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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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为了配合文章内容，在这张报纸的同一版面刊登着一幅“肾力素”的广告，一个男人举着双臂微笑着向人夸耀自己。
125公里长的吴淞江源自太湖，流经上海的一段被人们叫作苏州河。此时，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仍由英美看管，苏州河以北则成为日本人的占领区。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的地方有一座外白渡桥，它恰好连接着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
当时上海人有句很形象的话，称那些做汉奸的人叫“过河下水”，就是从苏州河那边过来，投到日本人怀抱里面去了。
“过河下水”的不仅仅是那些走过苏州河的汉奸。一些对前途失去信心的国民党军队在汪精卫集团的收买、拉拢下，也加入了汪伪政权，汪伪政权的军队一度达到60多万人。在当时汪伪政府拍摄的新闻片《跃进之和平军》中，讲述了伪军配合日军进攻新四军的情景。
经过数年战斗，新四军已由1938年底的2。5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5万余人。
秋天的一个晚上，17岁的任以奇跟三个同学一起悄悄离开家坐船到了苏北。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任溶溶。65年后，任溶溶这样描述那晚的情形：“当时还有日本人的岗哨，碉堡周围用铁丝网围着，还吊满了香烟罐，其实没有几个日本人，检查也是装装样子。”第二天他们就顺利地就住进了新四军的招待所，这里四处刷着标语：“当兵要当新四军。”领到的军服都没有衣领和衣兜盖，样子很是滑稽，后来才知道是战士们用槐树花把土布染成黄色，自己做的。
在部队中，一个中学生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不打仗的时候，任溶溶就教战士们唱歌，编辑《战士报》。
汪伪政权很快就开始了苛严的清乡，策动清乡的汪伪政权日本军事顾问认为，以前的多次扫荡，不仅没有扑灭游击战争，反而使得抗日的力量有所发展。这一次清乡，要以“政治肃清”为中心，建立保甲制度。日汪军队立起一道道竹篱笆、铁丝网，以形成封锁线，在水陆交通的要道，还设立了大大小小的检问所。
汪伪军队用清查户口，严格身份证明，建立十户一甲、十甲一保的保甲制度的办法追查共产党员、干部和民兵。他们收买、利用叛徒，鼓励密告检举，不少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因而被捕。新四军一度陷入困境。提起当时的艰苦，霍继光还是很感慨：“困难的时候，豆饼（豆腐渣做的饼）、野菜、树皮、菜根都会当饭吃。”除了训练、政治学习，他们要自己种菜，也种小麦，日本人会来抢粮食，所以经常提前收割。“敌人会来抢粮，我们也会去抢他们的粮食，一次我们去攻打日本粮仓，日本鬼子200多人被我们消灭了，我们把裤子脱下来，当口袋把粮食背回去，也分一些给老百姓。生活就改善了一点。”
还有一种送法，“抓住敌人一个头头，就叫他们给我们送多少布，多少粮食、营养，多少医药，送多少子弹，多少钱。有的是国民党顽固派，有的是伪军，也有地主。”
除了清除新四军的“政治清乡”外，汪政府也很重视“经济清乡”，并将搜刮到的大量农产品和矿产等战略物资运往日本。
身在鱼米之乡的江南，却只能眼见着白花花的大米被一车车运走。老百姓都把清乡叫作“清箱子”。
此时在300公里外的上海，闪烁的霓虹灯下依旧是车水马龙。随着淞沪会战的隆隆炮声在记忆里渐渐逝去，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们依旧将这里视作天堂。虽然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许多日本兵行进，而商店和影剧院里依然挤满了衣着华贵的中国人，报纸上也登满了电影和戏剧的广告。
银幕上虽然一派繁荣，普通百姓的生活却没有这么美好。《申报》的商业新闻版面中，全部是涨价的消息。煤价涨势迅猛，上海很多熟水店都关门了。
