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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

无情天下有情人-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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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屋内存放着前年生产队从北京拉来的全部财产,当时拉了满满两大车。其中包括二百多张撕去画轴的古字画和帛画儿;鼻烟壶、水晶石、古玩玉器和紫檀木家具;几对青花古瓷瓶瓷罐;直径近2米的樟木独板大圆桌;带有三面大理石拓片床围的紫檀木镂空雕花大龙床;八块10公分高2寸见方的鸡血石和一对汉代玉马;几箱线装木版古书和数方古砚;东北野参、象牙筷子、玛瑙项链和一叠整版的大清邮政的绝版邮票等等。
  我看到窗户上有几个洞,窗户棂上没有一点儿灰尘。我看到这儿就全明白了,有人在这里用杆子绑上小钩,取出里面的东西,然后偷着拿到北京去卖。所以二娄才去我们家乱转,没准儿有人怀疑那些东西是我们拿的呢!
  时隔不久,村党支部书记就召开了一个全村群众大会,只许贫下中农参加。事后李老么告诉了我大会全部内容。
  村党支部书记牛铁杆是个老党员,没多少文化,每逢开大会,他开场白就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给大家说几句,是个极左的造反派总后台;他说解放前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后也应该这样做。反动大律师纪麟祥的全部财产就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所以要全部分掉。
  会后村干部具体怎样商议的我并不知道,只知道村干部每人都在里面挑走了一些物品,有的人象征性地给了点儿钱。
  爷爷的那双银箍带链象牙筷子,连筷子套一起,村党支部书记才给了一块钱。那个厚2寸,直径近2米的樟木独板大圆桌,被他打了家具。他请的那个木匠师傅说,直径2米的樟树得长多少年呐,可能全中国目前也没有地方找来,况且还要见圆呢,就得更粗了。这块独板樟木真怪可惜的。
  那个大龙床20块钱卖给了县公安局某人;小学校留下了一个紫檀木雕花立柜,一些上乘的文房四宝。其余的那些紫檀木家具被老八路林涌拉走了,据说他把这些珍贵的家具卖给了街头巷尾那些吆喝的小贩;还有许多东西不知被谁拉走了。
  其余剩下的一些东西给全村人均分了。有的人说是村干部拿剩下才给大家分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只知道爷爷的一些珍珠玛瑙玉器水晶等东西,全体贫下中农每家都分到了一小堆。
  还剩下一些东西不好处置。其中包括爷爷用毕生积蓄买下的那些珍贵的宫廷古画,线装木版古书,还有一些村干部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大队会计建议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烧掉,将来以防不测。就是有人过问也查无实据,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如此恶毒的想法很快变成了行动,在一个阴冷阴冷的腊月天,一股罪恶的火焰冲天而起,夺走了爷爷心中最后的一点儿希望。
  祖父之死
  火苗噼啪作响,烧了整整一夜。
  我家盖的小土房紧邻火场北面,距离存放东西的西厢房只有几丈远,相隔一堵墙。熊熊的火光映红了我家的窗户,燃烧后的灰烬随风飘落到我家的院子里,火光摇曳的身影中,不时传出一些人得意的奸笑和狰狞的嚎叫。
  腊月十五的深夜,是那样的寒冷。
  无论我和爸爸妈妈怎样劝说也无济于事,爷爷不顾冬夜的寒冷,一直坐在我家屋门前,目不转睛地看着那跳动的火苗,一动不动地呆呆地看着,直至火苗变成缕缕青烟,直至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色;爷爷仍然一动不动。我看见爷爷的眉毛和胡子上哈气结成了白色的霜花,在晨曦中闪闪发光。
  爷爷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三年多来,爷爷一直拄着拐杖参加劳动,但不给工分。虽然身体日渐衰弱,但是造反派对阶级敌人强迫进行劳动改造却是毫不动摇的。
  爷爷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一直盼望着能有一天回到北京,能有一天带着他用毕生积蓄收藏的这些心肝宝贝回京去。但是,他静静地等了三年,无情的大火夺走了他的一切。
  爷爷彻底绝望了。一连几个夜晚,爷爷不顾冬夜刺骨的寒风的呼啸,站在皑皑的雪地上,遥望着北方的星空仰天长叹。看到爷爷这些反常的举动,爸爸和妈妈非常担心,背地里商议,总这样下去不太好,因为爷爷每天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话也越来越少。
  爷爷当了一辈子律师,解放后律师职业没有了;老人每周去政协拿文件,回家后用放大镜对着那些白色的小本本看个不停。
  爷爷有中山公园的年票,每天都去中山公园打太极拳。顺便带些徒弟,他写得太极十三式图文并茂。我曾看见中国照像馆的橱窗里陈列着爷爷二尺长的大照片,照片中老人精神焕发神采亦亦。有一次在中国武术期刊的封面上,我还看见了爷爷打太极拳的英姿,他那一尺多长的银须在胸前飘曳。
  爷爷一直身体很好,真是满面红光,临别北京时,一顿饭还能吃60个饺子呢!打上一气太极拳,照样脸不变色心不跳。
  爷爷遥望着星空,是否在回忆那些遥远的往事呢?
