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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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我们在录音中反复找了几遍，始终没有找到卢臻的声音。
“该卢臻了。卢臻！（哎。）来来来，说两句。”刘炎林：没有，没有听到卢臻说话。他回答了一声，当时他在那边烧水煮饭。在山鹰社，牛强和卢臻是一个部的。对卢臻，牛强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上个学期，每天晚上我们9点半训练，训练第一个项目就是长跑，那时候不管跑多少圈，假定是15圈，我跑了14圈，他已经跑完15圈了，但他还要跑。他就在我后面，每跑几步就大喊一声加油，然后我就觉得后面有人撵上来了，我的部长撵上来了，要超我一圈了。那时候我已经没劲儿了，但是听见后面有人要超我一圈，我就又拼命跑……那段训练是最让我难忘的，有个人在后面拿鞭子赶着我。”MP3里，最后的离别就要到来了。
“好，唱队歌一首。一、二，开始！”
“我来自喜玛拉雅，拥抱着布达拉。我来自雪山脚下，生长在美丽的拉萨。酥油糌粑把我养大，雅鲁江边洗净我的长发……跋山涉水离开了家，为了梦里那朵盛开的花。妈妈为我牵来了骏马，为了理想去走遍天涯……”“跋山涉水离开了家，为了理想去走遍天涯”，刘炎林说这歌词与他们的登山队很切。亲近自然、挑战自我、寻找友谊、感受团队，山鹰社给了它的成员一种共同的气质。已经毕业离校的桑丽云是老山鹰社员，这个外表文弱的女孩始终把山鹰社当做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每一个山鹰社的同学都很热爱自然，热爱雪山，在一起有一种很亲密的感情。另外我觉得我们在社里实际上是一种意志的磨练，不是去挑战别的什么，而是挑战我们自己的意志。……实际上去登山并不在于你是不是登顶，而是在于其中的过程，在于你每走一步都能坚强地走下去，这是最重要的。”
8月19日，登山队队长刘炎林和另外5名队员从西藏回到北京。他们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未名湖边的攀岩壁前，为长眠雪山的5位队友挂上5条洁白的哈达。刘炎林说：
“如果这次登山我们15位队员都能够回来，一块儿坐着卡车，默默无闻地回来，很辛苦地回来，我想我们在校园里碰到，在校园里提到，我想每个人都会无比骄傲。但是这次我们就有深深的遗憾……希望我们的5位兄弟他们能够安宁，他们的行为、选择能够得到理解和尊重。”
第十一章 山鹰：飞翔的生命故事3。聆听“山鹰”（一）
文/谢磊
没有哪一次山难像北大山鹰社此次在希夏邦马西峰遭遇雪崩一样震动这样多的人，可以说，发生在遥远的希夏邦马的雪崩也引发了生活在平淡和喧嚣中的人们心中的“雪崩”。关于山难的讨论让许多人思考了一些很久没有认真思考过的东西，关于冒险与探险，关于激情与理性，关于人与自然，关于追求与责任，关于生命质量，关于商业渗透与异化，关于旁观者，
关于媒体……
对于传媒和受众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有看点的新闻事件，虽然这样说可能显得记者过于功利，但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首先，事情出在北大。百年学府，世界名校，民主、自由、科学的北大精神令人向往，中国现代历史上处处可寻找到北大的足迹。北大是象牙塔的塔尖，北大学生是万里挑一的精英，不仅寄托着他们自己和家庭的未来，更寄托着社会的期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比之普通人更具悲剧性，令人们发出几重叹息。与此同时，随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北大在传媒和百姓眼中似乎也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网上有言：推倒南墙又重建南墙，北大永远不缺乏理由；教授剽窃，模特选美，想读北大的偏科“愤青”胡坚被拒之门外，而体育明星们却来来往往……“北大堕落了，北大媚俗了。”尤其是对北大的毕业生，民间颇多非议：能力不见长什么，脾气却长得飞快；团队精神差，不与人合作，自视过高……也许是国人的名校情结太重，北大有时也被盛名所累。总之北大不再是过去令人仰望的北大，这件事正好给了一些人一吐胸中郁闷的机会。
