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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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投降，让美国将所有复仇的怒火转向日本。当时，美国国内充满了各种反对日本的宣传画，有的借一个日本卡通士兵表现出美国工人的各种恶习；而从这张宣传画可以看见，强壮的山姆大叔正挽起袖子说：“日本……你是下一个！”
6月，日本岛已经完全被美军海军围困，全国250万间房屋遭到了B…29轰炸机的“天火”式轰炸。
整个日本大地上，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无家可归的人们在倒塌破损的城市瓦砾间寻找食物。7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一条无奈的措施，鼓励人们收集橡子，这是当时日本唯一还算充足的食物。
随着日本每况愈下，在日华工的日子变得更加艰苦起来，饥饿已经使他们几乎无法生存。日本花冈矿山的中国劳工刘智渠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过了元旦，仅仅是吃的馒头就起了很大的变化。馒头中间先掺杂一些苹果粉的东西。不久，苹果粉没有了，又掺杂了豆饼和树皮。有时候也不知道掺进来的叫什么东西，放在嘴里，好像是沙子一样。又苦又臭，吞也吞不下去。”
两年多前，日本政府为弥补国内劳动力的的不足，决定在中国强征劳工。刘智渠所在的花冈矿山先后从中国强掳劳工979人。
中国劳工到达日本后，每天都要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夏季每天5时半起床，冬季6时起床，晚上7时，才能回到被称为“中山寮”的简陋居所。
所有中国劳工的服装都是破烂不堪的，他们只得到一件上衣，不仅劳动时穿，睡觉时也得穿着。到了冬天，由于寒冷，劳工们不得不用装面粉的纸袋子掖在裤子里裹着身体，把胶布和布片用绳子和藤条绑在破烂的鞋上。很多人手脚被冻伤，回到寮内一受热就疼得嗷嗷叫。
1945年新年后，由于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近三分之二的人因病倒丧失了劳动能力，被运到了只能收容10人的看护室。但这里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甚至连汤都不能满足。刘智渠回忆说：“如其所说是等待康复的病室，不如说是‘去火葬场的接待室’更为实际。”
7月6日晚上，日本花冈矿山的二十几名中国劳工无法忍受日本人的苛刻待遇，手持铁锨，闯入了日本监工的寝室，当场打死四名日本监工。日本宪兵、警察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被动员到镇压行动之中，参加暴动的华工无一幸免，全部被抓回。他们被押到大馆市共乐馆广场，两个两个绑在一起，在炎热的太阳下曝晒，三天三夜不给饮食，很多人还被严刑拷打。
经过多方考证表明，在花冈暴动中，被虐杀的中国劳工当在100人以上。而前往日本的38 935名华工中，出于各种原因死亡的高达6 830人。
7月的重庆，人们正忍受着持续摄氏30多度以上的高温。为保持卫生，政府贴出布告，所有人力车和马车必须重新油漆。警察当局决定，开始实行一个市政计划，在所有公共空地上开辟花园，市内不准堆积垃圾。
但事实上，重庆的卫生情况很差。城市的下水道也经常堵塞，因为重庆周边的农村没有能力处理城市居民的排泄物。相比战前，重庆的人口增加了5倍，农民对肥料的需要量却只增加了三分之一。不得已，重庆每天都有500吨排泄物竟注入长江——而这正是人们饮水的来源。
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则记录了当时一场奇怪的“灭虱运动”：对监狱里的肮脏环境，警察规定，每个囚犯每天要交出20只虱子，否则就要打手掌。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囚犯们私下发起了一场“养虱运动”。于是，每个囚犯每天都能顺利交出20只虱子。犯人们不会再被打手掌了，然而，监狱里虱子比以前更多了。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5年：胜利与返乡（3）
恶劣的环境下，重庆爆发霍乱。市内一所设备最好的中学也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染上肺病。在一所大学里，百分之四十三的教职员患上肺病。但在白修德看来，重庆仅有这些一般病症流行已是万幸，这个城市能够生存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
这一年，从新疆逃回重庆的演员赵丹在执著地寻找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6年前，刚演完《中华儿女》的赵丹把刚出生的女儿留在上海，自己携妻儿一起去新疆。这个一心想给西部民众带去戏剧艺术的影星，没料到自己会被多疑的新疆督办盛世才逮捕。1943年，在友人的帮助下，妻子叶露茜被释放，并乘运输机回到重庆。她后来得到消息说，赵丹遇害了。
在重庆，孤独的叶露茜带着女儿无依无靠。悲痛之中她遇到剧作家桂苍凌。后来两人相爱结婚，去昆明定居。
最后，一个好心人告诉赵丹真实情况。赵丹前往昆明见到叶露茜，他不得不面对和爱人离婚的事实。赵丹后来这样给女儿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一见你妈咪，就恨不得一下拥抱她，日夜思念的爱人啊！可你妈却这么冷静。我一看她已怀身孕，马上意识到她已是别人的妻子了。我心如刀割，五脏六腑被撕裂了一样。我忍不住双膝跪下，哭诉恳求她：“把肚中孩子打掉，跟我回去吧……”可你妈咪绝望地回答我：“一个家庭已被破坏了，我不能再破坏第二个家庭。”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像赵丹这样的婚姻悲剧十分普遍。自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外省人口大量流入重庆地区，打破了原有的婚姻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多夫妻根本无法见面，特殊的“重庆之家”应运而生。这一类婚姻大多都是在原有婚姻关系并未解除的情况下，就建立起来的，一些有钱人甚至有十几个“太太”。
更多的婚姻则由于生活的艰辛变得脆弱不堪。从《大公报》对从1939年到1945年刊登的离婚启事统计看，在抗战最艰难的1943、1944两年，重庆的离婚率达到了顶峰，无数家庭在硝烟与生活的重压下支离破碎。
波茨坦，柏林哈韦尔河畔的一座古城。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尽快结束战争。
面对《波茨坦公告》，日本《朝日新闻》表示这“并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能加强我国政府不屈不挠地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
8月6日，美军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3天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15万日本人在原子弹的蘑菇云中丧生。
8月15日中午，一个近似哀鸣的声音从广播中传出。全日本的活动都停止了，人们聚集起来收听“停战诏书”，这是日本天皇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民众讲话。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之臣民。朕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安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曩者，帝国所以对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庶几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