  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了,我们吃白薯干面饺子,给爷爷单独包的白面饺子。可是爷爷只吃了不足十个饺子。
  正月初八是爷爷的八十大寿,但是我们没有钱来庆贺,只是吃了一顿面条,一顿用白薯干面掺榆树皮面做的面条,浇得是淹咸菜的汤。
  正月初十,爷爷把爸爸叫到跟前,又把我叫到身边,拉着我的手,左看右看。我看到爷爷眼里一片茫然,茫然深处是绝望而不是对人生的眷恋。
  爷爷拉着我的手,喃喃地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岁了,年纪不小了,也活够了,不想再活了,我要走了。”
  停了一下,爷爷眼睛望着远方,缓缓地摇着头,慢慢地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后口吟临终歌,溘然而逝。
  爸爸伏在爷爷身边,低声地抽泣。我拉着爷爷的手,高声大喊:“爷爷!爷爷!”顿时泪如雨下。爷爷听见我的喊声,忽然睁开了双眼,冲着我摇了摇头,又闭上了眼。
  我终于明白了,爷爷己经对人生厌倦了,绝望了,再也不想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上多停留一刻。
  两天前,爷爷在自己生日那天,喃喃自语:万流皆浊我独清,万人皆醉我独醒,万人皆惧黄泉路,唯有老夫不贪生。
  我虽然在那天听到了爷爷的吟吟自语,当时只是认为爷爷是即兴而作,诗兴大发。并没有想到是爷爷由于厌世而作的一首诗,当时就己经决定了今日的决别。
  爷爷静静地躺在炕的那边,一动也不动。我端起碗来,用小勺往爷爷的嘴里倒了些水,但是爷爷紧闭着嘴唇不肯张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我看了爸爸一眼,爸爸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一天;两天,三天,己经整整三天了。爷爷还在静静地躺着,不吃不喝也不动,只有越来越微弱的呼吸。
  爷爷的面颊明显消瘦下去,眼窝深陷,嘴唇己经干的裂开了口子,爆了皮。
  我守在爷爷身边,看着心里实在难受,又用小勺往爷爷的嘴中倒了点水,爷爷用舌头
  舔了一下嘴唇,随后又紧紧地把嘴唇闭上。
  我知道爷爷的神志非常清醒,只是努力地克制着自己,这种毅力是多么坚强。有人说人都有求生的欲望,这欲望不可阻挡。但是努力地克制着自己求生的欲望,可能是最难最难的了。
  就这样一直躺到第六天,爷爷的脸上又黑又瘦,己经完全变了模样。眼窝塌陷,嘴唇爆裂,呼吸越来越弱,细如游丝,脉搏最后竟然连一点儿也摸不到了。
  我看了一下钟;爷爷从拒绝吃饭到去世;整整躺了135个小时;可见爷爷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
  伯父和三叔己经来了;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着丧事怎么办?
