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念想-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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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着落的孤云，就不禁为他心折。有时夏夜里满天星斗，我眼云哥坐在新店溪的岸边乘凉，我们谈未来谈理想，我说我要当护士，我看过《南丁格尔传》，看护病痛，我觉得是一种崇高的职责，而且我喜欢护士头上那顶浆得挺挺的白帽子，戴起护士帽很神气。云哥那时就立志要当中学老师了，他的耐性好，教我作业从不嫌烦，我知道他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好老师。后来云哥果然考上师范大学英文系，如愿以偿。
第三部分（异乡）Danny Boy（11）
云哥上了师大后，很少回家，跟我也疏远了。而我自己当上白衣天使，恋爱结婚，日夜值班，过着幸福美满又忙碌得分秒必争的日子，也就把云哥暂时忽略在一旁。等到我自己安定下来，重新开始去关心他，云哥已在C中教书多年。有时我去他学校的单身宿舍去找他，总发觉他房间墙上又多了一个镜框，是教育部新颁发给他的优良教师奖状，挂满一排。下面一排是他跟学生们一起合照的毕业照，从一九七一年开始，一年复一年排下来，那些学生永远那么年轻，而云哥却已是渐近中年的资深教师了。三年前最后一次我去看云哥，他请我到学校附近的小馆去吃水饺，吃完天色尚早，我们漫步到植物园里，在荷花池边的靠椅上坐了片刻。那是个秋天的傍晚，荷花已经开过，只剩下荷叶一缕残香。云哥跟我谈了一些教书的苦经：学生愈来愈不好教，不肯用功，外务太多，难管理。“老师不好当啊。”云哥摇着头苦笑了一下，便沉默下来。夕阳的晚照落在云哥身上，我突然发觉他的发鬓竟起了斑白，他不过四十，额上眼角都浮起了皱纹，脸上一抹早衰的憔悴，比他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而他眉宇间少年时就带有的一股挥之不去的落寞似乎更加深沉了。我感觉得到云哥的心事很重，他非常的不快乐。没有多久，云哥突然失踪，不告而别。
“香提之家”的义工大伟把云哥这间公寓阁楼收拾得很整齐，一点也看不出大劫过后的凌乱。云哥床上的被单垫褥都收走了，只剩下一架空床。房间浴室已经消过毒，有股强烈的消毒药水气，我将窗户打开，让外面的新鲜空气吹进来，驱走一些药味。在医院里，那些传染病的隔离病房，病人一断气抬走，清洁人员马上进去做清毒措施。前个月有一位AIDS病人死在我们医院里，那是我们医院头一宗病例，医院如临大敌，去病房消毒的清洁人员戴上面罩穿扎得如同太空人般。大概消毒水用得特别多，一股呛鼻的药水气久久不散，走近那间病房远远便可闻到。
云哥实在高估我了，虽然我在医院工作已有十年，经常出入生死场，然而面临生死大关，我始终未能真正做到坦然以对。开始的时候，我曾在癌症病房服务过，目睹一些末期病人垂死挣扎的极端痛苦，不禁魂动神摇，回到家中，一颗颤慄的心久久未能安伏。常常晚上，我一个人悄悄走到巷口的华山堂去做晚祷，跪在教堂里默默向上帝哭诉人间的悲惨，告解我内心的无助与彷徨。然而职业的要求与时间的研磨却把我训练成一个硬起心肠肩挑病痛的资优护理人员，我终于怅然了悟到，作为白衣天使，对于那些濒临死亡的末期病人，最后的责任，就是护送他们安然踏上那条不归路。“香提之家”的义工大伟告诉我，云哥走得很安详，他的神志一直是清醒的。大伟说云哥是他照顾的病人中，走得最干净的一个。我的确相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云哥不再感到孤独与寂寞，窗外的阳光斜照在云哥的空床上，我在床边跪了下来，倚着床沿开始祈祷，为云哥、为他的Danny Boy，还有那些千千万万被这场瘟疫夺去生命的亡魂念诵一遍“圣母经”。
第三部分（念想）蓦然回首（1）
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台北远景出版社集结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回会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给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历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手指甲里乌乌黑净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色变，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给我抓进房子讲“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旋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哎、哎！”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还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失，心中只有干着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栋小房子里，我顿感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期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摈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登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顾盼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第三部分（念想）蓦然回首（2）
病愈后，重回到人世间，完全不能适应。如同囚禁多年的鸟，一旦出笼，惊慌失措，竟感到有翅难飞。小学中学的生涯，对我来说，是一片紧张。我变得不合群，然而又因生性好强，不肯落人后，便拼命用功读书，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然而除了学校，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至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斯人记》，徐的《风萧萧》，不忍释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地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
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李雅韵老师。雅韵老师生长北平，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抑扬顿挫。雅韵老师替我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雅韵老师文采甚丰，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在北平大学时代，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掩护我方同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在我心目中，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精神。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励我写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到野风杂志，居然登了出来，师生皆大欢喜。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她那句话，对我影响至深，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从那时起，我便梦想以后要当“作家”。中学毕业，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出国后，也有信件往来，一九六九年我寄一封耶诞卡去，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心脏病发，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韵老师身经抗日，邦灾国难，体验深刻，难怪她偏好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念来余哀未尽，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第三部分（念想）蓦然回首（3）
高中毕业，本来我保送台大，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水利灌溉计划，Y。V。A。如果筑成可媲美美国的T。V。A。，中国中部农田水利一举而成，造福亿万生民。我那时雄心万丈。我要去长江三峡替中国建一个Y。V。A。。一面建设国家，一面游名川大山，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小时游过长江，山川雄伟，印象极深。当时台大没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读了一年水利工程，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亦无才能，Y。V。A。大概轮不到我去建设。同学们做物理实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我却带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个人的志趣，是勉强不来的，我的“作家梦”却愈来愈强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仑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转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等等，但是都是顺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文学。事先我没有跟父母商量，先斩后奏。我的“作家梦”恐怕那时候父母很难了解。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本来我想考中文系。雅韵老师极力劝阻，她说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国文系，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我对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湾学校的风气，男孩子以理工为上，法商次之，文史则属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课很好，是系里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数高，我对数理的领悟力，并不算强。我解说了半天，父亲看见大势已定，并不坚持，只搬出了古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含糊应道：“人各有志。”母亲笑叹道：“随他吧，‘行行出状元’。”她心里倒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回台北家中来了。
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发下来厚厚一叠，我翻了半天，一句评语也没找到，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后来一想不对，三篇总会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梦”惊醒了一半，心却没有死，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业。一两次后，才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