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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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有加热的管子，避免天冷时冻上，每天可以出到3　000多加仑。　　　　
　　　　玉门距离重庆2　584公里，是海拔2　400米的河谷地带。开采进行很艰难，孙越崎回忆说：“第一次用机器采油，油被地心压力压到天空上去，我们没有办法。到后来，我们用四川来的重晶石，在到四百尺深时加下去，才压着了油的喷出。”　　　　　
　　　　当时，玉门油田除了金沙、碱滩、骆驼刺与马兰草，没有养活人的东西。生活必需品的运输，产品的向外运输，都成了问题。甚至还有盛油的设备，油矿是最希望买家能够开着自己的汽车再带上装油的桶来的。尽管创业之始困难重重，但是当年油矿即生产出汽油20万加仑。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40年：窒息时分（4）

　　　　国产的汽油走遍全国，矿区内售价是每加仑只要48元，各机关自运的还要打折扣。运到重庆，就卖到了每加仑412元。整个抗战期间，川、甘、陕、新及宁夏、青海部分区域，所用油都依赖这里供应。　　　　
　　　　在伦敦，以作风强硬著称的前海军大臣丘吉尔，5月13日这天第一次作为首相出席了下院的会议。新政府以381票对0票赢得了举国一致的支持。　　　　
　　　　英国人此时面临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德国人在欧洲大陆的进军势如破竹，就连英国的盟友，一直被视为欧洲最强大的法国陆军也败下阵来。　　　　
　　　　5月21日，英法联军约40个师被包围在法、比边境的敦刻尔克地区。　　　　
　　　　敦刻尔克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堡，自公元9世纪以来一直是法国北部重要港口。但两个星期以来，该地区一直遭到德军猛烈轰炸。唯一还可以供船只停泊的只有一条不足1　200米长的东堤，而且还是由木桩木板搭起来的，非常简易，宽度最多只有4米。　　　　
　　　　联军三面受敌，一面临海，处境非常危急。唯一的生路就是从海上撤往英国。　　　　
　　　　英国海军部开始在沿海和泰晤士河沿岸征用船只，甚至通过广播呼吁所有拥有船只的人前往敦刻尔克。驳船、拖船、货船、客轮、渔船、汽艇乃至私人游艇，都纷纷出海，驶往敦刻尔克。　　　　
　　　　5月28日，入夜后，海滩上似乎有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在夜空中飞舞——那是成千上万等待撤退的士兵在抽烟，烟头一明一暗的闪光所形成蔚为壮观的场面！　　　　　
　　　　英国海军用了9昼夜时间，将33万士兵撤回了英国。尽管失去了大量的装备和军需物资，但盟军保留了继续坚持战争的最珍贵的有生力量。　　　　
　　　　到达四川黔江后，聂华苓三人在那儿转车可直驶重庆。她们却发现，一辆车也没有了。只好在黔江客栈住下。聂华苓在《三生三世》中记述说：“没有车！车子全被政府征去运军火了。日军发动鄂西战争，宜昌已失守，巴东危急，湖北与四川之间的长江水路已经断了。”　　　　　　　　　　　　　　　　　　　　　　　　　　　　　　　　　　　　　　　　
　　　　宜昌，位于长江三峡东部，素有“川鄂咽喉”之称，是进入川东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又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通过这一狭窄水路，溯江而西上480多公里，即可直抵重庆。　　　　
　　　　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日军计划发动枣宜会战，将五战区主力部队歼灭于宜昌附近。自5月1日起，15万日军沿襄河东岸，迅速向北推进。　　　　
　　　　5月7日拂晓，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率2　000余人从宜城窑湾渡口渡过宽阔浩荡的襄河，奔赴河东战场，截击日军。他照例在战斗前夕给自己指挥的五十九军官兵写下一封信：“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张自忠出生于山东临清，1916年参军进入冯玉祥十六混成旅。　　　　
　　　　卢沟桥事变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指示张自忠留下来当北平代市长，想看看还有没有谈判的余地。当时传言四起，说张自忠逼走了军长宋哲元，卖国求荣，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张自忠悲愤至极，立誓以死报国来取直于天下。　　　　
