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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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说，当她和一位朋友在欣赏南美的探戈舞的时候，两个宪兵闯进了家，“他们大喊：‘你们这些卖国贼，现在国家情况这么危急，你们竟然还在听敌人的音乐。’然后，砸坏了大部分唱片。”
11月的最后一天，日本正式承认了它一手扶植的汪伪政权，并与汪精卫的伪中央政府签订了一个《日华基本关系条约》。
就在这一天，《申报》以“气候转冬，冬赈紧张”为题，报道说：“隆冬已届，严寒迫人，且米价高涨，街头冻饿而毙之贫民，据普善山庄报告，日近百起。而奄奄待毙者，尚不知其数。”
这则报道的旁边是一则占了半个版面的“利华奥”牌巧克力广告。广告词说：“万千人士一致赞美，因取食便利，增加精力而著名。”
在上海，《大独裁者》与美国同步上演。在战火纷飞的中国，上海看上去似乎有着与时代不相称的繁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魏特琳经过上海时，在日记写道：“上海大商店和影剧院里挤满了衣着华贵的中国人，他们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国难当头。”人们把上海的生活称为“迟迟上班签签到，摆摆龙门说说笑”。
在这里，人们依然对各种小道消息和花边新闻津津乐道。报纸上是作家郁达夫离婚的消息，无论是发表《毁家诗记》自曝婚变以及妻子“红杏出墙”的内幕的文人，还是他绯闻不断的妻子王映霞都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与此同时，另一对才子佳人也在上海签订离婚协议。戴望舒的妻子穆丽娟提出离婚，得知消息后，戴望舒便给穆丽娟发出“绝命书”。
1940年的上海，诸如此类的新闻让人们应接不暇。但是在一派繁荣的掩盖之下，血雨腥风已在暗然涌动，共产党、国民党、汪伪各方面势力云集上海，展开殊死搏斗。
汪精卫公布了通缉上海界内从事抗日活动的当政新闻界人士83人，所谓“83人黑名单”。这张黑名单几乎将当时挂洋商旗号的报馆的主要负责人都包括在内，对其进行恐吓甚至暗杀。8月17日，《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顾执中遭恐吓。两天后，《大美晚报》国际版编辑程振章被暗杀。不久后，该报经理张似旭也被暗杀。
年底，美国罗斯福总统宣布将向中国提供5 000万美元，以稳定中国币制。两天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提供给中国1亿美元贷款的议案。英国随后也贷给蒋介石政府1 000万英镑，并宣布重开滇缅路。
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有了稍微的改观，但国内的整体形势仍旧不容乐观。12月22日，日本海军宣布扩大对华海岸封锁，自粤省大连澳起，迄北海止，严禁一切船只出入。
1940年的最后一天，《申报》发表社评《别矣，1940》。社评写道：“时间的计程，到今日又成一年，纷扰而凄凉的除夕，结束了艰涩而残酷的1940年。”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3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1）
1943年：
1943年2月5日，农历癸未年春节。在大后方，春节已逐渐变为少数人欢庆的节日，重庆《大公报》的文章写道：“百金一匣的烟、几十元一只的橘子都被那些所谓的高等华人搬销一空……甚至春宴一席非千金而不办。”1941年底，重庆人因为美国的参战而欢欣鼓舞，相信胜利已经不再遥远。仅仅过了一年多，即到了1943年，人们的情绪却一落千丈。
战时的重庆，物资匮乏，人们住的是竹竿支撑的简陋草棚茅屋，吃的是被人戏称为“八宝饭”的掺杂沙子、稗子的霉米；卫生状况更糟，死人不计其数。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也不见缓和的迹象。马路上乞丐成群，还不时发现有冻死的。时任《新民报》负责人的赵超构写了一篇《冷气与人情》，描绘了他当时的心情：“冬天所以还有人冻死，那并非冷气之过，是因为人情的冷酷，比冷气更冷。假如我们人间是充满着人道与同情的温暖空气的，大家都能发挥点同胞爱，我们尽可以保证路无冻死骨。”
在上海，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一家报纸说：“沪西金家巷粥厂腊月二十八开始施粥，该区贫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能喝这一大碗厚粥过年，该区贫民领受之余，咸喜形于色。”
这年年初，一直跃跃欲试的伪国民政府终于得到日本授意，发表宣战布告，正式对英美宣战。汪精卫在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为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歌功颂德：“我们知道中国在一百年以来，经过许多次的战争。内战不用讲了，外战呢，总是枝枝节节的。唯有这一回的战争，才正是为‘独立自主’而战争的战争。”
日本之所以把对英美作战称为大东亚战争，是以从英美手中解救东亚国家的救世主自居，宣称战争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国家获得独立自主，以形成大东亚联盟，建设亚洲新秩序。汪精卫也以此作为自己建立伪政权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日本的真正目的是成为亚洲霸主。
日本政府还表示从8月1日起，交还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此证明自己的诚意。实际上，在日本人的授意下，管理两个租界的伪警察分局，都不得不加设一名由日本人出任的副局长，全权负责区内各项事宜。这样一来，租界的管理权还是在日本人手里。伪政权发布命令，宣布上海公共租界改称第一区，法租界改称第八区，任命陈公博为第一、第八区公署署长，兼第一、第三警察局局长。此时，陈公博除担任汪伪立法院院长等职位之外，还是伪上海特别市的市长，由此可见汪伪政权所设立的官阶格局的畸形和官员的人浮于事。
十几天前，中美、中英分别签约，废除其领事裁判权等在华特权，这意味着治外法权在中国的结束。但英国拒绝了中国政府归还九龙、新界租借地的要求。
