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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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白修德撰写的文章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两个月后，发自西安的赈粮专列开始运向河南。
2月4日，延安电影团制作的记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延安总政大礼堂首映，影片纪录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奋斗历程，描绘了经过生产与战斗后的南泥湾新貌和三五九旅在秋收之后紧张练兵习武的情景。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100里，原是一片不毛之地。1940年，留守延安的三五九旅开始在这里大规模开荒生产。
在南泥湾，竞赛是促进开荒生产的有效方法。挑战，成为光荣的字眼，在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之间展开。竞赛中，一些人牺牲休息时间去开荒，甚至在晚上偷着干。最初的时候，一个人一天只能开四五分地，开展劳动竞赛后，开荒记录日日上升。最早的劳动英雄李黑旦一天开荒2亩半，但是英雄里面有英雄，记录被不断翻番，最后有人一天就开荒6亩3分5。
南泥湾很快改变了模样，大片大片的荒地被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养起了牛羊。两年多后，三五九旅已经开垦荒地27万多亩。1940年三五九旅的自给率是56％，1943年达到93％，一年后不仅自给，而且可以积余一年。
由于肉食、油类的增加，战士们的粮食用量减少了。初到陕北，吃饭少盐，更说不上肉了，所以那时候每人每天吃到两斤小麦面，有的单位还提意见说两斤不够吃。后来肉类和油量增多，每人每月按规定可吃3斤大秤的肉，当时的计量单位是每斤24两。
昔日的荒山野岭，变得像江南一样富饶美丽。著名的作曲家马可是当年鲁艺的教员，贺敬之是鲁艺的学员，他们曾在南泥湾烧过木炭，亲身体验过开荒的辛苦，尤其是晚上，“睡觉睡不好，蚊子到处咬，伸手抓一把，不知有多少”。后来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写下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南泥湾》。
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是用土法上马的办法制作的。受制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延安艰苦的生活条件，电影制作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整部影片几乎是完全靠手工制作出来的。
时任延安电影团摄像师的徐肖冰，后来在《带翅膀的摄像机》中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在制作片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完全是在没有近代水电设备的条件下搞起来的。水要一挑一挑从山下延河里挑上山来。我们用16毫米的放映机作拷贝机。洗片是一段一段地洗，每次20张。然后接起来。黑房里有人洗，外面有人看表，设备虽然差，但质量还是达到一定水平的，并且使用了滑入滑出的手法。”
作为中国解放区第一部自己制作完成的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放映后受到极高的评价。1943年2月5日，《解放日报》撰文称这部影片是“纪录片中不可多得之佳作”，还特别登载了这部影片的预放日程，便于让大家都能看到：
2月3日：在文抗作家俱乐部上映。
2月5日：在总政军民联欢会上放映。
2月6日：在八路军大礼堂招待劳动英雄。
2月7日：招待留守部队直属单位。
2月8日至2月12日：在中央管理局招待直属单位。
2月13日：在杨家岭大礼堂放映。
3月，重庆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新的《兵役法》，继续明确实行征兵制，称：“中华民国男子依本法皆有服兵役的光荣义务。”之后，尤以“川军”最为踊跃。自战事开始以来，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重庆《新华日报》在1943年11月21日第三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一年前，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已经开始为重开缅甸战役做准备。在位于加尔各答以西300多公里的比哈尔邦兰契市郊，他设立了总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的兰姆伽训练中心。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3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3）
训练中，中国官兵们惊奇地发现，作为一名年近60岁的中将军官，史迪威也经常出现在训练场上。他身材瘦削，精神矍铄，常穿开领短上衣和短裤，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宽檐战斗帽，在操练的士兵中间走来走去。时而，他还伏在卧倒的中国士兵身边，帮他们校正瞄准点，或给他们做示范。史迪威对中国官兵取得的训练成绩感到非常高兴。他在1942年10月写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谈道：“我们给中国军队开办的训练学校十分气派。学生们学得很快。他们吃得很好，医疗上得到关心，教学也有实效，他们还拿到了军饷，可以看电影，进行田径锻炼，等等。你知道，中国军队从未受到过如此的待遇，他们会是好样的。”
当时，国内战士们的待遇日渐低落，与物价高涨形成反比例，他们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隆冬腊月都是裹着一袭单衣。上将的月收入甚至不如一个普通工人，若以生活指数计算，只抵得战前文书上士的收入。军人的待遇不仅偏低，而且还时常拖欠，而军饷到部队往往又被一些贪婪的军官克扣。伙食的恶化带来士兵体质的恶化和衰弱。当年，国内空运了1 800名新兵去兰姆伽接受训练，其中有68％的士兵因体格不合格而被淘汰。士兵体质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随国民党第十四师作为先遣部队也征调到了兰姆伽。不过，对于训练营中的生活，他在《黄河青山》中有着自己的看法：“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出在训练营中，我们多么感激享有物质上的福利。这话既对也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士兵会脱逃，他们都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军官不可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着红肿，泪眼婆娑；脚上的坏疽永远也好不了……对我们来说，食物就不甚精彩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生涯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过营养不等于美味，饮食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续三个月吃白饭配腌牛肉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可笑，衬衫上没有扣环，腰带无从安放。靴子和袜子永远大上很多号。”
