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腐败经历-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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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原子能的形象比维护法国公民的知情权更加重要。）：政府机关必须是安全的（至少表面上必须是安全的），机关里的工作环境必须是舒适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听话的。在这个系统中，唯一不可饶恕的罪行就是：承认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并受到了攻击。　　　　
　　　　消失在沙漠中的通缉令　　　　
　　　　在许多公共部门看来，我们的调查完全是节外生枝，和它们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当我发现涉及某起偷税案的线索时，我还是将它们转给有关部门处理，因为我必须这样做。埃尔夫案涉及的资金数额太大了：数百万法郎的现金来历不明，某些人的瑞士银行账户上存在大额的资金往来。晚些时候我才知道，某些经济案件——当然是最关系公共名誉的案件——的处理过程完全是“睁只眼闭只眼”，某些犯罪嫌疑人甚至完全得到赦免。我认为，国家对经济案件的这种宽容态度是一个明确信号：国家权力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同样，另外一起丑闻又给司法系统蒙上了一层阴影。1999年1月5日的《世界报》发布了这样一条新闻：埃尔夫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之一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通缉令根本就没有发出欧洲（在其当天发表的社论中，《世界报》指责我们“对逮捕令的行踪漠不关心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损害了调查工作的声誉、严谨性和连贯性”。（见1999年1月6日的《世界报》））。在过去的两年中，这张逮捕令一直没有走出申根国家（加上瑞士），这确实非常奇怪。相信《世界报》的这名记者也是凭借着自己坚忍不拔的精神，历尽了千辛万苦才发现这个秘密的。　　　　
　　　　为了弄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采用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很久之前我就起草好了这张全球通缉令，并将它交给了检察机关，它们应该负责将它发往各地并展开相关行动。不过某个中间环节好像出了点问题。有人告诉我，负责将通缉令发往全球的警察部门也许对这件事不太热心。（当然，只要警方知道了这名嫌疑人和情报部门的关系，要想司法系统不受阻碍的运转就非常困难了。）　　　　
　　　　不过，向广大公众负责的应该是我们。瑟瑟作响的巴黎，阴险狡诈的巴黎，堂皇典雅的巴黎，肮脏龌龊的巴黎啊，你让人们学会了精打细算，又常常让他们对一些违背常理的东西视而不见。不久之后，“通缉令事件”的影响就会逐渐显现出来。公众已经开始怀疑我们的办案态度了。


第二部分第19节　左轮手枪（1）

　　　　1999年春季的一天。早上6点，巴黎的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阴冷刺骨。昨天晚上，我只跟保镖们说今天很早就要出发，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因为我们将要搜查的这个地方和警方有关。洛朗斯、赛尔日和我已经制定好一个搜查计划，我们连去的路都找好了。巴黎的郊区就是一座迷宫，有时候它甚至会显得非常阴森，这里遍布着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水泥护栏以及另外一些乱七八糟的建筑：仓库、小楼、废弃的工厂或者超级市场。　　　　
　　　　我们大家都非常谨慎，就好像马上要去攻打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一样……在外人看来，长时间以来的周密准备、今天早上的紧张气氛以及汽车里出现的沉默局面都是很反常的。我们正在调查的这个人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一名退休警察。　　　　
　　　　这名警察以办事谨慎而著称，他的名声也很好。如果我们在官方的调查表上写上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搜查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住所以及在调查中发现的其他可疑地点”），那陪同的我们的警官们就会感到担心了。（在巴黎轻罪法庭出庭受审时，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声称自己最开始只是埃尔夫公司一个普通的保安人员，“从内务部退休后就一直在该公司非洲事务部工作，并在1986年到1988年以及1994年到1995年两次担任特派员之职”，直接受夏尔•；帕卡领导。夏尔•；帕卡是法国集装箱协会主席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　　　　
　　　　法国警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部门。从1789年的大革命开始，法国就一直内部冲突不断，而警方始终身处冲突的中心。只要一发生内部冲突，尤其是在占领时期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法国警方就成为渗透的对象，同时它自己也会爆出许多丑闻。这个灰色网络已经深入警方内部的各个阶层，它不断发展，不断沉积，但又不会互相抵消。　　　　
　　　　通常来讲，法国政府对这种以人为节点的网络的发展基本上是持放任自流的态度，现在，它的分支已经遍布科西嘉岛、中东、非洲以及众多的法国国有企业。在这个以忠诚和秘密关系为基础的网络里，科西嘉口音会得到大家的信任，而一旦谁的言行有些过分，马上会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就像苏维埃政权曾经经历过的那样。这个网络已经在许多警察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甚至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产生许多荒诞的幻想。　　　　
　　　　在警察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到另外一个人的监视。他们做事都非常小心谨慎，就好像解冻期在冰上行走的挪威岛民，生怕自己脚下的冰层会突然裂开。　　　　
　　　　我们很快就到达了达尼埃尔•；莱安德里位于郊外的正式住所，一所很平常的小房子。开门迎接我们的是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妻子，他本人则不知去向。房子里非常冷，地上放着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冰箱是空的，灯上还有蜘蛛网。显然，一两个小时之前这里还没有人住。我们的行动再次走漏了风声，房子里的重要东西早已被转移了出去。这帮家伙在我们到来之前将屋子匆忙布置了一番，还煞有介事地安排了几个人住进来。　　　　
　　　　房子的主人虽然不在，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样东西。这是一个个人发现：客厅的桌子上非常干净，这简直是一定的，但上面放了一把史密斯•；维森左轮手枪，枪口正对着房门。看见这把枪的时候，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经济警队的警官们也被震住了，尽管他们平时在面对警方内部的禁区——灰色网络时显得毫不畏惧。　　　　
　　　　枪里已经装满了子弹。


