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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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抢救和侦破更为困难……
记者调查发现，6月25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接到遇难者家属的举报时，局有关领导立即做出了批示。国家安监局安监一司随即责成山西省有关部门前往现场进一步了解、核实死亡人数。同时，山西省政府领导也就此提出要求。于是一支由省经贸委一副主任带队、几个相关部门组成的队伍前往事故现场。然而，带回的情况并没有更新的内容。
6月27日，国家安监局接到更为详细的遇难者家属举报，说死亡人数有30多人至40多人不等，并提供了数名遇难者的名单。国家安监局立即要求山西省有关部门做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并写出书面报告，同时决定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山西省经贸委在27日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的《关于义兴寨金矿“6·22”事故情况的报告》中，死亡人数依旧是死2人、伤4人，同时认为“忻州市、繁峙县政府对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工作十分重视”，并表示“事故调查要加快进行”。
记者在6月28日曾就此事打电话给山西省经贸委有关工作人员时，被告知结论未变。而这时遇难者的尸体已经开始部分腐烂，遇难者的家属已经欲哭无泪，一些记者采访到的事故真相也已经在网上传播……
第十三章 探寻金矿爆炸背后的利益链条7。背后的背后（四）
3黑幕终究掩盖不了血的事实
“6·22”特大爆炸事故联合调查组的有关专家对记者说，事实上，虽然矿主和工头逃匿造成调查的难度增大，但这起事故调查要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并不太困难，因为群众举报的情况，遇难者家属及幸存者都不难见到，现场的诸多细节、记者调查到的许多情况也提供了相当多的线索，只要深入、认真地调查，就会逐步揭开事故的黑幕。
6月28日，山西省省长刘振华在看到网上关于此次事故的有关消息后，立即向忻州市委市政府做出批示，指出“网上信息远比报告反映的问题严重得多，也具体多，应对此高度重视……千万不能隐瞒，对隐瞒者严惩”。同一天，山西省副省长靳善忠一行赶赴繁峙实地调查。一个包括省、市、县三级政府的庞大事故调查协调领导组也在6月29日凌晨成立，将此次仅“死亡2人”的事故按“重特大事故”展开调查。与此同时，国家经贸委黄金管理局总工程师王富江一行4人于29日凌晨4点半赶到繁峙；国家安监局安监一司副司长周彬一行3人也在星夜赶往事故现场的途中。
6月29日当天，山西省“6·22”事故调查协调领导组透露，至少有3人在事故中死亡。在事故发生长达一个星期后，终于更新了此前的调查结果。事故调查开始取得突破。
6月30日，事故发生8天后，“死不见尸”的遇难者终于被找到一部分，14具“6·22”事故中的遇难者尸体被发现。被隐瞒的特大矿难真相终于逐渐浮出水面，加上此前知道的两位遇难者，遇难人数已达16人。
记者当天下午在距事故矿发生地10公里左右的繁峙县金山堡乡下浪涧村看到，6具尸体被分作两堆抛在一个废弃砖窑的窑洞里，外面用尼龙袋堵住了洞口。而在另一处同样距事故矿发生地10公里处——繁峙县柏家庄乡的路边山沟里，埋着8具尸体。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则是焚烧过后的骨灰。
7月1日凌晨，警方又从离事故矿往南方向10公里左右处、砂河镇金山铺村北山山崖下的4处地方挖出20具被草草掩埋的遇难者尸体。当天下午，警方又在距事故矿1公里处的义兴寨村西南一废井内，找到1具遇难者尸体。至此，连同在医院的两具尸体，事故死亡人数已确认为37人。
我们不能说矿难频发，是缺乏相关规定。相反的是，各种政策和法规难以落到实处。分析已经被媒体曝光的矿难事故，不难看出，凡是有重大矿难发生的地方，基层政府的官员多半难辞其咎。一方面，他们普遍存在渎职的问题，但更严重的是，他们与矿主往往“同气连枝”、利益相关，他们直接纵容了各种违章开采的进行，他们包庇了矿主的非法作业，一旦事故发生，他们又动用手中的权力遮掩事实真相。说得难听一点，他们其实已经成为那些矿主在权力机关的代言人。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利益裙带关系”，那些基层官员当然会把省委书记的话当做耳边风，把红头文件看做官样文章，把拉网检查当做走过场，于是也就埋下了事故的隐患。在凡是存在着地方官员与矿主的“脉脉温情”的地区，不是会不会发生矿难的问题，而是矿难何时发生、会不会被媒体披露的问题。