　　　　1938年3月，他参加台儿庄战役，重创日寇坂垣师团；　　　　
　　　　1938年5月，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率部同第四十军一起，歼日军精锐4　000余人；　　　　
　　　　1938年10月，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1939年5月，他率部一举收复枣阳地区，史称“鄂北大捷”。　　　　
　　　　5月16日下午，天空下着沥沥细雨。日军在机枪的掩护下冲上山冈，张自忠全身数处中弹。在给战区司令部留下的最后报告中，他表示：“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自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张自忠为第一人。　　　　
　　　　几天后，张自忠的灵车抵达宜昌，在此换船，溯江而上重庆。当时的一位官员王陆一记录下十万群众自发送殡的场面：“万火荧荧，衔哀野祭，山头路角，终夜闻悲叹声”；“几多老母夜起手制面食，曰：我为张将军做北方饭也”；“其时警报呜呜，敌机已凌空，而送者无一人退祭，无一人去也”……　　　　
　　　　这是日本报道日军攻入宜昌的一段新闻：　　　　
　　　　6月6日，我精锐部队，开始发起冲击。11日下午5时，攻入宜昌。我军英勇善战，重庆已暴露在我们的攻击范围之内，9月15日，开始对重庆袭击。　　　　
　　　　张自忠牺牲一个月后，正在防空洞中躲避日军空袭的蒋介石得到消息，日军攻陷宜昌。宜昌失守，重庆门户大开。大后方民众感受到了危险的迫近，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消沉和迷茫。　　　　
　　　　在西方报纸杂志的报道中，滇缅公路上最著名的“二十四拐”是滇缅公路的标志和二战中国的象征。　　　　
　　　　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最后直通印度的滇缅公路是中国从国外输入战略物资的一条最重要通道。　　　　
　　　　这一年，南洋华侨王亚六已经在滇缅公路上奔波半年多了。和王亚六一样来自在滇缅路上为国民政府运送抗战物资的还有3　000多人，人们习惯地称他们为南洋机工。　　　　
　　　　一年前，王亚六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作为新加坡巴士公司的司机，月薪50新加坡币，相当于国内的100块银圆。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表《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　　　　
　　　　王亚六不顾年事已高的父母的反对，毅然离家报名应召滇缅公路机工。他后来回忆说：“每个人，每个青年人都动心了。我们在国外，好像很没有地位，都有一种爱国心，你钱赚再多也没用，人家也看不见，所以陈嘉庚一号召，我们大家就报名回来。”　　　　
　　　　王亚六出发回国时的情景，多年后也历历在目：学生们手捧募捐箱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募集资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标语贴在醒目的地方；码头上送行的人挥动着手绢；船上回国参加抗战的青年与亲人告别，《告别南洋》的歌曲在空中回荡……　　　　
　　　　当时在昆明到处可以看到王亚六一样的卡车司机，他们特有的标志使得人们在1公里以外就能认识他们。他们穿着在缅甸仰光买的羊皮夹克和在大理买的黄色卡其布裤子，裤子上有一个巨大的口袋。几乎每一个司机右手中指上都戴着镶有他们名字的象牙戒指。　　　　
　　　　云南多山，路难走是出了名的。王亚六所属的第十四汽车大队，几乎都是由南侨机工组成的，过去这些大都在城市里开车的华侨司机，现在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在崎岖的山区公路上开车。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40年：窒息时分（5）

　　　　高耸的云贵高原横卧在公路前面，滇缅公路翻过高黎贡山和大王山，跨过怒江、澜沧江、漾濞江，其间三分之一的路段是贴着悬崖建造。西南气候潮湿，蚊虫猖獗，瘴疟流行，许多人得了恶性疟疾，十人九不治，当地流传着“要下瘴疟坝，先把老婆嫁”的民谣。在疟疾肆虐的夏季，王亚六身边几乎每天都有工友刚死去，新的考验马上又来。　　　　
　　　　这一年，在欧洲和亚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都处于极度困难之中。　　　　
　　　　6月12日，德国军队进入法国首都巴黎。10天后，法国宣布投降。　　　　
　　　　6月27日，日军宣布封锁香港，香港总督奉命疏散妇孺，香港与内地水陆交通均告断绝。　　　　
