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哲学-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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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说过，牛马四足，此乃自然，而穿牛鼻、络马首，则是人为。庄子反对人为对于自然的扭曲和戕害。郭象在注解《庄子》时却对此进行了改造。他认为，“穿牛鼻，络马首”，固然是人为，然而却并不违背自然。因为牛、马并不推辞而是接受了这样的安排。所以它也就是与自然相冥合的。在郭象看来，牛鼻之所以可以穿，马首之所以可以络，皆是按照事物的本性行事。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样。君臣上下的等级名分，可以说是都是属于天理自然。因此，人们安于名教也就是安于人的自然本性，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最终协调了起来。
第三部分：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约450—510年），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泌阳羊册镇古城一带）人。18岁时，投沛郡相县（今安徽宿县）名儒刘献门下求学。
范缜学习勤奋刻苦，学业优良，深得刘献器重；刘献亲自为他举行冠礼，以示优待。其同学多是达官贵人子弟，穿则锦衣，行则车马，而范缜安于布衣草鞋，以步代车。他深入钻研经学，尤其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他性格直爽，敢于发表学问上的独特见解，《梁书》说他“好危言高论”，引起贵族子弟的敌视和疏远。26岁时上书王仆射，陈述改革政见，没有见到回音。范缜报国无门，壮志难酬，29岁已白发皤然，曾作《伤暮诗》、《白发咏》以自嗟！
南朝齐建元元年（479年），范缜刚开始当上了主簿，后来一直做到尚书殿中郎。永明年间，齐与魏和亲，相邀有才学的人来往，范缜及从弟范云、内弟萧琛、琅琊人颜幼明、河东人裴昭明相继以“行人”的身份出访北朝魏，他们都名扬邻国。
建武元年（494年）他升官做了领军长史，后出任宜都（今湖北枝城市）太守。当时迷信盛行，范缜下令废止祭祀神庙，劝民不信鬼神。永元二年（500年）萧衍起兵向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进军，路过南州，遇范缜，因与衍同为“西邸”旧友，故衍称帝后，任范缜为晋安（今福州）太守。梁天监三年（504年）被调回建康。按当时常情，地方官吏调进京师必拜朝迁大臣，而范缜却只拜见了已废为平民的前任尚书令王亮。其不趋炎附势的态度可见一斑。范缜因未获得卿相之位而常怏怏不快，和王亮的过从更加密切，后竟因此被贬到广州。
齐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而范缜却一直声称根本没有佛。萧子良质问范缜说：“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答到：“人之生臂如一树花，……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一席话说得箫子良张口结舌。
为说服信佛者，范缜作《神灭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神灭论》以“形即神也，神即形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由形派生、形和神就像‘刀刃’和刀刃的‘锋利’一样不能分开的理论，批判了灵魂不灭、因果报应、贫富在天的宿命论观点。他的见解轰动全国。萧子良看辩不过范缜，就用功名利禄收买，遭到拒绝。
范缜贬于广州数年，调回京城，任中书郎、国子博士，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范缜一生有许多著作，《梁书》谓有十卷，现存有《神灭论》、《答曹舍人》两篇。《梁书》、《南史》均有其传。
第三部分：花落在玉床还是粪坑？
范缜，是南朝齐梁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其所处的时代，佛教在中国盛行。当时的竟陵王萧子良非常信奉佛教，到处邀请著名的大和尚来宣讲佛教的道理，有时候还亲自给大和尚们捐献粮食，供应茶水。民间的人都认为他这样做有失身份。当时，范缜在萧子良门下做食客，常在旁说些反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话，因此，萧子良很恼恨范缜。
一天萧子良坐在后院赏花饮酒，看见范镇在一旁，就嘲笑说：“你不是不信因果报应吗？那为什么世间有富贵贫贱之分呢？”范缜指着前面一树花说：“人生犹如这树枝上的花，同在一枝一蒂上生长，疾风吹来，随风飘转，有的穿过帘子帷幕落到玉床坐席上，有的掠过篱笆矮墙掉进粪坑里面。落在玉床坐席上的就是殿下您，掉进粪坑里的就是下官我。富贵贫贱虽然如此悬殊，可是因果报应究竟在哪里呢？”
萧子良无言可对，又不能压服范缜，心里更加忌恨范缜。
第四部分文学家、哲学家韩愈
唐代韩愈原在朝廷做大官，因写了一篇奏章劝皇帝不要迎佛骨，以免劳民伤财，荒废朝政，皇帝看后很生气，就把他从京城贬到潮州做刺史。
韩愈上任时，正逢潮州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白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心想这山洪如果不堵住，百姓将受害惨重。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
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下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
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叫做“竹竿山”。
还有一个有关韩愈的故事。潮州的韩江，从前有很多鳄鱼，会吃过江的人，害得百姓好苦。
一天，又有一个百姓被鳄鱼吃掉了。韩愈知道后很着急，心想鳄害不除后患无穷，便命令宰猪杀羊，决定到城北江边设坛祭鳄。
韩愈在渡口旁边的一个土墩上，摆了祭品，点上香烛，对着大江严厉地宣布道：“鳄鱼！鳄鱼！韩某到这里来做刺史，为的是保土庇民。你们却在此祸害百姓。如今姑念你们无知，不加惩处，只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三天不走就五天走，五天不走就七天走。七天不走，便要严处！”
