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外交十记-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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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关系不断得到恢复和改善。今年以来，继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通产大臣中尾荣一访华后，中山太郎外相又首次访华。我对日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并高度评价日本在主要西方国家中率先恢复和改善对华关系的做法。中山太郎外相则希望我在海部俊树首相访华前访问日本，并在我访日时，确定海部首相访华的日程。　　　　
　　　　　　　　在谈到明年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中山太郎建议两国各举行各种活动，包括两国领导人互访。我表示完全同意，并进一步提出，如能在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实现日本天皇访华，将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一定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也将使中日睦邻友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　　　　
　　　　　　　　对中方的这一建议，中山太郎外相表示，日本将在政府内部认真研究。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6月25日至28日，我对日本进行了回访。在与中山太郎外相会谈时，我们再次谈到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纪念活动。　　　　
　　　　　　　　我对他说，20年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短暂的一瞬，重要的是我们双方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更好地总结过去，开辟未来，认真探讨如何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三个十年，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为此，我建议明年还可举行一轮高层互访，再次表示，中方欢迎天皇访华。　　　　
　　　　中山太郎赞成我的意见。双方确定了海部俊树首相8月访华的日期。对于天皇访华，中山太郎外相表示，日本政府内部正给予积极的考虑。　　　　
　　　　　　　　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来到北京，成为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政府首脑，标志着日本名副其实地解除了对华制裁，完成了两国关系的修复工作。　　　　
　　　　　　　　由于日本是惟一遭受原子弹伤害的国家，中国理解日本人民对防止核扩散的关切，所以，在海部俊树首相访问期间，中国宣布原则上加入《核不扩散条约》。海部俊树首相则正式通知中方，日本政府已决定，作为第三批日元贷款，日方将向中国一次性提供1991年度22个项目的1296亿日元贷款。　　　　
　　　　　　　　1992年4月6日至10日，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广泛与日方各阶层接触，强调中日友好，以及天皇访华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消除了日方的疑虑。　　　　
　　　　　　　　10月22日至27日，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在杨尚昆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明仁天皇发表了讲话。在谈到历史问题时，他说：“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们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　　　　
　　　　　　　　明仁天皇此次有关历史问题的表态，比此前日本领导人有明显进步，虽无“谢罪”之词，但有较强的反省之意。　　　　
　　　　　　　　日本天皇访华，这在中日两千年交往史上还是第一次，使中日邦交关系由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日本天皇在这一时刻访华，对打破西方对华制裁起了积极作用，其意义显然超出了中日双边关系的范围。　　　　
　　　　　　　　随着中日关系的修复与突破，西方制裁中国的另一组成部分——欧洲共同体，这时也开始松动立场了。　　　　
　　　　　　　　作为西欧一体化的组织机构，欧洲共同体不仅在欧洲经济一体化方面，而且在对外政策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形式是“三驾马车”，即欧洲共同体上任、现任和下任主席国，每半年轮换一次。　　　　
　　　　　　　　按照惯例，每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欧共体“三驾马车”的外长都要与中国外长举行会晤，交换对国际形势和欧共体与中国关系的看法。自1989年西方实行对华制裁后，欧共体国家外长当年中断了在联合国与我们的会晤。后来，欧洲发觉美国虽带头实行对中国的制裁，私底下却与中国接触不断，而日本在改善与中国关系方面捷足先登，相比之下，倒是欧洲落在了后面。由于担心今后失去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欧共体“三驾马车”决定急起直追，由三国外长出面，恢复与中国的接触。　　　　
　　　　　　　　1990年6月28日，意大利外交部通知中国驻意使馆：欧共体都柏林首脑会议决定，“三驾马车”外长希望在当年联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会晤。　　　　
　　　　　　　　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姿态，于是，在当年9月28日上午，与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即意大利外长德米凯利斯、爱尔兰外长柯林斯和卢森堡外长普斯，在纽约举行了会晤。　　　　
　　　　意大利当时是欧共体主席国，因此，会谈主要是在德米凯利斯外长与我之间进行。会谈的气氛比较融洽。德米凯利斯外长对我说，尽管过去的事件使双边关系出现了问题，但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欧洲同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看法趋于一致。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建立的。欧共体希望尽快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　　　　
　　　　　　　　他还表示，曾以为西方可以影响中国的制度，现在认识到，适合欧洲的制度不一定适合中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能够进行良好的合作。　　　　
　　　　　　　　德米凯利斯外长向我透露，作为欧共体理事会主席，他将在　10月份召开的欧共体理事会会议上正式提出建议，“完全恢复”欧中关系。　　　　
　　　　　　　　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告诉他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并表示赞赏意大利外长关于每个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的观点，强调人权应从各国的法律来体现，并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　　　　
　　　　　　　　这次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与我在纽约的会晤，实际上意味着欧洲与中国高层官员接触禁令的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外交面临严峻考验的艰难时刻，许多西方国家仍然对中国保持了友善的态度，其中令我记忆深刻的是西班牙。在当时一片反华声浪中，西方国家中没有随波逐流的是西班牙。西班牙对中国的情况表示理解，并一直执行中西两国已签约的贷款协议和经济合作项目，积极恢复与中国的政治交往。　　　　
　　　　　　　　1990年10月1日，西班牙外交大臣奥多涅斯在纽约主动约见我。会见中，他对我说，西班牙一直支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与欧共体国家外长在联大会谈的良好气氛感到高兴。他还告诉我，现在欧共体内对华强硬国家的态度有所改变，下周欧共体外长将开会，会就尽快恢复对华关系做出决定。　　　　
　　　　　　　　在这次会见中，他与我达成了两国外长互访的共识。1990年11月，奥多涅斯访华，成为欧共体取消对华制裁后第一个访华的西方国家外长。3个月后，我回访了西班牙。　　　　
　　　　　　　　不幸的是，奥多涅斯先生后来患上了癌症。他曾在中国买过蜂王精，回去服用后，觉得很有疗效，体力增强。我听说后，曾专门托人给他带去蜂王精，希望中国的药品能帮助他提高抵抗力，最终战胜病魔。　　　　
　　　　　　　　在西方对中国制裁不断被打破的形势下，欧共体外长终于在1990年10月23日卢森堡会议后宣布，除政府首脑以上交往和军事往来、合作及军品贸易外，取消1989年6月以来实行的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其他限制性措施，立即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　　　　
　　　　　　　　欧共体会议能够做出这一决定，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不能不说是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是欧共体在改善关系方面采取的关键步骤，也是中国在打破西方制裁上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　　　　
　　　　