　　　　7月15日，日军封锁宁波、温州港口。此时，中国沿海的所有港口都已经落到日本人的手中。　　　　
　　　　7月18日下午，自顾不暇的英国按照与日本签订的《英日协定》的要求，开始封闭滇缅公路缅甸段通道。　　　　
　　　　对中国来说，从海外输入物资的国际通道全部失去了。　　　　
　　　　9月，日军占领了前法国人的殖民地越南。有了越南作为前方基地，滇缅公路全线都在日本人飞机的射击范围内，在开阔地段，公路上奔驰的汽车成了轰炸的明确目标。为了减少损失，滇缅公路上每8到10公里，就为驾驶员在路边修一个掩蔽处。　　　　
　　　　当时的《南洋商报》这样报道南洋机工：“在西南的山国里，在高黎贡山与澜沧江之间的高原上，开始出现无数英勇的华侨机工，驾着满载军火的汽车奔驰……在他们的眼底里，永远是无尽的山，是无边的树林，是无尽的路。这些山、树林、路，已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熟悉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分站、每一条水、每一个高峰，哪里有塌方，什么地方路窄，什么地方路宽，他们都明白，因为这是他们的家乡。”　　　　
　　　　滇缅公路不仅有着非凡的创造力，而且它还蕴藏着无与伦比的活力。在这种活力的背后，是大后方的经济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巨大商机。　　　　　
　　　　当时，昆明和滇缅公路沿线几乎一夜间冒出了无数家运输公司，这些公司大量购置汽车投入到繁忙的运输业务中。他们从缅甸大量进口棉纱、布品、汽车零配件和所有能买到的消费品运回国内，利润十分丰厚，是战时商人少有的黄金时代。那时滇缅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昼夜不停地抢运物资。　　　　
　　　　从当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许多长途客车车顶上坐着许多旅客，一些卡车上面也有二三十人坐在货物上。昆明人管这叫“拉黄鱼”。司机们跑运输只能得到很少的报酬，所以他们必须这样才能应付昆明飞涨的物价。当时在昆明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马达一响，黄金万两。轮胎一滚，钞票一捆。喇叭一叫，黄鱼乱跳。”　　　　
　　　　据统计，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至少有一半是从滇缅公路运进来的；其余部分主要由大后方的兵工厂生产，而这些兵工厂生产所需的原料几乎都依赖这条公路进口。　　　　
　　　　这一年，英国人林迈可已在中国三年了。1937年，他受聘燕京大学担任经济学导师。　　　　
　　　　从1938年开始，林迈可不断利用假期的时间，越过日军的封锁，进入晋察冀八路军根据地。为了欢迎这位国际友人的到来，晋察冀军根据地边区政府还为林迈可一行人准备了一顿“西餐”——煎鸡蛋和烤馒头，林迈可称这是“陌生的早餐”。　　　　
　　　　在这里，林迈可看到封锁给根据地带来的巨大困难，士兵在简陋的医院里做手术，工厂用原始的方式造纸。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中，他说道：　　　　
　　　　八路军物资的供应除了从敌人那里夺取外，还通过当地很小的、很原始的兵工厂来补充，这些兵工厂表现出了极大的创作才能，手榴弹是由制造烟花的手工业作坊生产出来的。　　　　
　　　　八路军对有些东西，像电话和无线电用的干电池，他们依靠那些有爱国主义思想或牟取暴利的商人从日军占领的城市走私。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能制造某些型号的湿电池，但这也是相当困难的。　　　　
　　　　八路军的武器也极其简陋，林迈可曾这样描述自己眼中的八路军：“我曾看到，有人使用的步枪是19世纪90年代制造的，弹药几乎完全靠从日本人手里夺取。一位军分区司令员告诉我，战士们要尽量节省弹药的消耗，只有当战士们身边有特别的神枪手时，才允许这些神枪手在100码以外射击。”　　　　
　　　　在抗战的第四个年头，中国的抗日战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张自忠战死，滇缅公路封闭，日本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并不，一时间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　　　　
　　　　在华北，八路军前线也出现了极其不利的局面，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的“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