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利益-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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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的内容却惊人的相似，如“此事一定得解决”，“请某某部门阅办”，“为什么她的问题拖延如此长久？不能再拖了！必须速办！”我见的一个个领导者批示的“阅办”，“速办”，“必须办”的字眼是最多最醒目的，但就是在这么多层领导年年关注下，年年批复下，崔良娟的事就一直拖到梁雨润来夏县工作之前的１９９８年还没有解决。
当我请崔大妈谈谈上访的经历时，崔大妈突然双手紧紧地抓住我，我先是一惊，但马上明白过来：崔大妈的心又开始流泪了——
“我哪想到自己这辈子啥万元户、五好户都没当上，却被人戴上一顶上访专业户的帽子！”老人长叹一声，说：“我到现在都一直不明白，从第一次上公社告状，找到公社的最大领导，看他白纸黑字地写给大队书记让他退回我家的宅基问题开始，我看了不知多少领导写过这样的话，批过这样的条，下过这样的指示，但我弄不懂为啥有这么多领导为我说话，为我抱不平，可到头来咋像黄河里撒网，总是打水漂漂呀？我一个大字不认的农民，又是女人家，弄不明白是咋回事。就以为我找的官不够大，公社书记解决不了后，我想就找县上领导，县长说话再不算数我就找省委书记。那次我到太原，省委书记还真给我批示了，我高兴得想这回再不会有人敢不退还我的宅基地了。因为省委书记的秘书当着我的面说省委书记托话转告我，你崔良娟的问题再解决不了我省委书记就把夏县分管土地工作的县长给撤了。那回我回到家里，等着好消息。后来，果真县委书记都派人来我家，说一定要解决我反映的问题。我盼啊盼，盼了一月又一月，还是不见问题解决。我就又到县里找书记。县委书记知道后也生气得很，朝土地局的局长拍桌子。我当时在场，那局长看上去也挺可怜的，人家这么大的官，５０来岁的人了，被书记训得像孙子一样，只会点头，其它的啥都不敢说。我知道县委书记对我的事是认真抓的，我老伴的一个同学是省里的组织部副部长，专门找过这位县委书记请他过问我家的事。但书记桌子拍了，土地局长孙子也当了，可我家的问题就是没解决。我始终搞不明白，那么多的领导，一个比一个大的官，他们可以建设好一个大城市，让几百万几千万的人过好日子，咋到我这儿就说话一点不顶用呀？芝麻大的事，牛刀，铡刀，全用上了，咋还够不上劲呀？我左想右想，就是想不通。后来有一次我看了电视《杨三姐告状》的故事，心想我可能差就差在没有找皇上，没有到北京找中央去告状呀！对，我一定要上北京去。那儿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邓小平住的地方，党中央住的地方，天王老爷也没有比北京的官再大了。丈夫和孩子们不让我再折腾了，我就瞒着他们跑到了北京。你们北京可真大，人也好，一问到哪儿就会有人马上告诉你。那些部长那么大的官，亲自接待我，当着我的面给下面打电话。不像我们山西有些地盘上，我站在一政府大门口想向领导递个状子，他们就出来个保安啥的，也有公安局的，啥也不问就说你是盲流。我有几次被他们无故无缘地当坏人抓了进去。六七十年代时，我还没老，一个女人家自己就出来了，到城里告状，有些衙门里的人坏着呢，一听说你是找他们来上访的，就眼睛溜溜地在你身上打转。你急死人问他啥时能见某某领导，他嬉皮笑脸地问你，帮你找领导可以呀，但你会给啥好处呀？我心想穷得连上访的路费都没有，还有啥好处给你呀。便说：我可以给你打扫办公室。人家一听就冲我哈哈大笑，说乡下农民就是傻。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所说的‘傻’，我来个以‘傻’装傻。后来我再出来时就带上四娃儿，就很少再碰上这类事，他们一看到我的娃儿哭，马上态度就变得凶狠起来。等我年岁大了再出来告状时，那些官不大脾气却很大的人就更多了，常常我的腿还没有迈进衙门，人家就一句‘疯婆子又来了’，便把我架到收容所啥地方去了。苦啊，天底下恐怕再苦也苦不过上访人……那是别人不把你当人看待的那种苦。可这样的苦对像我这样一心想解决问题的人来说，又算啥？我想能把被占的宅基地要回来，我也对得起死去的婆婆，对得起远在太原工作的男人，也对得起几个娃儿。你问我为啥不死心跑了那么多年？啥不死心，我不知有多少回死心了。可每回死心后又回过神一想：咱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老百姓的天下，总有说理的地方。毛主席、邓小平、江泽民总书记，不是总在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每回死心后，一想到这儿我的心就又活过来了……”