但对于部队中的中国士兵来说，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比他们来这里之前还是好了很多，他们中很多人在当兵之前是地道的农民，兰姆伽系统的训练课程与物资供给让他们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过了不久，兰姆伽的中国部队就已经是另一个面貌，从军装、皮靴、钢盔、背囊，到步枪、冲锋枪、机枪、火炮和车辆，全都换上了美式装备。长期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平均体重增加了近20斤，整个部队士气高昂。1943年底，中国驻印军的进攻在缅甸于邦打响，拉开了反攻缅甸的序幕。
这一年，作家周立波在延安鲁艺教书已经快4年了。他是一个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作家。
毛泽东曾说，延安的文化人主要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一部分是来自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的山顶上的人，另一部分是从上海等大都市来到边区的亭子间的人。在30年代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男主角所住的地方就是亭子间。
1930年的上海，周立波常常怀揣一把防身用的小刀子，悄悄走出校门，来到上海繁华的街区，参加地下党组织的“飞行集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此后，周立波参加左联，并且翻译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
七七事变后，周立波担任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翻译，深入到八路军根据地。经过炮火硝烟的磨炼，上海亭子间的文人周立波简直变了一个人。在给朋友周扬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打算正式参加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了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无所顾虑，也无所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我爱这种生活，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
1939年，延安鲁艺文学系的学生见到了这位传说中带着刀子去参加“飞行集会”的作家。他身材瘦高，身穿一件破旧的深色呢大衣，戴一副断了一条腿、用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近视眼镜。
在延安，周立波先后创作小说《牛》和《麻雀》。小说《牛》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描述了“我”眼中陕北农民张启南的生活，其中还细致地描写了张启南对母牛和小牛的精心照料。在小说的结尾，当人们在乡政府的窑洞里“谈说着天时、鲁艺、共产党的福气、统一战线的掌柜和北欧艺术里面的不穿裤子的婆姨”，张启南一个人悄悄去看自己没有吃奶的小牛。夜深的时候，张启南告诉“我”，小牛吃奶了。“我”吹灯睡觉后，“想起了牛、微笑和革命政权的意义”，心田里浮荡着“亲切的温暖的东西”。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周立波的创作思想发生了改变。4月，他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后悔与前瞻》，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一番清理和“反省”。他觉得自己所写的《牛》和《麻雀》一类的小说，题材不够重大，与现实结合不够紧密，“不是太琐碎”，就是太陈旧，没有好好地反映他所热爱的陕甘宁边区。他还断言，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里的真正的英雄，会光彩夺目地走进我们的书里”。
不久，周立波离开鲁艺，参加以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为首的南下支队。5年后，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问世。这部以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的作品，相当完整地反映了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的过程。周立波塑造了他早就期待出现在他书里的真正英雄——以赵玉林为代表的革命的新农民形象。
这一年，长江西陵峡峡口的石牌要塞成为中国军队在长江上的最后防线。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后，日军侵入长江，从上海溯江而上。中国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七道防线。1943年，日军已经突破六条防线。
4月下旬，东起湖南滨湖，西至石牌要塞，10万日军向鄂西的第六战区发起进攻。6月10日，日军在中国守军进攻下从鄂西后撤，日军损失1万余人，中国军队阵亡官兵25 400多人。在石牌要塞，就有1万多中国军人阵亡。
在日本国内，由于越来越多的资源被调去支援军队作战，每个人都面临着填饱肚子的问题。在食品进口量下降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大米的供应不足，政府就把米和小麦及大麦掺杂在一起。为了使口粮达到规定的重量，甚至连土豆都被加了进去。家庭主妇们不断试验着新的烹调方法，以把这些大米的混合物变得可口一些，但并不是所有试验都能成功。有一种叫作“nukapan”的东西，它是用小麦粉和米糠做成，就使很多人感到反胃。有一位失望的妇女写道：“它看起来就好像吃的蛋糕，但尝起来是苦的，闻起来就像马粪，你一吃就会哭。”
1943年夏，史学家陈寅恪从桂林前往成都，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一路上他饱受疾病摧残，途经贵阳、重庆，到达时已是岁末。从桂林到成都，一家人竟然走了半年多。到了天府之国，陈寅恪发现自己还是摆脱不了生活窘境。
当时，全国经济状况急转直下，货币贬值与物价飞涨在恶性循环。在四川成都地区，40年代初的两年半中，职工平均工资增长2－4倍，而一般物价却上涨10倍，大米上涨35倍，一般每月伙食费用由4元提高到100元。从国外留学回到西南联大任教的华罗庚回忆：“回到昆明以后，吃不饱，饿不死。那个时候，有句话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跟了一条街。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回头说：‘我是教授！’那个要饭的就跑掉了。因为连他们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3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4）
陈寅恪的一首诗这样写道：“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双俸指的是在1942年底，教育部核选西南联大资深教授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