  没有钱买棺材;又不愿意让爷爷这样草率地埋了。最后伯父出主意:买点儿砖,垒一个深槽,再把爷爷放进去,上面盖一块门板就可以了。
  爸爸去买砖,伯父去买门板,三叔则带着我和几个弟弟扛着铁锹来到祖坟,找到了位于祖坟南面的爷爷的坟墓的位置,大家就动手挖坑,农村管挖下葬的坑叫打坑。
  大约有一个小时,在我和几个弟弟的努力下,这个坑己经挖好了。
  这个坑长两米,宽1米,足足有4尺深。因为四周要砌砖,所以挖得大了些。挖深点儿的目的是怕将来万一被平了坟,拖拉机也不至于把盖掀开。
  我把砖一层一层地砌好,大约砌了两尺来高,伯父说行了,我们便赶回家去。
  爷爷没有寿衣,只有随身穿的衣服,妈妈找了一件干净点儿的衣服给爷爷套上,又把家中一床最厚最好的褥子给爷爷铺在床板上。把爷爷的身体抬到床板上以后,妈妈又找了一个床单盖在爷爷身上,并把爷爷的脸蒙起来。
  就要起灵了,大家哭成了一锅粥。
  一代堂堂的大律师,威名远震京城与河北,可是死时竟然连一个棺材也没有,就这样抬着来到墓地。我们弟兄几个牵着褥子的四个角,把爷爷轻轻地放进砖砌的槽内,往爷爷的头部垫了两块砖,再把床板翻过来,轻轻地盖在砖沿上。
  往‘棺盖’上压土的时候,爸爸妈妈哭得竟然昏了过去。
  是啊,只有爸爸妈妈在爷爷的身边时间最长。自从1961年7月16日奶奶去世以后,爷爷就一直是爸爸妈妈照料。后来伯父来到了爷爷身边。这次爷爷又是在我家死去的,况且死的那样凄惨,谁能不为之动情呢?
  我扛着铁锹低着头,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的眼睛又红又肿,却没有一滴眼泪。五六天了,我天天守在爷爷身边,眼泪已经流干了。有人说眼泪是流经眼里的血液分泌出来的,所以是咸的。如果眼泪流干了,再流就是血,那时眼睛就会瞎的。我只觉得我的眼睛又干又疼,已经流不出一滴眼泪,虽然内心悲痛至极点,痛哭竟成了呜咽,头却昏沉沉的。
  我到家后拿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下:祖父纪麟祥字瑞符,生于1890年1月28日,旧历正月初八,于1970年旧历正月十六去世,终年80岁。
  爷爷就这样带着满腔悲愤,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爷爷的冤案至今未能平反昭雪。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也无处追还。我把这一切用刀刻在了心上,直至30多年后的今天,我写到这里还是泪流满面。
  爷爷死了,我们却不敢给任何人报信儿。妈妈去四川成都照顾外孙,被村治保主任硬说成是去搞特务活动,由大队会计、耗子及庄儿等人毒打了三天三夜,不许吃不许喝,连爸爸也被株连。平常年轻人三天里不吃不喝,都根本吃不消,更何况是上了年纪的人,还要遭受连续的毒打呢!
  所以爸爸要寻短见,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他们非人的折磨。如果不是我那天及时赶回家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爷爷这次绝食而死,我们也不敢声张,只说是得病而亡。否则让村中知道真象,一定会被扣上以死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那样一来爸爸妈妈少则挨一顿毒打,严重点儿还不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记得刚回农村时,公社天天开大会,村中天天开小会,批斗大会上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神经紧张极了;那时爸爸妈妈多次胸前挂着牌,跪在台上挨批挨斗,以至于多年后,爸爸一看见穿绿衣服或者是戴红袖章的人,就吓得浑身哆嗦。
  父亲赔猪
  东韦坨的大表哥来告诉我们,那个木柜大舅打好了,已经用双轮车给拉来了。
  我迎出门去一看,这个柜打得真漂亮,六尺长的床板一截两段,变成了三尺长的大柜,能装不少粮食呢!爸爸找了一点儿油漆,把柜油成了漂亮的枣红色。
  这是我家唯一的一件家具。
  说起来大舅和二舅也真不容易,家中人口众多,忙里忙外的,还抽空给我们打了这个大柜。爸爸几次因为实在揭不开锅,到大舅处借粮,每次大舅无论自己多么困难都不会让爸爸空着手回来,都是想方设法地满足爸爸的各种要求。
  记得那年春节前我和弟弟去看望大舅,听说附近村庄要唱大戏,大表哥问我去不去,很多年没有看戏了,我们都很想去,就都高高兴兴地看戏去了。
  唱戏的地方是大李村,距离大舅家大约八里地。我们有说有笑地走着,很多天来,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八里地很快就走到了,离戏台老远就看见黑压压的一片人。戏已经开演了,但是由于太远根本看不清,而且更听不见唱的是什么戏。
  大表哥说:“这回咱们白来了,什么都没法看见。”我实在有些不甘心,就想往里边挤挤,试一试能不能靠前点儿。
  我个子比较高,于是就把两只胳膊全抬起来,正好位于别人肩膀上。我就用两只胳膊左一拨右一挡,没有几下,大家就都挤到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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