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外交十记-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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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春天，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等九国领导人为克服危机，商定采取紧急措施，以稳定国内局势，并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这即是通常所说的 “9＋1”协议或“新奥加廖沃进程”。用当年曾任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的话来说，当时，“新奥加廖沃进程”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希望。大家普遍认为，即使没有波罗的海国家，我们国家面临的急迫问题也可以在邦联而不是联盟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了。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戈尔巴乔夫在会谈时曾向江总书记强调，苏联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将取决于如何更新联盟的问题。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一个新的联盟条约。新联盟条约将确定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和活动范围。哪一个加盟共和国签字，加盟共和国就可以在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中享受各种优惠条件。如果不签字，就会被视为外国，从而不能享受统一的经济空间的各种优惠条件。他说，现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来人了，正在莫斯科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就像罗马选教皇一样，”他比喻说，“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教堂。只有在教堂顶端升起烟来，向外界宣告选举结果后，参选者才准离开。我们还要开联邦委员会会议，如果房顶不冒烟的话，谁也不准离开莫斯科。”
8月初，戈尔巴乔夫宣布，新联盟条约将于8月20日公开签署。然后，他就去克里米亚半岛休假了。
8月中旬，这个尚未签署的条约草案被刊登了出来。这个条约明确规定，苏联采取联邦制，国名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各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自然资源归各国所有，本国法律在国内至高无上。缔约国授予联盟的权限是：捍卫联盟及其主体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对外缔约、宣战，批准联盟预算和发行货币等。
就在预定签署这个条约的前一天，发生了“8·19事件”。
在8月19日前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至今仍有些扑朔迷离。
当时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曾回忆说，那年6月，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告诉过他，苏联有人正在策划一场“倒戈”的政变。他根据布什总统的指令，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对他说：“我完全掌握着局势。”
当时任苏联总统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有同样的记述。他还写道，在美国大使走后，他还与戈尔巴乔夫相互谈到了各自获得的类似信息。
当时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来成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克留奇科夫是这样解释的：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去休假，他让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和国防部长亚佐夫准备实行紧急状态。8月5日，他们三人在莫斯科聚会，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再过一段时间，苏联就不复存在了。克留奇科夫说，他们几个人决定站出来。8月18日，他们去找过戈尔巴乔夫，因为感觉他或许还能起一些作用，想把他请回莫斯科来，重新整顿秩序。在休假地，戈尔巴乔夫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他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
8月19日凌晨，塔斯社和苏联中央电视台先后播发了苏联副总统令，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苏联总统职务，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责。随即，又发表了由苏联代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联合签署的声明，宣布成立包括他们在内的由八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中称，立即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六个月。
这一举动，立即在苏联各地，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俄罗斯、乌克兰等则纷纷表示反对实行紧急状态。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宣布接管国家政权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有些惊慌失措。
20日下午，亚纳耶夫等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希望戈尔巴乔夫早点儿回来。21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与俄联邦总理西拉耶夫及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一起前往克里米亚去见戈尔巴乔夫。随后，戈尔巴乔夫通过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将恢复行使总统职责。第二天凌晨，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
至此，“8·19事件”以失败告终。
8月22日，我应约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见面时，苏联大使先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总统给中国领导人的口信，说他健康状况正常，苏联将在近日全面恢复宪法秩序。苏联实行民主变革和认真遵守国际条约、公约和其他义务的方针仍然不变。苏联内阁将致力于在全国恢复法制和经济。我对大使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并始终认为苏联的内部事务应当由苏联人民自己来处理。我们相信，在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中苏睦邻友好关系将继续得到发展。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苏联瓦解
日后的事态证明，事情并没有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愿发展，相反，苏联瓦解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总统下令解散苏联内阁。25日他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同时以总统名义，命令地方苏维埃冻结共产党的财产，停止所有政治党派在苏联军队、执法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活动。9月初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 表大会解散。
9月6日，由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组成苏联国务委员会，决定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
9月7日，我致电三国外长，通知中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并由田曾佩副外长前往谈判建交事宜。9月中旬，中国同这三个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对苏联而言，更致命的打击发生在那年的12月。