在延安，春节期间，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人山人海，各界军民两万多人聚会，庆祝中美、中英订立新约，废除近代以来对华不平等条约。鲁艺教师王大化、一年级学生李波演出的秧歌《兄妹开荒》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也在黄土飞扬的大风中，坐在长板凳上观看。李波回忆说：“毛主席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但他并不在意，也不避一下风。这时毛主席身边的一个人往他嘴上捂了个大白口罩，毛主席马上用手扒拉开，只是兴奋地张着嘴哈哈大笑。”
这一年，画家王式廓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边区的劳动英雄，此时，他开始酝酿创作木刻《改造二流子》。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不务正业，不事生产的各种人的统称。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生产动员会上，朱德提出，在生产中，不允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
在延安，有110人被划定为二流子，门上和身上被挂上徽章标志，只有在真正参加生产之后才允许摘取。对女二流子，规定她们受家人束缚，如不改，则丈夫打骂，政府不管，离婚也不准。
在奖励劳动英雄的大会上，同时斗争二流子，二流子被一个个拉到台前，群众报以哄堂大笑。对于愿意改过的二流子，由政府安排，分配或者租借一定的土地、种子和农具，扶助监督他们参加生产劳动。
一年后的统计表明，陕甘宁边区共成功改造二流子6 400多人。
这时，山东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日军持续不断的扫荡让根据地遭受巨大的损失。时任山东分局领导的罗荣桓把这一时期称作“拂晓前的黑暗”。
在根据地，人们的主食多是煎饼。它是用高粱面或糁子面糊糊在平底锅上摊成的，人吃多了容易便秘。为了便于下咽，在山区烙煎饼时，常在面糊糊中掺一些山梨或柿子。蔬菜很罕见，人们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当时师部有一些南方人不会卷煎饼，就双手拿着煎饼吃，样子颇像读报。于是开饭吃煎饼时，一些干事便开玩笑说：“读报了，读报了。”罗荣桓患有严重的痔疮，但也每天“读报”不已。
针对日伪军于1942年底发动的冬季大“扫荡”，罗荣桓部署二旅运用翻边战术发动了焱城战役。翻边战术是罗荣桓提出来的，意思就是：“敌打到我这里来，我就打到敌那里去。”1月19日，采用连续爆破把日伪军在焱城修筑的炮楼炸毁，攻克日伪军的重镇，随后又打下焱城周围18处据点。日军设置在附近仓库中的物资都成为八路军的战利品。日军不禁惊呼：“在山东，再也没有保险的地方了。”
5月份，罗荣桓因长期过度劳累而病倒，不得不中断工作，辗转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盱眙黄花塘治病。
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寄来一篇6 000字的通讯，向大后方首次披露河南灾民的惨状。一天后，主编王芸生发表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在社论中提道：当重庆的阔人们竞相斗侈、花天酒地的时候，河南“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经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就在社论发表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业3天，以示对其发表河南灾荒的惩戒。《大公报》资深记者曹世瑛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当时，《大公报》的发行数是每天6万份，战时后方只有手工制造、供应紧张的土报纸。停刊3天，节省18万张纸，全体职工还捞到3天休息。平日难得进城，这时正可去买点年货。重庆市民听说《大公报》因发表社评被罚，都想看看这篇文章，到处去买报纸。恐怕下次买不到，赶快到营业部去订阅，结果销路大涨。重庆的同业见到《大公报》的人都说恭喜发财。”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3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2）
不久，美国记者白修德和福尔曼进入河南。在《风暴遍中国》一书中，白修德向人们描述了河南的灾荒。
河南是一个富饶的省份。在抗战以前，全省维持着大约3 000万人的生活，人们辛勤耕种着肥沃的黄色土地。这里十分拥挤，人口众多，主要粮食作物是冬小麦。农民们在深秋季节播种，第二年的5月中旬收获。其他作物还有谷子和玉米，在小麦收获之后立即播种，等到秋天就可以收获了。1940年和1941年，河南的粮食收成不好，青黄不接时已经出现了饥饿现象。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
白修德在文章中描述说：“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在河南，白修德还在居住的地方见到一群农民：“一天晚上，我们住在一支军队的司令部里，一群中年男人来拜访我们，他们说他们代表本地区的农民拟定了一上呈书和一份报告，请求我们带到重庆去，每个文件都给了我们两份。报告书中说：全县15万人中，已经有11万人完全断炊了。每天约有700人在路上长眠不起。另有约700人处于垂死状态。自从灾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粮为1万磅米糠麦麸。我们同这群人中领头的进行了交谈。他有土地吗？有20亩。他收获了多少粮食？每亩15磅。税收是多少呢？每亩13磅。”
在离去的最后一个晚上，郑州的政府官员宴请了白修德一行，白修德保存的菜单是这样的：“莲子羹，胡椒辣味鸡，栗子炖牛肉，炸春卷，热馒头，米饭，豆腐，鱼，等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张撒满了白糖的馅饼。”
很快，白修德撰写的文章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