其次，他们是去登山。“挑战自我”、“精神洗礼”，加之高昂的费用，种种因素让这项运动总带着点贵族味道，而这也正是它被奉为时尚运动，受到不少有钱兼有文化的人青睐的原因。一帮穷学生，一项“贵族”运动，又是一个看点。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登山就是一种纯粹的体力劳动，是适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去从事的，北大学生去登山，就和去扫大街一样，简直是人才高消费，罪莫大焉。
再加上随着报道深入而出炉的种种失事原因分析，诸如登山时机选择不当、因为过于自信和资金问题而拒绝高山向导及海事卫星电话、赞助商对登山动机可能产生的误导、登山管理方面的过失，甚至学校与队员签订“生死状”等真真假假的消息，北大山难引发网上铺天盖地的评论再正常不过了。
网上的评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大声喝彩的，一类是大声喝倒彩的，余下才是冷静理性的。有人总结说，无论是喝彩的还是喝倒彩的，都是把自己放在看客的位置，无关痛痒地搅和上一阵。话可能有点过，但也并不是没有道理。有喝彩者动辄把山难与弘扬北大精神相提并论，北大登山队似乎成了北大的全权代表，被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无限拔高，上纲上线。这虽然并非出于恶意，但事实上却拒绝了对悲剧的反思，导向更加盲目和冲动的情绪。而有喝倒彩者则任意指责登山队员不重视安全、不珍惜生命、不体恤父母、不回报社会，甚至说他们糟蹋纳税人的钱，种种似乎义正辞严、充满人情味的说法，实际上却是最无情的攻击。
一片喧哗中，为数不多的人保持着冷静和理性。对山难真正痛在心底的恰恰是这些人。正因为痛之切，面对悲剧，他们才更冷静和理性，为的是悲剧不再重演。
在未名湖边，山鹰社的攀岩训练基地，我遇到了一位清华大学登山队的队员，他独自一个人默默地凝视着攀岩壁。知道山难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在网上发了哀悼的帖子，得了空，径直就跑到这儿来了。他并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应该是同道中人。他对网上不负责任的抨击非常反感，可是他也不希望他们被推上神坛，成为某些人热衷的精神祭品。他说，登山就是个人爱好，和下围棋打桥牌搞乐器踢足球一个层次的爱好而已。5位遇难队员为了登山而死，令人惋惜。在他们身上确实有一些可贵的品质和追求，但硬要把这提升到为了什么而“献身”的高度，会令这些热爱登山的人浑身不自在。
也是在攀岩壁前，我还遇到了一位汕头大学中文系的年轻教师。他推着一辆旧山地车，随身带的包斜挎在肩上，戴着眼镜的脸黝黑。他是从汕头骑车北上的，路上已经走了1个多月。来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到北大来看山鹰社这5个队员。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普通话不流利，他有些结巴，但这并不妨碍他表达对遇难队员的敬重之情。他说，没有探险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人人都安于现状，人类只会停步不前。有探险就有牺牲，他们的死自有他们的价值，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应该感谢他们留下的思考和启迪。
一个是同样热爱登山的山友，一个是同样喜欢挑战自我的同道，我想，他们所表达的也许才是最真实的、最接近于事情本质的态度。
后来，在网上看见了新浪观察对清华大学前登山队队长张为的采访。他说：“作为一名登过山的人，我自己经历了3次面对死亡，队员两次失踪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我想说的是：‘当年不应该去！’我说这话不是后悔登山。对于登山，我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激动的。‘不该去’的出发点是当年太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了。个人英雄主义超越了一切。我今天还活着，只能说是运气好。”张为说登山最忌讳两件事，一个是英雄主义，一个是攀比，这些因素容易把登山复杂化。健康、平和、在思想方面有所探索，这是登山的真谛。人最大的毅力和勇气，是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每一件事。