当地政府官员的腐败，地方政府受到了“资本权力”的可怕侵蚀，才是事故频发的罪魁祸首。灾难过后，总有相似的现象出现。广西南丹矿难，当地政府其实已经成为黎东明之流的保护伞和代言人！而眼前山西繁峙县政府也是由于“轻信口供”，做出了“死亡2人”的轻描淡写的结论。这种看似无意的遮掩之后，是不是也有“资本权力”运作的嫌疑呢？相信随着国务院联合调查组的深入调查，繁峙县一些当地官员的违法行为也会逐渐浮出水面。
可怕的利益共同体转眼间，震惊中外的南丹特大事故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尽管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逝去的灵魂也得到了抚慰，但“南丹事故”并没有从根本上绝迹，江西万载烟花爆炸事故、山西富源矿难、繁峙金矿事故等，对事故的真相、特别是对死亡人数的多少依然是百般遮掩、隐瞒不报。而且比隐瞒事故真相更让人揪心的事横在人们面前。
事故是可怕的，比事故更可怕的是一些人的麻木——推诿扯皮、隐瞒真相、助纣为虐……
毋庸讳言，地下事故“私下处理”在过去的成功经验，无疑是助长了一些小煤窑、小矿山非法开工、隐瞒事故之风的蔓延。有了这个“瞒报事故的成功经验”，矿主似乎可以少付赔偿金，逃避法律的制裁；政府部门可以免担事故的责任。死一两个人隐瞒成功了，死10个20个又何妨？曝光频仍的“隐瞒事故的事例”，也暴露出一些基层政府和执法部门管理上的严重失职。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猫鼠同眠？
透过表层的现象，看更深的本质——灾难性安全事故是建立在非法经营与操作的“地下经济”基础之上的。“地下经济”的危害在于它与腐败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它是疏通个别官员获得默许的非法经营，未能列入政府的有效管理与控制之下，是经济良性发展及生产安全之最大隐患。“地下经济”流失的不仅仅是国家的税收，更残酷的是它时常流失无辜劳动者的生命。
非法采矿是“地下经济”在基层最普遍的表现方式。它的存在致使“繁荣”背后必生罪恶。
说一句“不要带血的煤”容易，但彻底铲除“地下经济”泛滥的土壤又何其难！首先一条，有政府管理机制上的成因。地方政府官员为彰显“政绩”，必造势“繁荣经济”，地下经济的假繁荣便不可或缺。且无论当地政府还是官员个人，都有“经费不足”的忧虑，这个地下经济的“上贡”便成为弥补“不足”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即使是有证之“合法开采”，也往往是只收费不管理的，何谈规范与安全呢？一旦当地政府官员与“地下经济”的矿主们达成“利益共同体”，那么，即使是看在眼里的罪恶，“管理者”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产”任由他了。不打破这种“利益共同体”，矿主的“无证”可变“有证”，“非法”可变“合法”，这一切因为有了坚强后盾可在瞬间完成。故此，哪怕是那些大肆“合法”开采的矿井，就能担保不使劳动者的生命谈笑间化为乌有吗？
瞒报事故屡屡发生，这主要是我们的社会治理体制出了问题。一般来说，事故发生之后，当事人之所以想瞒报，是因为这样做不仅有好处，而且有可能瞒报成功。而瞒报成功无疑需要地方官员的权力庇护，只有依靠权力，才能抑制受害者的声音，才能阻止媒体和舆论的曝光举动。官员为什么愿意并且常常尽力庇护呢？就许多地方官员而言，他们和企业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这些企业能平安地生存下来，不仅可以推动所谓的“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塑造自己的政绩，甚至可以谋取自己的私利或保证自己的私利不受损失。如果不去庇护，一旦事故曝光，很多官员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前途都会受损。在这种意义上，企业主和政府官员往往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双方的合谋实际上制造了瞒报事故的潜机制。因此，瞒报成功离不开权力的庇护，而瞒报成风则反映了钱权交易的严重性。这种严重性的存在恰恰反映了我们社会治理体制已经出现问题。这种体制不仅不能保证信息畅通，特别是不能保证真实信息畅通，而且难以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保护社会弱者。