熟水店，也就是专卖开水的店，因烧水处的炉膛口开在正前方，如一只张开大嘴的老虎，灶尾有一根高高竖起的烟囱管，就像老虎翘起的尾巴，因此上海人很形象地称之为老虎灶。上海有一句话叫“泡开水”，即指到老虎灶去买熟水。老虎灶一般在弄口或弄堂附近的小街上，从前因房价廉、煤价低，很便宜，一个大钱就可购买一勺沸滚的熟水。老虎灶曾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居民喝茶、用热水全靠老虎灶。直到今天，它仍是布兰德太太的童年记忆中难以磨灭的一部分。那时，她的名字叫格尔达。
一年前，小格尔达随家人从奥地利辗转来到上海，住在虹口区一幢红色的两层小楼内。和上海人比邻而居，朝夕相处。
从德国进攻波兰开始，在短短的一年间，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先后被纳粹德国占领。战火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同时燃起，火势向非洲大陆、大西洋、太平洋迅速蔓延。
纳粹在波兰等国家建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犹太人区，欧洲已经没有犹太人的容身之地，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东方的上海。1938年到1941年这三年间，共有约1。8万名欧洲犹太人相继抵达上海。
开埠很早的上海城市平民并不排外。虹口，一个并非天堂的地方成为了犹太人的庇护所。
在没有电的日子里，煮饭烧菜只能靠煤球炉。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成了格尔达每天的使命。
小格尔达进了附近的一所学校，很快就学会了去附近街道的菜市场买食品。小贩们操着蹩脚的洋泾浜英语和她打招呼。回忆起那段艰苦的日子，布兰德太太说：“那时候，我们和附近的中国居民相处得很愉快。我经常和中国孩子一起玩耍。这里的街坊邻居有时还邀请我们一起吃饭。他们知道我们处在艰难的困境之中，总是尽力帮助我们。”
1949年，在上海生活了10年的小格尔达，和家人一起离开上海，定居悉尼。当年金发碧眼的小姑娘，如今已是儿孙绕膝的“老婆婆”了。她把上海称之为“东方的诺亚方舟”。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40年：窒息时分（3）
随着春天的临近，无数德国人涌进电影院，观看影片《意志的胜利》。当他们离席起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笃信这个蓄着小胡子的人是一个英雄，他们决心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愿望实现了。
在美国，绝大多数的人仍抱着“这场战争与美国无关”的孤立想法。
“别让美国参与战争！”这是达特默斯1 000名大学生联名致总统的一封电报。
但是美国的政策也在悄悄地改变。夏季来临的时候，美国政府停止了对一些国家废钢铁的出口，其中包括日本。而日军占领武汉三地后，战线不断拉长；战争正将日本的国内经济拖入困境。
东京的小学生一毕业就要去为战争服务，一年中至少有3万名少年进入战争服务业。一位名叫中本广子的在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他后来这样回忆起那段悲惨的日子时：“上夜班时，在站立好几个小时后，我们疲惫地走到餐厅吃晚饭。晚饭就是一碗稀薄滚烫的清汤，中间通常漂着一根面条，碗底上还躺着几颗黄豆，我们会狼吞虎咽把它喝完，然后返回工厂工作。”
在东京等大城市中，女人们都换上了农妇似的衬衣和宽大的裤子，梳起朴素的短发。政府号召进行服装上的限制，他们敦促妇女将奢华的服装如西式裙子和华丽的和服束之高阁，口红、胭脂类的化妆品全遭到禁止。
夏天，两年前成立的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的校舍建在延安城外山坡上的窑洞里。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把延安的文化人称作“山顶上的人”。
这一年，文学系的系主任何其芳，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艺术创作高潮期，写出了传诵一时的诗歌《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带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何其芳是四川万县人。四年前，散文集《画梦录》在北平一出版就为他赢得了当年《大公报》的文艺奖金和文坛响亮的名声。
