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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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生活在国外。”　　　　
　　　　到民国初年，在上海的日本侨民数量已经超过了10万，占上海外国侨民数量的三分之二。当时的上海对于日本人来说，是距离他们最近的也是最能接触到西洋文明的国际都市。　　　　
　　　　九一八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上海抵制日货，不给日本人做工形成浪潮，让上海的日本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经济蒙受损失的日本居留民多次召开侨民大会，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保护日本居留民成为日本军方最好的进攻借口。　　　　
　　　　当时上海的日侨参加日本居留民团、在乡军人会等各种组织，常常寻衅滋事。内山完造对此不以为然，他仿效着中国人，每到夏季便在街头给行人施送茶水。在《活中国的姿态》一书中，他写道：“不论在排斥日本如何激烈的时节，中国却没有一个不喝茶的人。排斥日本人也好，不用日货也罢，岂不都是因为我们日本人将中国人不想要或是可怕的东西给了他们的缘故吗？”　　　　
　　　　这是内山完造创作的第一本书，由鲁迅先生为其作序。1936年鲁迅去世时，内山为治丧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在1937年的7月，他又开始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金”。然而，到了8月的时候，他已经不得不离开上海了。　　　　
　　　　8月6日，日本政府下令撤退汉口的侨民。一时之间，大量的侨民涌集上海。由于轮船运载量有限，第一批老幼妇女400人率先离去。报纸报道称，当时很多去日本的轮船客位，都被日侨订空，已经预订到了8月15日，局势的紧迫由此可见一斑。　　　　
　　　　8月13日，日军6　000多人以租界为依托，突袭闸北，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猛轰上海市区。中国守军立即还击，这已经是上海居民五年内经历的第二次战争。　　　　
　　　　8月14日，上海因台风刚过而大雨倾盆，风速达每秒22米，天气情况十分恶劣。早晨7点，在上海阴云密布的天空中，出现了5架“可塞”轰炸机，这是最早出现在上海上空的中国战机。他们从杭州的笕桥机场起飞，执行轰炸公大纱厂、日军军械库的任务，年轻的中国空军成为正式开战的揭幕者。　　　　
　　　　稍后，远在华北前线的空军第四大队长途飞行至杭州，还没来得及加油，就在队长高志航的带领下迎战已迫近杭州笕桥机场的日军战斗机，以一机未损、击落敌机多架的战绩，击退了日本空军。一时之间，首战告捷的空军们成了振奋人心的民族英雄。　　　　
　　　　世界各大报纸和通讯社，都详细报道了此次战况。8月14日，一篇外电生动地描摹了当时的场景：“中国空军出现在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奋勇轰炸……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　　　　　
　　　　在这次空战中也出现了弹落闹市的惨剧，日军的炮弹在南京路外滩爆炸，死伤1　694人；中国空军的炸弹误落大世界，伤亡2　021人。比起“一·二八”的战事，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残酷得多。　　　　
　　　　中国航空公司的一名美籍驾驶员目睹了当时的情形，他在后来的报告中描述了街上的惨况：　　　　
　　　　我第一次从人性的角度——不是从军事角度——看到了战争。一个女工沿着一条小街奔跑，脸上充满恐惧和忧伤，她怀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小孩的整个面孔已被炸掉……我希望我不要像现在这样老是记住当时的情景。　　　　
　　　　外滩是一堆废墟，几百人在呼号、奔跑，跌倒在蜂拥而来的人的脚下……　　　　
　　　　首度出战的中国空军，将木更津、鹿屋两个闻名于世的主力航空队装备最新式的轰炸机消灭过半，在日本引起震惊，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文章。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下：“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　为了纪念首次空战的胜利，在1939年，8月14日被定为“空军节”。参与筹建空军的宋美龄一生最爱佩戴的，就是一枚空军胸针，“我的空军”这句话常常挂在口上。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37年：卷入漩涡（6）

