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图记-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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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随中负责刑名之事的值堂阅读。如《宝鉴洗冤录》所记勘察案发现场和验尸、验伤等方法，对于知县、刑名师爷和值堂，都是非常有用的。官场教科书的作者多是久历官场、经验丰富的官场老手。汪龙庄当过知县，做过十四个官的幕友，官场阅历极为丰富。雍正时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曾做过十多年知县，他以这些年的经验写出了《州县事宜》。乾隆中叶写过多部幕学专著的王荫庭被人称为“法家老手”。
下面着重介绍一下官员、幕友、长随所用的教科书。
一、官员用书
官员用书中大量的是州县官的教科书。比较有名的有《州县事宜》、《福惠全书》、《学治臆说》和《学治续说》、刚毅的《牧令须知》、程际盛的《州县须知》、明善的《折狱便览》、佚名的《钱谷大要》等。这些书的内容大致包括到任诸件事宜、官箴、处理刑名钱谷事之法、用人之法、堂规、防止官场弊害的注意事项等。如《州县须知》谈到刑名钱谷之法，包括“弭盗要法”、“听断则要”、“验伤一切要端利弊”、“催科诀要”、“借粜仓谷利弊”等具体内容。《钱谷大要》谈到新官上任接交盘点的内容：1。头接到日，先取本县赋役全书（要刻印本的）；2。到任日，受交盘清册，逐项磨对；3。查起解地丁正额、协饷、兵饷等项；4。查上司俸薪；5。查存库实在银两；6。查账中透放、冒支等等。又谈到要防止官场中七种弊害，即“保歇之害、分征之害、委官之害、坐差之害、买比之害、签拿之害、书吏之害”。关于书吏之害，《州县事宜》“防胥吏”一节所谈尤为详细，具体生动地描绘出书吏驭官作弊的情况：“（县官）赴任之初，迎接跟随，皆是窥探之计；即任之日，左右前后，无非伺察之人；家人亲友，择官之所亲近者而先致殷勤；举止动静，就官之所好者而巧为迎合。官而爱财，彼则诱以巧取之方，而于中染指；官而任性，彼则激以动怒之语，而自作威福；官而无才，彼则从旁献策，而明操其权柄；官而多疑，彼则因事浸润，而暗用其机谋；官喜偏听，彼则密讦人之阴私，以倾陷其所仇，而快其私忿；官好慈祥，彼则扬言人之冤苦，以周全其所托，而图其重贿；官恶受赃犯法，彼则先以守法奉公取官之信；官喜急公办事，彼则先以小忠小信结官之心；官如强干，彼则依官势以凌人；官如软弱，彼则卖官法以徇己；官如任用家人，彼则贿通家人以为内应；官如听信乡绅，彼则联结乡绅以为外援。”官员用书多是综合性的，即一书中包括上述各方面的内容。也有的书主要谈某一方面的内容，如《钱谷大要》主要谈怎样处理钱粮赋役等事。
除上述正式的官员用书以外，小说《红楼梦》、《官场现形记》还被作为钻营、倾轧的秘本。胡林翼曾说；“本朝官僚，全以《红楼梦》一书为秘本，故一入仕途，即钻营挤轧，无所不至。”《红楼梦》里写了不少封建家族中攀附植党、勾心斗角的事，大概因此而被清代官僚作为钻营倾轧的秘本。《官场现形记》被晚清官场中的钻营者视为“做官的法子”。清末民初人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记两江总督端方曾对某做了知县的名士戏言：“此后抛却笔墨生涯，沦落宦海，亦曾购备《官场现形记》学种种谋官之秘诀否？”又评道：“端语虽诙谐，然晚清官场之得力于是书，亦诚为不可掩之事实矣。”清末一篇《官场现形记》的序言说，长于钻营者皆曰：《官场现形记》是“吾辈之先导师”。可见此书在晚清官场上确实被一些人奉为钻营的教科书。
二、幕友用书
比较有名的有清代名幕邬先生（据说名思道）的《抚豫宣化录》，汪龙庄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和《病榻梦痕录》，万枫江的《幕学举要》，王荫庭的《办案要略》、《刑钱必览》和《钱谷备要》，佚名的《刑幕要略》等。邬先生是越中老幕友公认的祖师，他在田文镜幕府所撰的公文书牍，汇辑成《抚豫宣化录》，以田文镜的名义刊行，这部书被绍兴师爷视为枕中鸿宝。汪龙庄作幕除短时期作书启师爷外，大部分时间都是作刑名师爷，所以他撰写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主要是谈做刑名师爷的经验，因而主要是刑名师爷的教科书。《病榻梦痕录》是汪龙庄晚年卧病时口述的一部编年体回忆录，其中谈到一生作幕的许多情况，所以也是幕友很重视的一部书。