至若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纵有陆、海将士之奋战，百官有司之奋勉，一亿众庶之奉公，各自恪尽最大努力，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新使用残虐炸弹，频杀无辜，残害所及，实难逆料。
若仍继续交战，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亦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亿兆之赤子，谢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之所以卒至饬帝国政府联合公告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共为东亚解放合作之各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之意。念及帝国臣民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族，五内为裂。而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轸念也。唯今后帝国将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耐其难耐，忍其难忍，以为万世开太平之基。
朕于兹得以护持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等臣民共在。若夫为感情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失误前途，失信于世界，朕最戒之。宜念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期发扬国体之精华，勿后于世界之潮流。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昭和20年８月14日
广播之后，不时有手枪声在东京响起，一些陆军和海军军官纷纷自杀。日本还从来没有被外国征服过，如今没有在诏书中使用“投降”字眼的天皇已经不得不向盟军屈服，静候处置。他的皇位将被保留，但他的权力将被剥夺。至于他的文武官员，就只好生死由命了。
这一天凌晨，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剖腹自杀。晚上7点，海军上将宇恒缠带领“神风特工队”11架飞机对冲绳发动最后的自杀攻击。晚间深夜，“神风特工队”创始人日本第一海军航空兵司令大西泷次郎剖腹自杀。
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恰好是在晚上，美国记者白修德记录了整个城市在得知胜利前后的情景：“此时的重庆像往常一样，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日常生活。城区内，母亲已经把小孩安置在床上；嘉陵江边，许多青年人正在散步纳凉。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了胜利的消息。马上，这个消息从一部电话传到另一部电话，从一个朋友传给另一个朋友。突然，整个城市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爆竹声。起初，爆竹声还是分散地、零星地响着，但还不到一个小时，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座巨响和狂欢的火山。”
在上海，国际饭店顶楼升起上海最高的一面国旗，数千人仰头致敬。人们自发地上街游行，欢呼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胜利。
胜利也使青年音乐家陈歌辛一扫心中的不悦。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陈歌辛积极创作抗日歌曲，其中《度过这冷的冬天》和《不准敌人通过》在新四军中十分流行。正因如此，他曾被伪政府误认为共产党员而关押70多天。
胜利后不久，陈歌辛迅速写就《恭喜恭喜》一歌表达内心的狂喜。这首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后来也成为华人世界每年春节的贺岁曲牌。
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欢呼声从各处发出，人们互相拥抱，互相抬起来抛掷，有的人还把破棉袄里的棉花沾上火油当火炬，拿着到处跑。一个卖瓜果的小贩欢喜得跳起来，把篮子里的桃、梨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
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乘坐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专机从武汉飞往芷江，洽谈投降事宜。而8年前七七事变，作为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的今井武夫时就在现场。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5年：胜利与返乡（4）
上午11时15分，今井武夫一行的飞机在3架中美战斗机的监视下到达芷江，今井的飞机还被迫在机场作低空飞行，向战胜者致意。在回忆录中，今井武夫这样描写自己乘坐的飞机：“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寒酸。”
下午3时20分，在现场上千双眼睛的注视下，今井武夫静听中方以高声朗读近千字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备忘录》里一个接一个的“投降”字眼猛烈冲击着日本代表的神经，很快，今井武夫头上冒出了汗珠，身旁的副官也双唇紧 闭，如坐针毡。今井武夫后来这样描述作为投降使者的心境：“战败的我们，犹如被一堵黑暗的墙壁隔断了前途，绝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尽的。”
在芷江受降6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率先离开芷江，飞往南京，开始准备即将在南京举行的正式受降典礼。在《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当飞机到达南京上空，俯瞰南京全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飞机场上三五破旧日机，停于凄凄蔓草之中，备觉荒凉。总理陵墓，别矣八年，不知尚完好否……”
8月27日下午2时，在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7架美军飞机缓缓降落。中国陆军司令部南京“陆总”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带领159人从芷江飞抵南京，准备即将举行的受降典礼。
此时，南京街道上依然是冈村宁次的日本士兵在巡逻。在这个日本侵华大本营，人们不敢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行政上的混乱使得整个城市一片狼藉。
到达3天后，冷欣向重庆报告了南京情况：“近日寇投降，各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