张为这番话让我知道了，一个真正成熟的登山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再回头来看北大山鹰时，我想，在肯定他们积极一面的同时，也应该对他们有一个合乎实际的评价。
也许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在面对山难和处于舆论漩涡中心时，北大山鹰似乎总在搬出过往的成绩来为自己辩护，以证明这确实就是无法避免的自然灾难，没有人，特别是山鹰自己，应该为此负一些责任。
但毕竟这是一群稚嫩的登山者，经历和阅历都有限。不管最后对山难定论如何，说他们都对登山有很深刻的理解，这并不让人信服。人们有理由猜测，也许在天气变化的时候他们没有经受住冲顶的诱惑，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新华社记者在采访札记中曾提到，5位遇难队员中有一位他曾在拉萨见过，当时他是去告诉记者他们要攀登希夏邦马，希望予以报道。这或许是山鹰社作为一个社团的需要，更或者如很多人猜想的一样，是赞助商的需要。但对于登山者而言，如果登山并不仅仅是出于他内心的渴望，而是夹杂着其他欲念，恐怕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第十一章 山鹰：飞翔的生命故事4。聆听“山鹰”（二）
对于灾难事件的报道总是面临着重重阻力。由于北大山难丰富的看点和虽然并不复杂但却引人注目的背景，在关注和争论中，在有声和无声的诘问压力下，对北大山难事件的采访陷入了困境。除了前方援救进展的报道外，关于北大的报道停留在外围，难以深入。北京一家媒体在采访北大团委后发了一篇稿子，说登山队员出发前和学校签了“生死状”。消息一出，自然又激起网上一片激愤声讨。这时候北大再怎么解释，也抵消不了新闻产生的效应了。吃一堑长一智，北大开始“严防记者”。家属和队员自然是一级保护对象，就连普通的北大学生，也不敢轻易张嘴。
在遇难学生的宿舍，他的两位舍友开始还用传统的方式拒绝采访：我们现在还在等营救消息，什么也不想说，请理解我们的心情。见我仍然不肯放弃，无心恋战的学生干脆摊了牌：学校已经给我们开过会了，不允许擅自接受记者采访。采访必须经团委批准，你还是先找团委去吧。
团委负责人在例行公事地询问了我的采访意图和计划后，也例行公事地解释了暂时不
能安排采访的原因。话说了一大堆，结果只有一个：现在不行。什么时候可能？一星期以后再看吧。一个星期，还有谁会听？
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前一段“抢新闻”制造出的混乱创造了一个机会。
绕开团委，我把要求采访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北大山鹰社。山鹰社临时确定的负责人，一个女孩子很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她说，前一阵我们一直没有说话，这让我们现在越来越被动，有些话必须得通过有信誉的媒体告诉大家。
但是，除了“以正视听”的一些澄清外，山鹰社同样严守北大团委的纪律，不接受进一步的采访，只是理由比较缓和也更正当：我们没有心情接受采访。
第二天，6名撤离山难现场的登山队员回到北京。消息被封锁，在狂打了一通西藏长途后才得知确切消息，但为时已晚。抱着一线希望，我又赶到北大，在山鹰社平常训练的攀岩壁前偶遇京城某报同行，聊起来才知道，就是得到消息赶到机场的媒体也只不过拍到了几张照片，没有被允许采访。他们不甘心地跟踪到北大，却发现目标“一进北大校门就失踪了”。和山难发生前下山回京的队员一样，这次回来的队员全部被北大安排到秘密地点“进行心理调整”，手机也全部关闭。无奈之下，我又拨通了山鹰社临时负责的那个女孩的手机，请她帮我找找她的队友。她确实见过他们，但要采访，还是那句话，得团委同意。没有别的办法，此时的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她不放，除了一再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闻纵横》的声誉为自己担保外，策划布置选题时“不参与讨论”的原则也成了我的一面大旗。这面旗看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女孩虽然说话的语气仍然不冷不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