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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一个时代的侧影-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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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北,八路军前线也出现了极其不利的局面,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的“囚笼政策”全面展开。“囚笼政策”使八路军活动困难,物资匮乏,形势顿显紧张。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自传中写道:    
    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部队给养供应困难。日军又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形势日益严重。在敌人的严逼下,甚至有动摇投敌者,从1940年3月前后到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    
    8月20日,被称为百团大战的正太路破袭之战打响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后来回忆道:“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指挥所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40年:窒息时分(6)

    正太线作战20天,使正太路全线陷于瘫痪。在历时3个半月的战斗中,八路军毙伤日伪军4。4万余人。摄影家徐肖冰拍摄的彭德怀在前线的照片,作为百团大战的象征留在了史册。    
    1940年,比利时、丹麦、法国,欧洲版图上的国家在炮火声中一个个地消失。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希特勒给德国人编织了战无不胜的神话,希特勒认为,英国也理应唾手可得。然而英国的强硬态度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代替张伯伦出任首相的丘吉尔发表演讲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赋予我们的所有力量,在陆地、海洋和天空,向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黑暗罪恶势力战斗!”     
    不列颠空战随即打响,世界媒体用“伦敦在燃烧”描述这座英国首都的恐怖景象。    
    在伦敦这座古老的城市中那些被轰炸的残垣断壁中,有一个人扛着摄像机,步履匆匆,他就是英国导演詹宁思。詹宁思在真实的场景中拍摄了电影《伦敦可以坚持》,影片通过一个美国记者的回忆,描述在德国轰炸的那个夜晚,伦敦市民所表现出来的镇定与幽默。    
    10月,《良友》画报以“重庆-伦敦”为题,发表了两个首都的图片特辑。这是两个“同遭厄难,共负时艰”的英雄城市。    
    有着传奇经历的林迈可也从中国西部省份来到重庆,担任英国使馆新闻参赞。他与这个城市一起见证了这个悲惨时刻。    
    在占领宜昌后,日军迅即修建轰炸重庆的前沿机场。7月底,日本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抵达宜昌基地。    
    上一年,零式战斗机在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首次试飞。零式战斗机具有优异的垂直机动能力,与零式战斗机缠斗,很难从背后将其咬住,甚至遭到零式战斗机的反转被其咬住。设计师大胆采用含微量铬锰的超硬铝合金,对飞机主桁梁进行革新。其抗拉强度好,耐疲劳强度更好,而且机体重量极轻,空重(21型)仅1 570千克。零式战斗机很快成为战斗的主力,1940年是日本有历史记载的纪年2600年,因此被称为“零式”战斗机。    
    零式战斗机迅速取得了在重庆的绝对制空权,日本航空部队开始对重庆肆无忌惮地攻击。    
    目睹轰炸的林迈可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初日本人只是使用高级炸药,并且只造成了有限的损害,可是英国使馆的建筑还是被直接命中了。后来他们改用燃烧弹,以致几乎整个山城重庆都变成了废墟。”    
    日本的飞机在重庆准确地进攻他们的预定目标,当时唯一幸免的是美国大使馆。林迈可回忆说:“当时日本人仍然不想惹恼美国,他们遵守着把南麓的美国使馆周围宣布为安全地带的声明,只是在环绕这一地带的边缘有几次误炸,这就使得美国使馆有可能处在几乎完全安全的状况下。”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林迈可还描述了重庆人躲避轰炸的情形:    
    虽然中国在反击轰炸机方面几乎没有办法,但是重庆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警报系统。第一次警报在轰炸前一个多小时发出,相当于日本轰炸机离开他们的基地时,第二次警报表明这些轰炸机已向重庆飞来,大约还有15分钟的航程,这时每个人都应该进入防空洞,所以每个人都来到防空洞的入口,在那儿读书或者玩桥牌,直到被派作观察员的人看到飞机已经临近,才进入防空洞。    
    这一年,《大公报》将防空洞扩大,印刷机干脆搬到洞里,在防空洞内出版报纸。《大公报》的社长王芸生说:“本报同人,几枝秃笔,一张烂纸,颠沛流离,从事言论工作,以绵薄之力贡献于抗战。”    
    从抗战开始以后,王芸生一家始终是跟着《大公报》颠沛流离,从天津到上海,从汉口到重庆。1938年秋,武汉大撤退,《大公报》也从汉口撤往重庆。王芸生率《大公报》汉口版全馆人员到达重庆。    
    接连不断的轰炸使《大公报》不得不迁到重庆市郊的李子坝。李子坝面临嘉陵江,背对浮土关,山石坚固。在山腰上开辟了两个防空洞,一个安排印报机,一个专供职工防空。新建的报馆一层是排字房,二层是办公室,三层是宿舍,只要遇到空袭,排字房就把版排好,送到防空洞打版上机,就能出报了。    
    《大公报》资深老报人贺善徽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描述说:    
    《大公报》的防空洞就筑在报社附近,从山坡走到防空洞要爬几十级台阶,洞修得很好,敌机在山顶投弹轰炸轰隆轰隆地响,洞内却安然无恙。王芸生曾经风趣地说:“各人守住自己的洞,警报一响,我们就进洞。”敌人的空袭一般在白天,我们在洞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到下午解除警报,回到办公室,各机关、团体就此下班,报馆的编辑人员只能上夜班,却正是一天的开始。重庆是有名的火炉子,夏天骄阳似火,晚间的温度也并不低,办公室的玻璃板都热得发烫,有因电线被炸断而经常停电,每个编辑面前都有一盏油灯,仿佛伴着一个小火炉,挥汗工作。    