　　　　团员们与这一时期在延安的所有工作人员一样承受着物质生活的艰苦，口粮以小米为主，每人每天有7分钱用来解决油、盐、柴、酱、菜，偶尔的生活改善成为丁玲津津乐道的记忆：“记得吃了一次大米饭，大家都念了几天，说没有菜也可以……如果小菜便宜的时候，到星期天，菜里或者可以看见一点肉片。而这点肉片是如何增加着团里快乐的空气啊！”　　　　　　
　　　　到团员们排练好节目出发的时候，都没能领到棉衣，几头小骡子驮着简单的道具，靠着抗战的热情向山西进发。一路上，每经村庄就停下来演出。团员们采取了为大众所喜欢的形式，像大鼓《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劝夫从军》，还有快板《大家起来救中国》、《卢沟桥》，最受欢迎的是由秧歌舞改编的《打倒日本舞升平》，经常被用作正式表演前的宣传。沿途村县的百姓纷纷赶来观看，服务团在山西的大县城临汾演出时，竟聚集了5　000多名观众，队员们必须要大声吼叫，才能让远处的人也听到。在山西逗留的6个月中，服务团走过16个市县及60多个村庄，行程辗转3　000多里。　　　　
　　　　与此同时，在长沙的另一位女性谢冰莹，带领着她发起组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正规部队来到了嘉定的外冈。这里已经是淞沪会战的前线。　　　　
　　　　这位1926年第一批进入中央军校的女兵，早年参加过北伐战争，以亲身经历书写的《从军日记》受到读者和文坛的注目。她带领着“身着灰色军服，打裹腿”的团员协助军医处救护伤员。在《女兵自传》中，她记录了这一时期战事的惨烈：“由前线抬下来的伤兵一天比一天多，他们躺满了每间房子，甚至连阶沿上、天井边都挤满了……有时轻伤兵的腿子上，躺着重伤兵的头。我们去换药裹伤时，要小心从他们的身上一个一个地跨过去。”　　　　　　
　　　　她们和伤兵都只能在天不亮的时候吃饭，到了晚上才可能吃到第二顿。因为生火做饭非常危险，会招来敌人飞机的轰炸。在《良友》画报第132期上登载了战时军粮的情况，那在后方烙制好的一张张大饼，称之为“标准光饼”。　　　　
　　　　这一时期上海报纸的广告版面充斥着各种募捐启事，就像当时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有力的出力，有财的出财。”捐赠活动进入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10月4日，上海大亨杜月笙自己花钱在各报纸上做广告，说他当晚要在电台演说。　　　　
　　　　这个当年水果行的学徒，如今已经成为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名人。杜月笙出身于上海青帮，早年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靠做烟赌生意而势力日增，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到1937年，他所组织的恒社已经吸纳了上海党、政、新闻、电影等多方面的人士。　　　　
　　　　杜月笙10月4日的演说是为了劝募棉背心，支援前方：“从九一八到现在，这七年间，备受敌人的压迫，我们常常卧薪尝胆地刻苦自励，同时期待着世界的公论……我们绝不能依赖人家帮忙，救国完全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杜月笙自担任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以来，利用自己上上下下的影响力，使得上海一地认购了救国公债7　500万元，占全部发行量的六分之一；还以个人名义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捐献1　000套荷兰进口防毒面具，并捐给中央军价值万余元的装甲汽车。　　　　
　　　　普通民众也在踊跃地支持抗战，献金运动中有年仅7岁的小女孩捐出的三枚银元，里弄妇女收集碎布为前方的战士做军鞋。　　　　
　　　　此时租界里各种物资的供应也基本正常。在10月4日的《大公报》上，上海市民食调节委员会宣布米粮每担增加4角，但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海关征收转口税”，同时期的报纸上还宣布“柴炭到货多日，菜价恢复常态”、“存煤足够维持三到四月”。普通市民并没有意识到战争会旷日持久地持续下去。　　　　
