抓紧练兵吧。 所谓的“练兵”很单纯，就是在演播室熟悉地理位置和镜头前的感觉，把预报文稿拿过来很顺畅地背下来。因为天气预报节目是采用抠像手段，我们的身后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全国版图，而只是一块蓝布（现在是一面蓝墙），所以尽管我们对地理、对行政区划非常娴熟，但是一扬手就能很到位地指示出某个区域，是需要反复训练的。所以很多年之后，我说我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我的左手，非常敏锐精确。直到今天，到演播室参观的人首先都会疑惑地问：你背后的地图呢？然后模仿着我们的讲解动作，才发现一伸手就能指示到位其实很不容易。 我是个左撇子，就很自然地站到画面的左侧，使用左手。另外中国的天气系统一般是由左至右（即由西到东），人站在左侧更自然一些。这一点被后来的众多天气预报主持人接受并沿用了下来。 其实，当时的天气预报解说词都是表格式的，首先是“在今天的卫星云图上”我们看到了什么云系，然后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即所谓 24 小时预报）哪里有小到中雨，哪里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等等，最后是“明天晚上到后天”和城市天气预报。我们管这种预报文字叫“气象八股文”。那种很固化的表达方式现在看来是很不适合电视传播的，因为完全是在照本宣科地宣读纸面的“天气公报”而已。而那时的文稿对于我们来说如圣旨一样，是不能进行任何润色和修改的。 所以现在我们依然保留着一种基本功。眼睛只要用 30 秒的时间扫一遍，就可以一字不差地背下 500—600 字的预报文稿。只要你告诉我台风目前位置（经纬度）和移速移向（如每小时 15 公里，西北偏西），我就可以马上说出后面的文字（例如）：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台湾海峡、台湾省、台湾以东洋面、广东东部沿海、福建南部沿海、东海和长江口区有 8 到 10 级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的风力有 11 到 12 级，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台湾省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杨丹：这种表格式的解说词一直到我 95 年加盟天气预报节目时，还在被沿用。那时我们还没有专门的节目编导，充当这个角色的是气象台当天预报的预报员。他们拿来的是气象台发布的公文式稿件，对于我们非气象出身的主持人来说，大都是照搬。所以，那个年代，除了宋英杰，我们的节目开头几乎永远是“在今天的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而往往我们所说的某某云系在云图上根本看不到。或者在“今天五百百帕环流形势图上……”如何如何。宋英杰所说的 30 秒记住 500 ～ 600 字的功底我们是绝对有的，从拿到稿件走向演播室，站在摄像机面前，我们已经可以一字不差地把内容全背诵下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做节目都非常迅速。而稿子背得快不快，也成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围制作的同事衡量我们工作能力的标准。有一回，碰到以前教我播音的老师，他说：“杨丹，我总觉得你的节目缺点热情。”当时我心里还嘀咕“我做节目的时候，挺用劲的呀。”后来和宋英杰第一次有了关于如何做天气预报的交流，才发现之所以主持节目给人的感觉不够精神焕发，是因为我对公文性的台词有了生理性的厌恶。于是在宋英杰的引导下，我尝试着从被动的播报，向发挥主观能动、洞察天气线索、用自己的方式谈天气过渡。 当然，现在的天气预报类节目已经很多元化了，每一位主持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梳理各种天气情节，形成天气脉络；另一方面预报的要素增多了，服务意识提高了，比如我们关心气温、湿度、风沙，同样是降雨我们也会努力细化是瓢泼大雨还是绵绵细雨，是来去匆匆的雨还是拖泥带水的雨；而且还有了很多专项预报，例如专门针对春播和秋收的预报，沙尘、高温、火险、干旱洪涝、地质灾害、环境质量的预报。 3 月 1 日我开始了我的初次亮相，说实话，初次做节目并不紧张。第一，当时我全然不知道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和社会影响，否则我真的会紧张；第二，当时我觉得我有很充分的气象学业背景，观众或许不会象对待专业主持人一样要求我，我只是个票友而已。 杨丹：和宋英杰的不紧张和顺利相比，我在天气预报节目中的第一次却是一次对自信心的重大打击。一个我们只需扫一眼就能记下来的热带风暴警报，在我第一次做节目时，折磨了我二十遍。不知道宋英杰“第一次”的带子是否还被保留，很想看看宋英杰当时宽袍大袖说天气的样子，因为我见到的宋英杰已经能把西装填得满满的了。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我们加盟天气预报（2）/宋英杰