幕友用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作幕品德、怎样处理与官员主人的关系、作各种师爷的具体方法、怎样管束书吏等。如《佐治药言》谈“立心要正”：“谚云：‘官断十条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争者公私之别而已，……故立心不可不正。”谈与官员主人之间的宾主关系：“宾之与主非有势分之临也，合则留，吾固无负于人；不合则去，吾自无疚于己。”谈作刑名师爷必须明习律例：“幕客之用律，犹秀才之用四子书也。四子书解误，其害止于考列下等；律文解误，其害乃至延及生灵。”谈管束书吏之责：“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
为了阅读方便，有些比较重要的官员用书和幕友用书被编为丛书，一函在手，得以周览。清许乃普将《州县事宜》、《州县须知》、《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折狱便览》辑成《宦海指南五种》，咸丰年间刊行。清张翰伯将《幕学举要》、《佐治药言》（正、续）、《学治臆说》（及《续说》）、《办案要略》、《刑幕要略》辑成《入幕须知五种》，光绪年间刊行。
三、长随用书
长随多出身贫困，缺少文化，不容易写出论述本行业务的专书，因而长随用书极少见。今人谢兴尧收藏一本抄于道光年间的长随手册，名《偏途论》，又曰《仕途轨范》、《长随论》。书中备述长随“立品之要诀”、“文墨之要诀”、“仪注之要诀”、“差务之要诀”、“公务之要诀”，甚为周详。如“立品之要诀”包括“十要”、“十不可”。“十要”即：1。办事谨慎，切勿疏虞；2。银钱经手，来清去白；3。无欲则刚，遇事则谏；4。先公后私，不致人怨；5。上和下睦，礼别尊卑；6。处世为人，廉耻为重；7。人有苦难，量力提携；8。敬君子，远避小人；9。受恩深重，有始有终；10。食主忠禄，尽心报效。“十不可”即：1。不可倚官仗势，欺压小人；2。不可袖里藏刀，暗箭伤人；3。不可瞒心昧己，轻出重入；4。不可妒贤嫉能，听信谗言；5。不可行为轻狂，飞扬浮躁；6。不可行小人举动，被人唾骂；7。不可饮酒留恋，有关洁己；8。不可贪杯误事，性命相关；9。不可淫人妻女，奸人僮仆；10。不可与署中妇女嬉笑献言。近人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还征引过一本《长随须知》，注明其版本为嘉庆三年刻本。征引的是该书《官府在京出任论》一节，其中说到官员由京师出任外地时，长随要办发红谕、问风俗物产等项事务。
第五章 做官规矩第24节 做官的守则
官员是否恪守官箴，恪守的程度如何，是吏治与世风好坏乃至朝代兴衰的重要标志之一。
封建社会对于官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有不少规戒，即所谓官箴，亦即做官的守则。官员勤政清廉，就被称为“不辱官箴”；渎职贪残，则被称为“有玷官箴”。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不少督促官员恪守官箴的措施，包括皇帝亲自对官员训诫、建立监察制度、惩办违法乱纪官员、在地方衙署中设立戒石铭、在官员上任仪注中进行官箴警诫、在官吏教科书中辟有论述官箴的专章等。一般官员在表面上对于官箴也不敢轻视，做有违官箴的事时往往要顾忌三分。如许多官员都在自己的衙署中挂上有关官箴内容的楹联，其中不少都是官员自撰的，一些官员还在日记中用某些官箴自警自诫。但是，从总体来说，不守官箴的官员仍是大量的，违反官箴的事情也是普遍存在的。官员是否恪守官箴，恪守的程度如何，是吏治与世风好坏乃至朝代兴衰的重要标志之一。清代康乾盛世，恪守官箴的官员相对较多，到了晚清衰世，顾惜官箴者便越来越少。官箴的内容很多，这里着重谈谈三纲五常、戒石铭、为民父母、清慎勤等几种。