　　　　在淞沪战场上，日本的第五次援军已经到达，来自云南、广西的中国援军经过长途跋涉也来到了上海战场。当时在没有铁路线的地区，军队的行进速度都是靠官兵与牲口的腿脚速度来决定的。　　　　
　　　　来自广西的士兵们一律戴捷克制钢盔，携带着由广西兵工厂自制的武器，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是在家种地的农民。在广西，大部分年龄在18至45岁的青壮年农民都有过集中接受军事训练的经历，这期间还读书识字，很多人都知道“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受训之后，在农闲时节还轮流参加短期的补训。　　　　　
　　　　早在30年代初，广西就在李宗仁、白崇禧的主持下开展“寓兵于农”的民团建设，既杜绝了匪患，又加强了军队的后备力量，同时提高了民众素质，一时广西成为全国称道的“模范省”。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曾在1935年的夏天游历了两广，在他的《南游杂忆》中，记录了对广西的印象：“一进广西省境，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学校的学生、教职员、校长、文武官吏、兵士、民团，都穿灰布的制服……”一路上，胡适常看到民团少年“拿着枪杆，站在山上守卫”；在学校里，“不但学生要受军训，校长教职员也要受军训”，广西全省弥漫着“武化的精神”。　　　　
　　　　抗战爆发后，广西向全省征兵。“一经号召，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不满一月，便编成四个军，共四十个团。”　　　　　
　　　　张发奎将军参与了淞沪战役，他是当年北伐军中著名的铁军军长。他后来回忆道：“那时，最高统帅部坚决地企图确保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便尽量挹注兵力与淞沪方面，京沪、沪杭两铁路的军车日夜不间断地奔驰，把一师一师的部队送来，加入填补火线，其情况好像1916年法军为挽救凡尔登要塞的危急，从巴黎运送增援部队的状况相似。”　　　　
　　　　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沪战场，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几乎连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日军的炮火来自地面、空中和海上，守卫阵地的官兵常常整连整营地被敌人的炮火毁灭。“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见过战阵的谢冰莹仍然被看到的场景惊呆了，某师“刚接火两天，就到了七百多伤兵，天井里，阶檐下，过道……什么地方都躺满了”。军医处无法为大量伤员及时救助或康复保障，四五个医生共用一把手术剪刀。谢冰莹记述了自己的无奈：“伤兵躺了三百多在等待我们医治，连医官、看护兵、我们在这里工作的团员，一共不到二十人……一见伤兵抬来，大家都想到不要让他们等久了才好。可事实上他们是不能不等的。”她已经顾不上正常的消毒程序，连手上的血也来不及冲洗，就接着医治下一个。她感叹道：“战士的血是多么宝贵的，它染在我的手上，我好像亲自上过火线受了伤似的感到荣幸，感到愉快。”　　　　
　　　　11月12日，上海失陷。谢冰莹随部队撤往苏州，大军撤退是在慌乱中进行的，一路上，看到的是更凄惨的景象：“公路上塞满了成千成万的退下来的队伍，有许多伤兵，就那样躺在公路上等敌机来轰炸，因为他们已经找不到医院，找不到自己的军医处了。”　　　　
　　　　谢冰莹自己也被撤退的洪流席卷到了汉口。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37年：卷入漩涡（7）

　　　　此时的武汉吸引着大批从上海、平津等沦陷区逃亡出来的人。11月，作家老舍拿着50块钱，只身离家来到了武汉。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老舍一家正在青岛。此时他的一部重要长篇《骆驼祥子》已经完成，这是老舍准备放弃教书，“做职业写家的第一炮”。然而战争的突然爆发，中断了老舍的写作计划。他携家人从青岛前往济南，开始了流亡生活。此时的济南受着战争的威胁，很多人已经陆续南迁。老舍后来有《八方风雨》在1946年的《新民报》连载：“这是最凄凉的日子。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们几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