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外交十记-第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我全程陪同他参观了燕山石化公司、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长江大桥和深圳特区等地。我不时提起苏联援建的一些项目，还向他介绍深圳特区在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坚持改革开放，取得惊人发展的历史。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飞速的发展，印象极为深刻，不时由衷地赞叹，同时也流露出对当时苏联社会现状的失望和不满。
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苏成立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使两国中断多年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复。
1985年7月，我陪同姚依林副总理回访苏联。姚副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会谈，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双方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谈得很顺利，签署了《中苏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等文件，中苏贸易额则从1984年的26。5亿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亿。双方对两国的高层交往和贸易的大幅增长表示满意，我方同时敦促苏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拿出行动，指出障碍不消除，两国关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第一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突破
如何从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僵局里面走出来呢？中方坚持消除“三大障碍”，这是两国关系根本改善的基础，而苏联的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均避重就轻，企图绕过“三大障碍”，通过发展经贸合作，增加相互往来，实现所谓两国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也无意在克服“三大障碍”问题上向前迈步。
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小平同志请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小平同志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1985年11月6日，苏方答复说口信收到了。23日，苏方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苏联远东地区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军六个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并透露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当数量”的苏军问题，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时，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声称越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是中越双方的事，苏联只能希望中越恢复对话，言归于好。
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中国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希望不久的将来，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
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历次讲话相比，这次讲话显示苏方的立场有了重要变化。
在“三大障碍”问题上，这次没有重弹“不设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从不威胁中国”等老调，不再回避从阿富汗、蒙古和边境地区撤军问题，有所松动。在越柬问题上，语气也比较平和，说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
由于历史原因，中苏两国边界在黑龙江（阿穆尔河）一段，在清朝时，只是简单地以江为界，没有严格划定。苏联一直站在当年沙俄蛮横的立场上，声称中国的边界应当划在界江界河的我方沿岸一线。这样一来，江中的岛屿自然就划归了苏联，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了苏联的内河。我方当然不会答应。中国主张，按国际法准则及国际实践，应当以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国界。1969年，中苏两国的珍宝岛流血冲突，盖源于此。戈尔巴乔夫的表态不能说不是一个积极的姿态。
同时，作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第一次公开肯定了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表示理解和尊重。他还提出了扩大和加深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设想。
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相应对策，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示了审慎欢迎的态度，但在“三大障碍”问题上不松口，继续保持压力，同时做出积极姿态，接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提法，同意恢复边界谈判。
为此，8月13日，吴学谦外长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做了如下表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7月28日海参崴讲话中对中国和就中苏关系所表述的意见，我们予以认真的评价和重视。中方注意到其中有些过去没有说过的话，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苏联方面清楚地知道中国方面关于消除“三大障碍”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和具体主张，而戈尔巴乔夫这篇讲话与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没有提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我们是不满意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国方面最感关切的问题，也是去年邓小平同志通过齐奥塞斯库传话的核心。中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希望苏方认真考虑中方的意见。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中苏东段边界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中方表示欢迎。据此，中方认为，在适当时候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是适宜的。
1986年9月2日，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了中苏关系，强调指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并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柬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地到苏联的任何地方去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们在9月7日正式对外发表了这一谈话，把中方的立场公布于世，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做出了公开的答复。
第一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走向正常化
为了推动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基础上向前迈步，我们一连做了几件事情：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计委主席塔雷津访华；恢复了中苏边界谈判；在其后举行的第十二轮的中苏政治磋商中重点就越柬问题谈判。
塔雷津是在1986年9月访华的。访问期间，双方探讨了苏联向我们提供政府贷款，在广西合作建设铝厂、扩建本溪钢铁生产、修建新疆铁路；还探讨了合资办厂、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扩大边境贸易、增加供应传统货物等一系列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问题。塔雷津还探询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的进一步态度。中国领导人则表示，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有些值得欢迎的方面，但明确指出他在中国最为关切的越柬问题上没有新意，敦促苏方在这一事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尽早做出政治决断。
根据中方关于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中苏外长1986年9月在纽约会见时达成协议，两国边界谈判于1987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我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苏方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此前中苏于1964年2月至7月和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先后举行过两次边界谈判。第一次谈判中，双方交换了地图，就东段边界走向口头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没签署任何正式协议，会谈等于没有取得结果。当年l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边界会谈未再恢复。第二次边界谈判持续了九年，双方在讨论维持边界现状协定草案时一直围绕争议地区问题激烈较量。l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致使第二次边界谈判中断。如今，第三次边界谈判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公开宣布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作为苏中东段边界，接受了中方的立场，使谈判有了基础，得以在比较好的气氛中进行。
我主持了1987年2月和8月的两轮会谈，此后的会谈是由田曾佩副外长主持的。在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前，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原则协议。至于复杂的西段边界，双方就划界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成立专家工作组具体讨论西段边界走向问题和成立联合摄影小组进行共同航摄，等等。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的进展有助于缓和两国边境对峙形势，成为促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组成部分。
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后，中苏于1986年10月举行第九轮政治磋商，直到中苏高级会晤前夕，两国一共进行了多达12轮的政治磋商。我一直主持到第十一轮。1988年4月我就任外长，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及中方政府特使改由副外长田曾佩担任。在最后四轮磋商中，苏方在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逐渐表现灵活，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但称这个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后来又承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个重要因素。苏方虽不承诺将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却表示将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促进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进程。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在有意进行战略收缩并做出从阿富汗撤军决定后，基于自身需要，也想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态度变得较前积极。
在第十二轮磋商中，苏方提出愿就柬埔寨问题同中方进行专门讨论并达成谅解。根据当时形势，为推动苏联对越南进一步施加影响，我们决定接过苏方的建议。1988年8月27日至9月l日，田曾佩副外长与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最后，双方达成了一定内部谅解，找到了一些共同点和相近之处，当然，分歧仍然存在。会晤表明，苏方在促越撤军问题上立场有所松动。出于内政外交需要，苏方确实希望早日卸掉柬埔寨问题这个包袱，并借此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实现高级会晤。
中苏政治磋商结束后，我就不再和苏联特使伊利切夫打交道了，以后也没机会再见到他。后来听说，他先是丧妻，惟一的儿子也先他而去。到了晚年，因身后无人，就将自己一生收藏的许多书籍和油画等，分别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他于1990年8月去世。我特地发去了唁电。
第一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破冰之旅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我作为外长，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
此前，两国外长也有一些接触，但都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的会见。这次外长访问，从相隔时间之长和任务之艰巨来看，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旅。
陪同我一起访问苏联的，有当时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我们乘坐的 中国民航班机，于12月1日中午抵达莫斯科，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坐车去宾馆。
我们一行十人，入住在列宁山上的柯西金街11号宾馆。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苏方的接待是很周到的，但鉴于两国关系的特殊和环境的复杂，我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不便在室内商议谈判对策，清晨时，只好冒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宾馆的庭院里不停地漫步。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我抵达的次日，就去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当时，他刚刚提出自己的“新思维”理论，给人以年轻有为的印象。也许因为有了“新思维”，他特别爱说，话很多，会见进行了1小时40分钟。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
访问期间，我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举行了三次会谈，共约六个半小时。会谈的重点是柬埔寨问题。
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肯定了1988年8月中苏副外长工作会晤和9月两国外长纽约会晤所取得的某些一致意见，同时进一步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