12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来到白俄罗斯。下了飞机，他们就转往布列斯特城以北白俄罗斯和波兰交界处的别洛韦日森林，在那里，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科维奇进行了会晤。据说这个森林里曾有野牛出没，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时，在这里建了一栋 “狩猎小屋”，供他狩猎时休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三国领导人在这栋房子里进行了整整两天的会谈。
12月8日，三位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声明，宣布由于签署联盟条约的谈判“走入了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建立独立国家成为现实，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复存在”。
因此，三国决定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对其他共和国开放，其协调中心设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
这份“三国协议”很快就在三国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被批准通过。紧接着，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领导人经协商发表声明，表示五国愿意成为联合体的平等发起国。
12月17日，俄罗斯议会宣布享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财产所有权。18日，俄罗斯政府接管了克里姆林宫。
21日，11个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俄罗斯的《消息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用了“苏联历史在哈萨克斯坦结束”这样的标题。
这时，苏联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政府也没有国土的国家了，戈尔巴乔夫也成了没有什么可以统治的总统了。
1991年12月25日，也就是距苏联成立69周年还差五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苏联总统职务。在他不到半个小时的电视讲话结束后，大约在莫斯科时间晚上7时30分左右，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黯然降下，接着升起了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
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27日，俄罗斯联邦在联合国正式取代苏联的席位。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众说纷纭
苏联的解体，可以说是20世纪最令人惊叹、也最令人深思的事件之一。
苏联的解体，几乎像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事情，但导致其瓦解的许多因素，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在上个世纪初，两个著名的法国作家当年对苏联的观察。
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都曾怀着对这个当时蒸蒸日上的国家的极大兴趣，来到莫斯科旅行。他们都将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所疑所思，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下来。
纪德把自己的日记命名为《从苏联归来》，并在1937年公开发表，坦率地把他对苏联的现实考察和长远思考说了出来。而以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闻名于世的罗曼·罗兰却宣布：“未经我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本日记。”他的这一举动，曾引起不少猜测，从而使他的访苏日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当时的观察和思考。罗曼·罗兰一方面表示“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是“无比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他们正在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一方面又认为那里“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级，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纪德则写道：“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每日工资为5卢布或更少；而对某些享有特权的人来说则享受更多的优惠。”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出现了贵族。
无论是罗曼·罗兰还是纪德，在自己的日记里，都不断地将高大的纪念性建筑、宽敞的别墅和窄小、简陋、拥挤的普通老百姓住房作为对比。
纪德在日记中对当时的苏联市场有着深入的观察。他是这样描绘的：百货公司还不到营业时间，门前已开始有两三百人在排队。那天是卖床垫，或许只有四五百件，却来了800到1000多顾客。不到天黑，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需求量那么大，顾客那么多，就是在很久以后，一切东西仍会供不应求。
罗曼·罗兰则对苏联人的精神状况表示了担忧：“我确信，他们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资本主义的政府和制度是他们的敌人，也不能低估其生存力。苏联劳动者坚信他们拥有并且亲自创造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其余的世界丧失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学校、卫生设施等）。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
对此，纪德显然也有同感。他写道：“苏联人对于国外的局势和状况处于惊人的无知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被弄得深信：外国的一切都远不及苏联好。”他说，有一个青年人曾这样对他说：“几年前，德国和美国还能在某些方面让我们获益。而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必要去向外国人学习了……”
俄罗斯学者阿尔巴托夫是这样论述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的：经济学者已经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在走外延发展道路，而现在外延增长的因素已经枯竭。因此，必须把转向集约化发展道路提上日程，必须从依靠行政命令转为用经济杠杆调控经济。必须重视已经开始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等。当这些问题被提到苏共代表大会上时，只是议论了一番。实际上，一切依然如故，毫无结果。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用曾任苏联总统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的话说，对苏联社会的质疑开始出现了。当戈尔巴乔夫说“忠于社会主义价值”、“纯净的十月革命思想”等等时，“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我们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中”。
曾任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利加乔夫说，我们当时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苏联在科技方面与西方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停滞也感到担忧，这一切都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会思想。他认为苏联进行改革的前几年，解决了一些住房之类的社会问题，随后便困难重重，在经济方面出现了无组织现象。由于急于扭转经济上的不利局面，而又不懂经济规律，就匆忙决定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结果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消费品严重短缺，从而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
利加乔夫在分析苏联瓦解的原因时，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