崔良娟说到这儿松开了我的手，埋头整理起那堆记录她３２年上访之路的公函与材料。
望着这位银发满头的农家老太太，我说不出自己的心头有多少感慨：３２年！谁会有这样的毅力？谁会带着某种不息的希望和信念，能维持如此漫长的岁月，只能以屈耻与下贱、乞求与讨好的行为来感动他人。仅仅是一块宅基地，仅仅是需要收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她付出了３２年的岁月与尊严！
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这就是被士人们称之为天的中国农民。
一个以百姓利益和幸福为已任的政党，如果不能代表这样的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们的根本利益，那这个政党必然早晚失去对这个国家的统治与领导地位。
梁雨润所以要接崔良娟的这件事，正是从这个深层然而又是最基本的道理上考虑的。
按理说，像这种宅基地等民事纠纷，又是不被人待见的陈年老帐，一般可以不列入纪委所辖工作范围，但梁雨润用恰恰相反的态度来对待和处理这样的事。
”你又要接这碗夹生饭吃？”信访室主任老胡一见梁雨润拿着崔良娟的状子来找他，便知这位年轻的上司又要做什么了。于是摇摇头，又笑笑。
“咋，你又要好言相劝了？”这回梁雨润也朝自己的得力干将笑笑。
“我知道劝是劝不动的，但作为比你在夏县多呆几十年的老同志，我有责任尽可能地帮助自己的领导尽量不陷入困境。”
“这个我爱听。”梁雨润搬来一把椅子，几乎是脸挨着脸地请老胡把话说完。
老胡知道梁雨润不抽烟，便只管自己点上一支烟，然后说：“据我所知，崔良娟老太太这桩事，已经有几任县委书记都插手管过，但至今没有解决，我想肯定里面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复杂。当然我说这话正好有点像激你似的……”老胡说到这儿，朝梁雨润瞅了一眼，“我知道你好啃那些别人认为难啃的骨头。所以……”
“所以这件事我是一定要管到底的。”梁雨润站起身，拍拍老胡的肩膀，对天长叹一声：“你老胡知道我为什么对这样的事特别急着上手吗？”
老胡仰起头，想听听这位年轻上司那种坚韧不拔专啃硬骨头的动力所在。
“你想想老胡，一个连字都不认得几个的老实巴交的种地人，到底为了啥要一次次跑到县城省城和北京去上访告状？而且一上访就是几年几十年啊？你我行吗？不行！肯定不干了，说不定跑几次没结果就再不跑了。不跑了心里又在想什么呢？肯定是灰心丧气了，或者根本就不相信谁了。我说的对不对？可人家庄稼人都实在，他们为啥跑了那么多次没有啥结果后，还一次次、一年年地跑啊？为啥？就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对我们党的信任，对我们这些共产党干部还有一丝希望，他们相信天底下虽然有不公平的事，但总会有人给他们主持正义，为他们服务呀！你想想，他们不惧任何困难，不畏任何耻辱，甚至敢用一生的时光，全部的生命，来找回这种对党、对政府，对我们这些干部的期望和信任，你说比起他们的这种执着和牺牲精神，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和担忧的呢？还有什么架子不能放弃？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认认真真地、实实在在地为他们化解矛盾，平反冤屈？其实农民们上访几十次几百次需要我们帮助他们解决的问题并不难啊！可为啥老没有得到解决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当领导的，不能像为自己的子女安排工作，晋升职务那么认真去做，去动脑筋而已。说句良心话，老胡你讲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