第十三章 探寻金矿爆炸背后的利益链条8。如果劳动力组织起来
文/潘多拉
从广西南丹县的矿井透水，到江西万载县的鞭炮厂爆炸，从山西富源县的煤矿爆炸，到山西繁峙县的金矿爆炸……一起又一起重大、特大事故，令国人触目惊心、欲哭无泪。
这些责任事故，与近年来各地屡屡发生的“三合一”工厂（车间、仓库、职工宿舍合而为一）火灾、小作坊苯中毒、地下黑工厂虐待民工致人死伤等恶性事故相比，其内在生成机制与外在表现形式几乎如出一辙，都是惟利是图的黑心老板视人命如草芥，不愿在劳动保护方面进行最起码的人力物力投入，令“现代包身工”们在无比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苦苦挣扎，随时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如果侥幸不出事故，老板就用最低的成本赚取了最多的钞票，顺利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如果“一不小心”出了事故，老板随便花几个钱就能将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家属搞定，同时勾结地方保护势力或黑恶势力，倚官仗势，瞒上欺下，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便继续进行其罪恶的用人命换金钱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
人们注意到，凡是有重大矿难发生的地方，基层政府的官员多半难辞其咎。一方面，他们普遍存在渎职的问题，但更严重的是，他们与矿主往往“同气连枝”、利益相关。他们其实已经成为那些矿主在权力机关的代言人。可以认定，资本与权力的结盟是这些地方矿难频频发生的罪魁祸首。
另有专家指出，在资本与权力的结盟之外，还应当特别注意安全事故当事的第三方——劳动者。本来，权力、资本与劳工应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安全生产”则是连接和均衡这个三角利益平面的关节点。靠这个关节点的支撑，资本有钱可赚，劳工有业可就，政府有税可收；这个关节点一垮，出现南丹、繁峙这样重大的安全事故，权力、资本、劳工谁也不能不受损伤。只有当事各方都有不被忽视的权利与力量，都能参与博弈，达成利益均衡的格局，才能抑制单方面利欲的恶性膨胀，形成一个共存共荣的社会生态。
就资本、权力、劳动力三者的关系而言，历史上还出现过资本与劳动力结盟、权力被严重削弱甚至政权易手的情况（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出现过权力与劳动力结盟、资本被大规模剥夺的情况（如著名的“打土豪、分田地”）。此外，还有上述三方中的一方单独侵蚀另一方的情况。以煤矿为例，据统计，矿方每产出一吨煤，除去水、电、矿工工资等支出，还要向政府交纳增值税、资源税、教育附加费、价格调控费、城建费、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营业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费、育林费、救护费、矿管费、工会经费、工商管理费、暂住人口管理费……等一大堆名目繁多的税费，很多时候矿方还要支付相当数额的隐性成本，专门用于与权力部门“沟通感情”。此为权力侵蚀资本（一些矿主不堪重负，遂大幅度降低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设备、技术与管理投入，这也是煤矿事故频发的一个客观原因）。又如前些年各地政府对在本地从事劳务经商活动的外地人员收取暂住证费、治安管理费、计划生育费等各种费用，每人每年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上千元（从今年1月起，这些收费项目大部分被取消），则无异于权力对劳动力的侵蚀。
当然，现在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主要是资本与权力两方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