一、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更是做官的基本道德。清朝统治者不仅以此作为礼教之本，在整个社会中大加提倡，更将其作为最基本的官箴要求来约束官吏。《歧路灯》在写到做官之法时特别提到六个字：“三纲正，万方靖。”反映了清代官吏以三纲五常作为基本官箴的实况。清代官吏上任的仪注中也含有告诫官吏要恪守三纲五常的内容。官员到任进署后，先举行拜仪门、拜神、拜阙、拜印诸仪式，然后聆听敲梆子。头梆七下，意为“为君难为臣不易”；二梆五下，意为“仁义礼智信”，又为“恭宽信敏惠”；三梆三下，意为“谨慎勤”。三梆过后，官员升堂。敲梆子之仪，意在告诫新官要时刻牢记皇帝在上，做臣下的必须按照三纲五常的要求去做，必须忠于职守，勤政爱民。
二、戒石铭
清代州县衙门大堂的前面都立有一座碑，碑面北，上面写着十六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州县大老爷坐堂时一抬头，便见到这十六个字。这座碑称为戒石铭，又叫戒石箴，是皇帝用来戒饬官吏奉公守法，不得贪赃虐民的。一些衙署的楹联中还有取自戒石铭的立意或与之相通的内容。湖南督学署联云：“才要真爱，名要略爱，总之己要自爱；天不敢欺，人不可欺，实于心不忍欺。”又某衙署联云：“阳奉阴违，天有难遮之眼；民穷财尽，地无可剥之皮。”虽然官衙中有戒石铭赫然在目，但很多官员熟视无睹，根本不理这一套，照样贪赃残民，使戒石铭成为一纸具文。对此，有人在每句铭文下面各加了一句话，加以讽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转吃转肥”即越吃越肥，“来的便著”即遇民便虐。
戒石铭上的十六个字，源出五代时后蜀主孟昶颁行天下的一篇“令箴”，原文有二十四句九十六字。宋太宗择取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颁行天下。至南宋赵构又以黄庭坚所书这十六字“颁于州县刻石”，州县衙门奉谕将刻石立于公案之侧，称为“戒石”，遂相沿为制。至明代奉新制，立碑于头门内甬道之上，以便官员出入时经常看到。清代沿之。
三、为民父母
州县官应“为民父母”、爱民为民，这是清代州县官的重要官箴。州县官俗称父母官，人们对所认为的清官、好官，也多赞誉为“民之父母”、“爱民如子”。这种官为父母之说，既反映了州县官直接治民的特点，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州县官应该“为民父母”，即应像父母爱子那样爱民的官箴。《牧令须知》对州县官何以称“父母官”及怎样“为民父母”有较清楚的说明：“牧令（州县官）民称父母，何也？盖因其有教养之责，与民休戚相关，故称其父母。使其顾名思义，常存惠爱之心，为牧令者，当以目前之赤子，如膝下之儿孙。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恶丁役之虐我民，则管束不得不严；恶盗贼之劫我民，则缉捕不得不力；恶差徭之累我民，则支应不得不减；恶稼穑之苦我民，则催科不得不慎；恶荒歉之乏民食，则仓储不得不备；恶旱潦之害民田，则水利不得不行；恶词讼之妨民事，则审理不得不速……”在大量的衙署楹联中，也可看出关于“为民父母”官箴的一些观念，如认为官民关系如父母与儿孙的关系，父母应慈爱儿孙，父母官不易做，民不可欺，应该做真父母而不要挂羊头卖狗肉等。这些楹联，如江南许多州县署挂的：“眼前百姓即儿孙，莫言百姓可欺，当留下儿孙地步；堂上一官称父母，漫说一官易做，还尽些父母恩情。”贵溪县署联：“民不可欺，常愁自折儿孙福；官非易做，怕听人呼父母名。”遵义县署联：“到处皆称父母官，要对得自家父母，方可为人父母；此中易作子孙孽，须顾全百姓子孙，以能保我子孙。”无锡县署联：“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官官称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
清代官员中践行“为民父母”官箴者虽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