此刻，老胡的两眼已经湿润润的。“梁书记，听了你的这番话，老实说我感到很惭愧，而且我觉得感到这种惭愧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应该有相当多的人。不说了不说了，处理崔良娟的事，你给我安任务吧，我请求参加。”
梁雨润欣慰地笑了。“行，你算一个。另外我想这件事可能比较复杂，解决起来难度大，所以纪委再派一名常委带队，会同法院同志一起去。你们下午就到上董村去，这事不能再让百姓等了，一天也不能等了！”
“是。”
工作组进驻崔良娟居住的上董村后，果然发现这件拖了３２年的宅基地事件解决起来难度不小，根本的原因是与崔良娟宅基相连的三家邻居中那位张某，当过几任村干部，现在又在镇上工作，所以崔良娟告了几十年，法院也判了三四次，但没有一次可以付诸实施。张某当着村干部的面不止一次扬言：领导批示法院裁决能顶啥用？就是皇帝下圣旨他也管不了我脚跟底下的事。
梁雨润派去的工作组找到张某谈话，张某百般狡辩，无理强占三分，依然一副天王老子也管不了他的架式。
张某也算是个“官”，太知现今官道上的奥妙了。你说一个省长县长管得了天塌地裂的事，管得了千万人的苦与乐大家都相信，至于能否管得了几户农家发生的宅基地纠纷？好，你管行啊，你法院判也行啊，中央发文件我都不怕哩！我早晨拎着裤子一泡尿撒他家墙根里，晚上睡觉前一泡屎拉在邻居的院中央，你是派警察还是让军队来天天看着我？哼，老子啥不怕，你省长部长，这个“批示”，那个“速办”，到我这儿呀，啥都得听我的！老子想咋办就咋办！看你们能怎么办！
工作组成员气得说找你们村长、镇长来跟你谈。
张某更得意地说：行啊。这儿的村长、镇长哪一个上台没有我的推荐？你们把他叫来，看谁听谁的。
工作组成员说，这次你别再想拖着不还崔良娟的宅基，否则我们就进驻你家一直到你退出为止。
张某一听哈哈大笑：那我巴不得呢，热烈欢迎你们进驻我的家来，我正愁着盖了那么多房子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出租呢！嘻嘻。
看着工作组成员气呼呼地像所有曾经来过的无数个工作组一样双手空空地返城时，张某的脸上堆满了得意的阴笑。
“呸！你告，再告１００年也没用！”张某路过崔良娟家时，操起一根树枝，“唷唷唷”地将几头猪崽往崔良娟家的院子内赶着。熟门熟路的猪崽在主人的吆喝下，摆着尾巴，晃晃悠悠地遛进他人的院子。
“难道就真的没法让这样的无赖就范了？”梁雨润听完工作组的汇报，思忖着对付张某这种人的办法。
“那张某什么也不在乎，该占人家的地照样占着，而且可能会变本加厉。”工作组的同志说。
“法律也治不了？”梁雨润又问。
“嘿，法院已经先后判过三四次了，到他那儿等于一纸空文，啥都不顶。”
梁雨润点点头，说：“张某这个人可能还懂点法，所以他这么多年一直胆大妄为。不过他再聪明也还是差了一点知识。”
“啥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规定，凡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可以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仍然拒不执行者，可以采取拘留等强制手段……”梁雨润手里捧着的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通则》。
“太好了，这么说我们是可以通过法院手续，对张某进行强制拘留处理？！”
“立即行动！”。
当日下午，法院和工作组的成员，持着拘留张某的手续，再次来到上董村。当着众村民的面，向张某宣读了法律“拘留文书”。
“你们不能抓我，我儿子还在北京当武警呢！我要让他回来告你们——！”这回张某急眼了。在临上警车时大吵大闹起来，但一副冰冷的铁铐已紧戴在他的手上……
在拘留所里，张某依然心存一丝希望：只要等儿子从北京回来，看你们放不放我出去。一出去，啥事就是我说了算。哼！
果真，在张某被拘留的第三天，身着武警服装的儿子从北京回来后，立即怒气冲冲地找到纪委，责问凭什么抓他父亲，并指责纪委这是“蓄意打击现役军人家属”，如果纪委不从速放人，他要上北京找某某人告梁雨润他们。
梁雨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