第六章　黑云压城城不摧患难真情

　　　　　　　　回首打破西方制裁的历程，不能不提及发展中国家的声援。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　　　　
　　　　　　　　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可能在经济上弥补西方大国对华制裁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但在政治上，他们却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些亚、非、拉各国的领导人或外长，对中国的热情友好一如既往，与他们的紧密接触，成为每年我在联合国会外活动的重要内容。这在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孤立的情况下，尤为难能可贵。　　　　
　　　　　　　　联合国大会一般每年9月在纽约举行，会议日程总是安排得很紧。尽管如此，我总是挤出时间，在会下与尽可能多的亚、非、拉各国的领导人或外长会晤，每年会议期间，大约要见三四十位。其中，与东盟、海湾国家和里约集团国家外长的会晤，更是年年举行。　　　　
　　　　　　　　非洲国家外长在谈话中总是赞誉中国的外交政策，希望和中国加强团结，为发展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努力。我感谢他们对中国的赞扬，表示至关重要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加强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才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和更为关键的作用。　　　　
　　　　　　　　海湾国家对中国如何看待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事十分关切。我在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见时，着重阐明中国一向反对侵略，要求伊拉克撤军的原则立场。那时，海湾局势十分紧张，成为联合国内外谈论的焦点。我的阐述有助于海湾国家对中国立场的理解。会谈中，大家刚入座时，往往都很严肃，但谈了一会儿后，气氛就会活跃起来。　　　　
　　　　　　　　拉丁美洲国家外长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很感兴趣，我曾专门就这一问题向他们做过简明扼要的介绍。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这时已有了长足的进展。继印尼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中国与新加坡和文莱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的建交公报就是由我和新、文两国外长于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签署的。　　　　
　　　　　　　　国与国之间，有时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患难之中才见真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经受住了暴风雨的考验。这些老朋友在关键时刻的支持，大大缓解了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壮大了中国打破西方制裁的声势，使中国像长城一样，能够屹立于东方而不倒。　　　　
　　　　


第六章　黑云压城城不摧雨过天未晴

　　　　　　　　作为大国，中国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有潜力巨大的广阔市场，在经济全球化迅猛浪潮中，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成为了新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西方大国主导的对华制裁行动，违背了历史潮流和国际关系准则，损人害己，维持了两年，最终彻底瓦解了。　　　　
　　　　　　　　西方的制裁行动虽告失败，但国际间的外交斗争仍未有穷期。　　　　
　　　　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关系的发展就从来没有平稳过，各种事端总是不断被制造出来，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人们可能还会记得所谓“银河”号事件。当时美国根据所谓情报，一口咬定：中国“银河”号货船载有化学武器原料，正驶往某个国家。中方做了负责的调查，发现这种指控并非事实，并将调查结论正式通知了美方。对此，中国领导人也明确表了态。美方则坚信自己掌握的所谓“情报”不会有错，死活不肯罢休。待到“银河”号靠港，把船上的所有集装箱都送到岸上，美方派出专家翻箱倒柜，结果什么也没查出，自找没趣，只好以闹了一场丑剧了事。　　　　
　　　　　　　　1997年和1998年，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互访，中美关系顺利发展。正在此时，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突然受到美国五枚导弹的袭击，造成三名中国记者身亡，20多人受伤。消息传来，举国愤怒，世界震惊！美国飞机从本土飞来，按照指挥中心所制定的目标、确定的路线，进行精确打击，五枚导弹相继击中，怎能说是“误炸”呢？　　　　
　　　　　　　　2001年，在美国共和党赢得大选执政之初，我曾奉命访问华盛顿，与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鲍威尔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赖斯安全事务助理等一一会见，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进行了商谈。当时，谈得不错，双方都期望中美关系有一个平稳的发展。不想，一个星期后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这次事件虽带有偶然性，但美国侦察机不断在我国南海地区贴近飞行，进行侦察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那么“偶然”了。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初到苏联

　　　　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到苏联。那几乎是50年前的事情了。　1954年8月，我被派到苏联团校学习。那年我26岁，初为人父，女儿出生只有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