第二部分第20节　左轮手枪（2）

　　　　这里好像没有人认识他　　　　
　　　　我们马上开始了工作，没有任何不知所措的意思。我找到了一些名片和一些银行账单，还检查了一下电话。在进行搜查的时候，我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箱子，里面放一台便携式传真机。这样的话，如果我在调查中发现了某个有问题的乡村小屋或某个隐秘住所，我就可以马上通知最近的宪兵队，让他们协助调查。　　　　
　　　　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向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办公室进发，这个办公室也是他在该警察部门（确切地说，这个部门的全名叫国际警察技术合作服务局，根据警方内部的规定，它的职能是“协调法国警方在国外的组织工作及各种公务活动：为第三世界国家警方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收集和法国国内安全有关的信息，为法国制造的安全设备在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的临时住所。到达之后，我们要求和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秘书谈一谈。这名女秘书对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失踪也感到很惊讶。昨天下班的时候，他还像往常一样对她说了“明天见”，可今天他却一直没有出现，而且他今天还有两个约会。　　　　
　　　　正在这时，秘书的电话响了。按照规矩，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替秘书接了电话……没想到，打电话来的居然是一名报道埃尔夫案件的记者。他想过来找点新闻，并和我们的人谈一谈。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非常冷淡地接待了他。　　　　
　　　　利用这段时间，我翻了一下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日程表。在一张来访者名单中，我发现了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他就是负责保护我人身安全的护卫队副主管。我早该发现这个问题，以便让自己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还翻了一下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通话记录，结果发现，达尼埃尔•；莱安德里许多在司法系统身居要职的老同事都在昨天晚上打过电话找他。这可真是太巧了。　　　　
　　　　尽管存在“左轮手枪恐吓”，但调查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左轮手枪只是一个信号，在权贵阶层的语言中，它代表了直接的死亡威胁。看来我们也应该找个什么东西来作为对他们的回应，借以表示我们已经对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化做好了心理准备，以及将调查进行到底的决心。这是一场远距离的对话。　　　　
　　　　从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家里搜到的一张名片上得知，他还在上塞纳省议会担任了一个职务，于是我们又马上赶往那里。议会的大楼非常冷清，连个鬼影都找不到。这或许是一场骗局。从神情冷漠的迎宾小生那里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碰壁。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办公室。　　　　
　　　　这里好像没有人认识他。　　　　
　　　　我还是不肯就此罢休。我们又把这张名片拿出来看了看，发现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号码。对照内线电话表一看，好家伙，这个号码居然是议会议长夏尔•；帕卡私人秘书的电话。我们又到了这名秘书的办公室，并在这里找到了一张电话留言单，上面有许多信息都是给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不过，我们还是无法找到他的行踪。　　　　
　　　　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谜。　　　　
　　　　这就是我们的调查经常要面对的局面：在这个世界里，真正的权力既不在政府办公室，也不在政府机构，要员们的头衔和他们的实际角色完全不相干。这种权力有自己的地缘分布、密码、网络和做事方法。显然，它对法律毫不在乎。　　　　
　　　　由于后来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声称自己只是在离职之后习惯性地把枪带在身边，有关部门也就没有对他继续进行调查。同时，他身边的保护势力也使他没有受到警方的纪律处分，他在警察局的办公室也被悄悄地撤掉了。至于那把枪为何会出现在屋子里，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解释是，他离开时“忘带”了。　　　　
　　　　相反，一名经济警察——他一直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却埋怨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擅自触及了警方内部的灰色网络。几个月之后，一个操浓重科西嘉口音的人出现在了这名警察的办公室门口，给他带来了直接的死亡威胁。这个人只是来送信的。　　　　
　　　　但他捎来的口信却字字如铅。


第三部分第21节　操纵（1）

　　　　1999年初，调查结束了——至少在大的方面调查已不可能再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对整个埃尔夫案件的规模已经有了一个大致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挪用的数十亿法郎的去向以及大部分的灰色资金流动情况都已经被我们掌握。我们还委托了日内瓦一位名叫保罗•；佩罗丹的法官调查这些嫌疑人在瑞士开设的银行账户，他将把这一大堆乱纷纷的账户挨个理清：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等待瑞士那边的最后结果。另外，我们还花了十四个月的时间附带地调查了一下迪马和德维耶—荣古尔大肆挥霍公款的有关情况。伸张正义的机器已经启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让它停下来。　　　　
　　　　除非反对势力发起真正的冲锋。　　　　
　　　　经过了三年的直接恐吓之后（“遗忘”在桌上的那把左轮手枪只是这部恐吓乐章中的一个延长号），那些不希望我们将调查进行到底的人突然决定改变战略。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紧张战略”即将破产。尽管威胁非常可怕，但我们调查的决心并没有减弱。不过，他们还有一个绝招：在公共舆论和社会影响力上做文章。我们对这一招还没有任何防范。他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了。　　　　
　　　　几天之后，压力就来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1999年1月26日对埃里克•；图尔贡的办公室进行的普通搜查开始的。埃里克•；图尔贡曾是一名税务观察员，后来又成为了税务顾问，他曾在一段时间内为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提供服务。埃里克•；图尔贡的律师对我们私自闯入他当事人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提出了严重抗议。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埃里克•；图尔贡也不断地对外界编造一些想当然的谎言，一会儿说我搜查了他秘书的手提包，一会儿又说我拿走了他的电脑——这完全就是子虚乌有。这样的事我已经见惯不怪了。它们是狂风，我则是磐石，风过处，磐石纹丝不动。发表了整整两天的挑衅言论之后，埃里克•；图尔贡和他的同伙终于安静了下来。　　　　
　　　　3月17日，迪马案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