从此，江里再也没有看见鳄鱼，所有的鳄鱼都出海到南洋去了。
韩愈（约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州市）人，“唐宋八大家”之首，中华五圣之首———文圣，继孔孟之后又一伟大的文学家。韩愈在文学上，倡导“古文运动”，提倡散文，反对骈文，后人称他为古文运动的领袖。
在哲学上，极力维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在教育上也卓有成绩。韩愈的“性三品说”在哲学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韩愈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就是说，人性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情是后天产生的。性的内容表现为仁、义、礼、智、信（五德），情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性情人人都有，但程度不同。韩愈认为，这种差异也是天生的，因而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相应的情也有三品。根据这种理论，韩愈提出对上等人用“教”的办法，对下等人用“制”的办法，使之“畏威”。这种理论同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是一脉相承的。性三品说，必然导致英雄史观。韩愈所谓的，历史由“圣人”创造，是性三品说的必然逻辑结论。
第四部分不为情所动，就可成圣人
不为情所动，就可成圣人，这是唐朝思想家李翱提出来的，即所谓的“灭情复性”。
李翱（公元772…841年），字习之，陇西成纪（现在甘肃奉安东）人，贞元年间中进士，曾任国子博士、庐州刺史、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山东南道节度使。在政治与思想上都受韩愈的影响，而且他们还是挚友。他对韩愈极为尊敬，说从孟子之后，韩愈是最杰出的学者和儒家代表，所以他的字“习之”就是向“退之”学习的意思，退之是韩愈的字。
他对韩愈的性三品学说（人分为圣人、中人和恶人三个品级）进行了发展，他认为将人性分成三个品级，等于是把人性的先天差别说得太绝对了，不利于宣传和被大家所接受。因此他不但从思想上发展、补充了韩愈的性三品，而且还专门写了《复性书》。
他认为，“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意思是说圣人与凡人的人性本来是相同的，人人都是性善的，圣人与凡人或者恶人的区别在于，一种人天生就能体现天赋的本性，不为情所诱惑，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圣人，有的人则沉于情、色之中，而使本性迷惑，这样的人是凡人。他对此评论道：“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先天地符合封建伦理准则的，这种本性就是成为圣人的前提。而有的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是因为受到情的诱惑与干扰，七情不断地迷惑人的本性，使性善无法发展。
李翱还将情比作泥沙，比作烟雾，泥沙使河水变得浑浊不清，烟雾使火花不能显露。
为了使人人都能恢复本性，就必须限制生活中的情欲，即“灭情复性”。
他设想的具体内容是：人人都有天赋的性善属性，而复性之后达到的境界就是《中庸》里所说的“至诚”。如果能达到这个境界，人就可以具有照明万物的能力，然后去感应万物。把复性和知人、知物、知天统一起来，到那时，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我。在这种状态下，“心寂不动，邪思自息，唯性明照”。李翱的这种思想和禅宗非常相似，而且他还向惟严禅师请教过禅宗的真谛，并写了诗：“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就是说人要像云动水静那样，一任自然，炼成只有呼吸没有思维的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性善论之所以被统治者选中，作为正统的人性论，主要是因为这样能最大限度地吸引百姓以及各阶层的人，劝谕、引导他们从善，最终达到天下平安、国家无事、自己稳坐江山的结果。
李翱的观点体现了融合佛教、道教（人人都可以修炼成仙）的思想倾向。这种立论方法到了宋朝就成了理学的先驱，到南宋时，朱熹就是像李翱这样融会各家而形成了儒学的新成就———理学，此后，成为元、明、清各朝的正统统治思想。
第四部分祥瑞
由国家组织编写的正式史书，曾专设《符瑞志》一项，记载前代或历代出现的祥瑞。祥瑞之中，被认为最重要的是《河图》、《洛书》，它们被载入《符瑞志》之首。祥瑞又称“符瑞”，被儒学认为是表达天意的、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如出现彩云，风调雨顺，禾生双穗，地出甘泉，奇禽异兽出现等等。儒学认为，这些现象出现是天对皇帝的行为和所发布的政策的赞成或表彰。观测和解释这些现象，是儒者的重要工作。
据说周武王进攻商朝时，有白鱼跳到了船里，有火焰降到了武王的房顶，然后化为一只鸟。这些祥瑞，被认为是上帝任命武王为天子的象征。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据说他做皇帝时，五大行星曾一字排列出现于天上，此外还有其他许多祥瑞。此后，几乎每一个皇帝即位，都有一些祥瑞出现。以儒者为主体的臣子们，也把发现祥瑞作为自己政绩的表现，向皇帝汇报。因此出现了许多弄虚作假的情况，甚至越是朝政败坏的时代，祥瑞越多。
《河图》、《洛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记载的是上帝任命的君主的言论。因此，与朝代兴亡、皇位更迭有关的祥瑞，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祥瑞。
从唐朝初年开始，英明的君主李世民说，真正的祥瑞是搞好政治，并且发布命令，以后发现的祥瑞，一般不再向中央政府报告。此后儒者们也开始反对过分寻找祥瑞，揭露出许多造假行为。但是直到清朝末年，儒学并未从原则上否认祥瑞是天意的表现。
第四部分“革命斗士”柳宗元
柳宗元，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