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2-读库0601-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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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走向历史破晓时分（2）
五百年以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以及嗣后兴起和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非殖民化运动、热核武器、新技术浪潮、星际开发、全球化时代……，极其清晰地展示了半个千年中人类命运的基本状态，几乎全盘证实了西方作为世界历史破晓的原创地位和先驱意义，淋漓尽致地演绎着西方与东方之间观照与被观照、启蒙与被启蒙、征服与被征服、拯救与被拯救之间的世界历史关系。在人们可以最直观最便捷地观察和感受到的时空中，这个星球上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潮流，人类生命的悲剧意识和救赎可能，都纯然出自西方的理念、思维、逻辑、语词、人物和事件。人类全部经验和可能性都被西方文明重新诠释和处理了一番，所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和使命都只能归结到这一蒙受天意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谱系，才能被赐予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认同和人类文明意义的编排。 无论“严夷夏之大防”还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以日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赶英超美”，“和平演变”还是“和平崛起”，警惕“亡我之心”还是主动“与国际接轨”；无论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严复的《天演论自序》、陈天华的《警世钟》还是光绪帝的《诏定国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宣言书》；无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誓师词》、《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告》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论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还是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无论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是王新命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季羡林、杨振宁等人的《甲甲文化宣言》，无不有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各类文本背景渗透其中。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舞台，演员、道具、场景都是中国的，编剧和导演却是西方人。孔、老、孟、庄以来，玄奘、张骞、鉴真、郑和以降，作为人类的重要分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脉，中国的全部时空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 无论西方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霸道无耻可恶，无论多么震惊、愤懑、屈辱、如丧考妣，无论怎么拒斥、敌对、反抗、不共戴天，也无论以什么名义，以何种方式，以哪股力量，中国都不得不把玩西方式的奇技淫巧，不得不研习西方式的声光电化，购买和制造西方式的尖船利炮（原子弹、氢弹），接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培养西方式的美学趣味，实行西方式的婚姻、财产、法政、税收制度，也不得不输入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科学、民主、理性精神，还不得不译介以至服膺西方式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西方发现发明的一切，西方无意推销或恶意强加或善意兜售的一切，西方“己所欲施予人”或“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一切，从君主立宪到激进革命到共和政体，从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从工业化、城市化到后工业化、信息化……，中国都不得不全部重新演绎一遍（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这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新塑了中国，构成了现代中国（连这个称谓也是西方式的）的最大景观。 中国也许是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着、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导，最后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东方国家。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在近十代人一百六十余年时间里，成为西方各种主义、学说、思潮、运动、制度的巨大实验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北伐东征到国共内战到改革开放，中国所有阶级、民族、党派、军队、地区所有人之间的所有组合，所有对抗，所有改姓换代，与其说是中国人之间的较量厮杀，勿宁说是西方文明、意志和力量在中国此消彼长引发的刺激－反应，甚至直接就是西方（包括苏俄、日本）各种历哲学和世界目标的异地抗衡（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还再三被指认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一现实表明，这种抗衡尚未终结）。在地缘上离西方最远，文明类型上最与西方互为异类，最后被西方染指的中国，却成为代价最高、规模最大、地震海啸般文明再造的东方国家，称之为中国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实不为过。 1840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历史如此奇妙又如此清晰如此意外又如此完整地次第展开，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千万年间基本寂然不动的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开天辟地以来亿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若干完全陌生、外来、异类的因缘而遭逢不绝如缕的变故，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两次鸦片战争直接促发了自强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海战直接引起了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不仅与义和团难解难分，而且使满清王朝和两千年专制帝制难以为继，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先驱和合法性来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的内在渊博源一目了然）；凡尔赛强权政治直接激发了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继甲午海战打断了中国上层的近代化进程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又再次打断了中国上层的现代化进程，普鲁士军官团和德国将军曾在北伐、黄埔军校和抗战前期留下身影，而从辛亥革命、北伐、长征到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国共内战、韩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加拉罕、越飞、米高扬、崔可夫都先后直接过问和参予过中国事务；冷战和韩战不仅延缓了中美接近（直到1972年），推迟了中国统一（直到今天），而且急遽恶化了中国国内政治，直接导致了对亲美亲西方知识界的清算，促使中国向苏俄“一边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与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1939年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师承关系也一目了然）；1956年匈牙利、波兰事件和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秘密报告）成为中国反右运动、庐山会议的直接国际肇因，1969—70年，勃烈日涅夫－格烈奇科集团对中国实行核打击计划，成为中美建交的唯一原因；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冷战结束在中国的刺激－反应是“韬光养晦”……，新技术革命、文明冲突论和全球化时代直接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入WTO，争办奥运会、世博会，“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外，中国悄悄地提出了“小康目标”、“和平崛起”、“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