    连续的轰炸使重庆人逐渐习惯了防空洞的生活,甚至有人把茶馆开进了抗战时期的防空洞、人防工事的进出口。在这样的茶馆里,夏天空谷来风,凉爽宜人,入冬洞居自暖,方桌靠椅,金碗瓷杯,品味毛尖香茗,再听听评书,看看偕剧,也算是重庆淳朴遗风里面一道风景。小贩一边躲警报,一边做生意。从这些商贩卖的火柴和香烟的品牌、商标上面,你也能看到抗战色彩。狮球牌火柴,在醒狮和地球之间,隐藏着民族振兴的寓意,重庆火柴厂生产的建国牌火柴,重庆蜀益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胜利牌香烟,无不包含了山城人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重庆的街头开始流传一首民谣:“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就在零式战斗机嚣张的呼啸声中,在战火硝烟弥漫的重庆街头,宋氏三姐妹的同时出现引起人们的兴趣。当时的论述无奇不有,几乎每个新闻来源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渲染。香港流传着“浪子回头”的传闻——宋庆龄由于幻想破灭而终于回到自己的亲属怀抱,一个任性的姐妹最后承认蒋介石及其政府。    
    宋蔼龄笑容可掬,但是她的丈夫此时却并不轻松。一位叫徐柏园的官员对孔祥熙的评价是:“他胖顿顿的,脸庞松弛,下巴垂着一嘟噜肉,是漫画家一见就乐的对象。”1939年,孔祥熙正式在汉口就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如何缓解财政困难成了他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当时孔祥熙能够想到的快速敛财的方法就是增加税收和大量发行法币。在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的孔祥熙当然明白,这是饮鸩止渴的方法,但是此时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受苦的自然是百姓。在大后方,1把扫帚收1元税,1个簸箕收5角。在四川,竟到了1只鸡、1个蛋、1根葱都要收税的地步。    
    重庆《新华日报》在头版《米价在飞涨》一文中说道:“6月间,本报社论痛陈米价飞涨的问题时,米价已经涨到旧斗10元一斗,如今仅隔二月余,而米价已升到32元一旧斗。负责米价的当局,天天在高涨着的米价后面追,一步步将平价提高,虽然这样做,也无法赶得上,到如今暗盘米价已经超过平价米价两倍左右了,更成问题的是,不仅米价狂涨不已,而且国家行都所在的重庆,有许多时候市面上竟然有钱买不到米。”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40年:窒息时分(7)

    法币贬值让军队军费看起来绰绰有余,但是它换不来更多的粮食。孔祥熙又搬出征收实物的收税方式,这种方法从明朝“一条鞭法”以后就被废除。征收实物税使当时每亩平均产粮4石的四川,平均每亩赋税就收走2石4斗。    
    这一年,设在重庆郊区山洞的陆军大学邀请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先生给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马寅初先生对百余名戎装的将官,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点名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不久之后,马寅初被逮捕入狱。    
    10月,在隔着太平洋与中国遥遥相对的美国,卓别林拍摄的电影《大独裁者》上演。片中的卓别林以希特勒为原型,惟妙惟肖地扮演了一个推行反犹太主义和侵略扩张政策的独裁者形象。影片成为1940年最卖座的影片,这是卓别林第一次以有声对白电影谴责法西斯。    
    在太平洋西岸,日本攻占越南,直接威胁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一直游离于战争之外的美国也意识到,不能再置身事外了。    
    美国著名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诗歌:“啊,制造吧,装备吧,送去吧。这样我们才能和英法一起活下去,否则我们将孤军奋战。”    
    就在此时,日本加入轴心国,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公约,德、意、日在希特勒官邸举行了联盟签字仪式,“罗马—柏林—东京轴心”就此形成。    
    连续10年的侵华战争,已经使日本这个国土面积不到4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精疲力竭。    
    战争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埋葬日本人生活中最简单的快乐。这一年,东京著名的日比谷公园不再向游人们开放;日本本土国家开始征收金银和铂金,戒指和项链的制造被限制;生活必需品由配给制变为了凭票制;在各个街道上,竖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奢侈就是敌人”;10月31日,日本关闭了所有舞厅,舞厅的灯火被熄灭;假想真实战争爆发的防空演习在日本全面展开。    
    “邻组”这一老制度也被重新启用,失去丈夫的女人们只能在漫长战争岁月中结合成许多的互助小组。在收音机中,每天都能传出互助小组的歌声。邻组的目的是“塑造人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通过邻组传达了7条日常生活的准则:“早起;对你所拥有的东西要心存感激;与政权机构合作;对公共事业进行报答;做事准时;厉行节俭;加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约束力。”    
    邻组有几乎没完没了的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任务:征收赋税、分发口粮、组织防空和消防演习。    
    邻组还担负着一个不光彩的使命,这就是帮助“消灭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这个使命意味着协助警察根除战时日本所有的异议,由于有了邻组那些不得已的告密者的协助,日本警察系统的镇压力量达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程度。    
    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宪兵变得十分猖狂。军事警察在火车上搜查旅客的行李,他们拘留和考问任何被发现在读英语书籍的人,只要一个最轻易的借口,都可以没收和检查他们的日记。一位叫松本千鹤子的妇女回忆说,当她和一位朋友在欣赏南美的探戈舞的时候,两个宪兵闯进了家,“他们大喊:‘你们这些卖国贼,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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