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念想-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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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念想）蓦然回首（4）
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我们看菊花去》（原名《入院》），《闷雷》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还没写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美国去了。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色彩，夏先生特别提到两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了，后来看了《夏济安日记》，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
大三的时候，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有了自己的地盘，发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坏的一起上场，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月梦》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问我：“玉卿嫂是什么人写的？很圆熟，怕不是你们写的吧？”我一得意，赶快应道：“是我写的。”他微感惊讶，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觉得我那时有点人小鬼大。现在看来，出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都稚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还在尝试习作阶段。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形，也不过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倒是有几篇当时怎么会写成的，事隔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颇有意思。有一年，智姐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人长得很俏，喜欢带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在宪兵学校，有一天我带上地图阅读，我从来没有方向观，不辨东南西北，听了白听，我便把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写起《寂寞的十七岁》来。我有一个亲戚，学校功课不好，家庭没有地位，非常孤独，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我想那个男孩子一定寂寞得发了昏，才会那样自言自语。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裸体少年油画，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阳，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少年跃跃欲飞，充满了生命力，那幅画我觉得简直是“青春”的象征，于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葆，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
第三部分（念想）蓦然回首（5）
一九六二年，出国前后，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水岭，那年冬天，家中巨变，母亲逝世了。母亲出身官宦，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锦衣玉食，然而胆识过人，不让须眉。一九二七年北伐，母亲刚跟父亲结婚，随军北上。父亲在龙潭与孙传芳激战，母亲在上海误闻父亲阵亡，连夜冲封锁线，爬战壕，冒枪林弹雨，奔到前方，与父亲会合，那时她才二十。抗日期间，湘桂大撤退，母亲一人率领白马两家八十余口，祖母九十，小弟月余，千山万水，备尝艰辛，终于安抵重庆。我们手足十人，母亲一生操劳，晚年在台，患高血压症常常就医。然而母亲胸怀豁达，热爱生命，环境无论如何艰险，她仍乐观，勇于求存，因为她个性坚强，从不服输。但是最后她卧病在床，与死神交战，却节节退败，无法抗拒。她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月，有一天，我们一位亲戚嫁女，母亲很喜爱那个女孩，那天她精神较好，便挣扎起来，特意打扮一番，坚持跟我们一同去赴喜筵。她自己照镜，很得意，跟父亲笑道：“‘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虽然她在席间只坐了片刻，然而她却是笑得最开心的一个。人世间的一切，她热烈拥抱，死亡，她是极不甘愿，并且十分不屑的。然而那次不久，她终于病故。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父亲送别机场，步步相依，竟破例送到飞机梯下。父亲曾领百万雄师，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可是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等我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因为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热的生命，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至于寂灭，因为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丧母的哀痛，随着时间与了悟，毕竟也慢慢冲淡了。因为国外没有旧历，有时母亲的忌日，也会忽略过去。但有时候，不提防，却突然在梦中见到母亲，而看到的，总是她那一副临终前忧愁无告的面容，与她平日欢颜大不相类。我知道下意识里，我对母亲的死亡，深感内疚，因为我没能从死神手里，将她抢救过来。在死神面前，我竟是那般无能为力。
第三部分（念想）蓦然回首（6）
初来美国，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年度圣诞节，学校宿舍关门，我到芝加哥去过圣诞，一个人住在密西根湖边一家小旅馆里。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四周响着圣诞福音，到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回到艾奥瓦，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艾奥瓦作家工作室，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性。Percy Lubbock那本经典之作《小说技巧》对我启发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说两种基本写作技巧：叙述法与戏剧法。他讨论了几位大小说家，有的擅长前者，如萨克莱（Thackeray），有的擅长后者，如狄更斯。他觉得：何时叙述，何时戏剧化，这就是写小说的要诀。所谓戏剧化，就是制造场景，运用对话。我自己也发觉，一篇小说中，叙述与对话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我又发觉中国小说家大多擅长戏剧法，《红楼》、《水浒》、《金瓶》、《儒林》，莫不以场景对话取胜，连篇累牍的描述及分析，并不多见。我研读过的伟大小说家，没有一个不是技巧高超的，小说技巧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在那段时间，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踪。像许多留学生一样，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看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书，看到抗日台儿庄之役，还打算回国的时候，去向父亲请教，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 Carnegie 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到抗日，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眼睛只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
第三部分（念想）《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1）
一九六〇年，我们那时都还在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念书，一群不知天高地厚脑子充满不着边际理想的年轻人，因为兴趣相投，热爱文学，大家变成了朋友。于是由我倡议，一呼百应，便把《现代文学》给办了出来。出刊之时，我们把第一期拿去送给黎烈文教授，他对我们说：“你们很勇敢！”当时他这话的深意，我们懵然不知、还十分洋洋自得。没料到《现代文学》办十三年，共出五十一期，竟变成了许许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壮，而开花，而终于因为经济营养不良飘零枯萎的一棵文艺之树。对我个人来说，《现代文学》是我的一副十字架，当初年少无知，不自量力，只凭一股憨勇贸然背负起这副重担，这些年来，路途的崎岖颠踬，风险重重，大概只有在台湾办过同仁文艺杂志的同路人，才能细解其中味。
台大外文系一向文风颇盛，开风气之先者，首推我们的学长诗人余光中，那时他早已名振诗坛了。夏济安教授主编《文学杂志》，又培养不少外文系作家。高于我们老有叶维廉、丛苏、刘绍铭。后来接我们棒的，有王祯和、杜国清、潜石（郑恒雄）、淡莹等。然而我们那一班出的作家最多：写小说的，有王文兴、欧阳子（洪智惠）、陈若曦（陈秀美），诗人有戴天（戴成义）、林湖（林耀福）。还有许多杆好译笔如王愈静、谢道峨，后来在美国成为学者的有李欧梵，成为社会学家的有谢杨美惠。这一伙人，还加上另外几位，组成了一个小社团叫“南北社”（详情见欧阳子《回忆〈现代文学〉创办当年》）。我们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顶海边，大谈文学人生，好像天下事，无所不知，肚里有一分，要说出十分来。一个个胸怀大志、意气飞扬，日后人生的颠沛忧患，哪里识得半分。陈若曦老闹神经痛，但爬山总是她第一个抢先上去。王文兴常常语惊四座，一出言便与众不同。欧阳子不说话，可是什么都看在眼里。大家一时兴起，又玩起官兵捉强盗来。怎么会那样天真？大概那时台北还是农业杜会——清晨牛车满街，南京东路还有许多稻田，夜总会是一个神秘而又邪恶的名词，好像只有一两家。台大外文系那时也染有十分浓厚的农业社会色彩散漫悠闲，无为而治。我们文学院里的吊钟一直是停摆的，图书馆里常常只剩下管理员老孟（苏念秋）一个人在打坐参禅，而我们大伙却逃课去办《现代文学》去了。幸亏外文系课业轻松，要不然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写文章办杂志。而且人家功课还不错，前几名都是南北社的人囊括的。
第三部分（念想）《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2）
一九五九年大二暑假，我跟陈若曦、王愈静通了几封信，提出创办《现代文学》刍议，得到南北社社员热烈支持。于是大家便七手八脚分头进行，首先是财源问题，我弄到一笔十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