鲁艺成立后，不久，何其芳来到延安。很快，他领到了一身灰布新制服，成为了鲁艺文学系的一名讲师。见到鲁艺的领导周扬之后，他首先就向周扬提出，要求马上也发给他延安干部、学生都穿着的灰布军装。
星期天的时候，延安城内行人如云，满街都是灰军装。作家孙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延安的土布，深蓝色，布质粗而疏，下垂。冬季以羊毛代棉絮，毛滑下坠，肩背皆空。有棉衣，甚少。
对很多奔赴延安的文化人来说，脱掉了旧长衫，穿上灰布军装，这就告别了过去的生活，成为新人——延安人了。
在服装的式样和颜色比较单一的延安，鲁艺师生的穿戴有着自己的风格。在延安早期的影像资料中，我们可以看窑洞前唱歌的人们，他们服装各异，流露出在大城市生活过的痕迹。有人曾这样描述说，在延安，一看见歪戴帽子的，就知道是鲁艺的。
进入抗战后期，人们的服装也发生了变化。在延安后期的影像资料中，同样是窑洞前唱歌的场景，人们的服装已经变成了统一的灰布军装。
这时在延安的各大礼堂里，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
在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
后来，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在窑洞里举行了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当时延安的婚礼是十分简单的，称为花生米婚礼。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湖北恩施州位于长江之滨，三峡腹地。在1938年湖北省会武汉失陷后，湖北省省政府西迁鄂西恩施，其后第六战区指挥部也设在这里。
夏天，15岁的聂华苓从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毕业。这个学校是湖北所有省立女子中学集合而成。
聂华苓曾这样描说恩施的生活：
下午课后，农民带着鸡蛋、花生、地瓜那些土产到河坝上去卖。三三两两的女孩在那散步，买东西吃，在河里洗衣服，打水漂，坐在石头上看书，想家。人人眼巴巴盼望有家信。许多的女孩家在沦陷区，收到一封家信，有的笑，有的哭。“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一个东北女孩唱着《长城谣》，一面做功课，一个女孩跟着哼起来，有的趴在桌上哭了，有的大声唱起来，歌声透着哭声。
不想家的时候，还是挺快活的，一天三餐，加上粗布连衣裙，全是政府贷金供给的。读书重要，耍也重要，吃也重要。每桌一小桶八宝饭……每桌选一个桌长管饭，平均分配。永远有一条狗在一旁等着。早餐一大桶稀饭，一小碟炸黄豆。
毕业后的聂华苓决定到重庆接着上学，她和两个伙伴不管盘缠够不够，在恩施搭上木炭汽车到重庆去。在《三生三世》一书中，她描述说：“木炭汽车气吁吁地，绕着一座一座荒山，爬上又爬下。一阵阵尘土扑来。我们颠得灰头土脸，但是，几对少女企望的眼睛是闪亮的。老爷车常常叹一口气就停下来了，再也不肯动了。我们推车，司机掌车。就那样子推一段路，坐一段路的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向下一站，找个小房歇一晚。”
这一年，日军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围绕切断中国与国际的补给线而展开的。那时候，最东部铁路线已经大多陷于敌手，沿海口岸也相继陷落。在堵上中国的正门以后，它还要把所有的后门、边门堵上，如果可能，连小小的出气孔也不放过。
封锁的结果便是中国的后方出现了严重的油荒。公路上行驶的，多是以酒精、天然气、木炭代替汽油的汽车和马车、驴车。当时，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之说。为应付困难局面甚至建起了一些从植物油中提炼石油产品的工厂。
上一年春天，勘测人员在甘肃玉门油田见到了工业油流。曾经主持过陕西延长油矿的孙越崎来到这里，主持开采。炼油的老式炉子是自己造的，原油用胶轮大车从井口运来倒入原油储箱，里面有加热的管子，避免天冷时冻上，每天可以出到3 000多加仑。
玉门距离重庆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