可以说，当天的节目录制比我想象的要顺利，但是我已经在聚光灯下出了很多汗，衣服已经开始湿了。当领导和同事推开演播室的门进来向我祝贺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想躺会儿。那一天，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天气预报主持人首次亮相的影像资料，如果有，或许会留下我在演播室的沙发里打呼噜的镜头。 后来很多次看那一天的节目带，我将其称为“恐怖片”，衣服很肥大，为了指地名而左右游走扰乱视线，那时手里也没有指示杆，动作很“泼墨”。而且画面中的我显得很傻，无论笑容还是手势、语言都很生硬。两年后，一个偶然的场合，有人对我说：你们最早的那个男主持人很傻，你比他强多了。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当初那个人也是我。他那句话一方面说明我当初真的很傻，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也在逐渐地进步。 在屏幕里我都是穿着西装，无论天多热，无论演播室多么“烈日炎炎”——有几十盏对着我，演播室里的“高温”观众是不知道的。当然国外的同行也一样。 按照规范，两粒扣西装只系上面的一粒，三粒西装只系上面的两粒。所以总会接到来自一些观众的反映，说我丢三落四总是少系最下面的一个扣子，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因为这样的反映很多，所以也没有办法一一答复了。 当时天气预报节目里的主持人给人的感觉是年龄都很大了，显得老成持重。我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收到一位小学生的来信，抬头的第一句话是：尊敬的宋英杰老爷爷，您好！所以很多人看到我们“真人”的时候都会惊讶地说：你们比屏幕上年轻多了。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上了电视，人就会变得老一些。也许是因为天气预报的形式很规规矩矩，让屏幕下其实还很稚嫩的人活生生地大了二十来岁。 节目播出没几天，大家都觉得主持人用手势来指示地理区域很别扭，也不确切，所以就临时做了一个小棍（后来称为：指示杆），其实是一个小纸筒外面缠上胶布，很简陋，但是拿在手里“指点江山”，讲解的效果还挺好。后来没过几个月，一位来自台湾的一位老人发现那个小棍不够精致，就特地订制了一个寄给我们。新的棍就显得特别专业了：杆是乳白色的，红色的头，红色的手柄，用着特别顺手。这个棍一直使用到 2002 年的 6 月 12 日。这时我们又与国际接轨了。因为国外的天气预报一般都使用手势讲解，用指示杆有点象在学校授课的感觉。于是它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个棍陪伴着我们将近十年，是天气预报节目历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东西了，主持人还不停地轮换，它却每天都值班，每天它都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很多到演播室视察或者参观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拿起它，做出讲解天气的姿态照张相。它俨然就是气象主持人的特征化符号和标志。江泽民同志曾经说，“我特别关心气象主持人的棍往哪儿指。”这可能是这根棍所得到的最高的奖赏了。 那些年，这根棍每天都放在演播室里主持人放稿件的台子上，主持人开始背稿子的时候也会习惯性地拿着它，似乎背得会更快。我的影集里保存着大量的我和它合影的照片，每每想起非常怀念它，因为它记录着也见证着我们第一拨气象主持人的职业历程。 很遗憾的是， 2002 年我们更换演播室，搬家忙乱的时候大家把这根棍遗失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战友。如果谁拿到它，一定要好好保存，它可以算是天气预报“国宝”级的珍贵文物了，历史价值比宋英杰和杨丹要高得多。 杨丹：那根令人怀念的小棍不知在哪里静静地躺着，它曾陪伴我们经历了无数个寒暑交替、春来秋去。有朋友问：“你走在大街上会有人认出你来吗？”我说很少。我老公开玩笑说：“你得手里拿根小棍，后面背张地图，人家就能想起你是谁了。”可见小棍那时确实是天气节目主持人的一个标志。这根小棍在彻底离开我们之前也失踪过好几回，在小棍“离家出走”的日子里，我们手里的替代品花样百出。有用笔的，有用报纸卷成筒状的。报纸做得倒是简单，可以就地取材，废物利用。但有时没弄好，说着说着“小棍”就散架了。后来改用手势讲天气，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太适应。手势也千姿百态，有兰花指、有二指禅、也有五指山。还有位主持人手势比较高难度，指华北的时候还是五指并拢，到了华南，除了拇指以外的四个手指头突然叉开成剪刀状。这都是说的过程中一些情不自禁的习惯动作。花了不少时间，我们和观众才共同习惯了没有“指挥棒”的日子。 我们每天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