飚尘:一个野种女儿的寻根历程 作者:彭健-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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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想起邻居家小女孩有漂亮的沙包，我没有，便吵着向他要，心里幼稚地想让他用行动证明确实是亲生爸爸。他答应第二天让姑姑过来给我缝上一个，我知道他不会做针线，只能等姑姑，但那天我仿佛存心故意，委屈地大哭起来。
他很抱歉地看着我，默默地去认针、穿线，哆哆嗦嗦的手，笨笨的样子，他不会针线，很着急，在昏黄的灯光中弓着身子，剪破布。
夜里一觉醒来，床头上放着爸爸缝的沙包，瘪瘪的，样子很难看。我又哭了，却不是嫌弃沙包，知道自己不会体谅爸爸。他勤快，手却很笨，姑姑总说他十根手指联一块儿。
他重新铺好小花被，在红脸盆里淘上手巾，把我哭脏了的脸擦了又擦，直到我的脸被擦得有些红了。让我进被窝，掖好被角。我躺在被窝里，万分不忍，坐起来，看着他又蹲在门口借着院子里的路灯光看书，觉得他也很不容易轻轻叫他：“爸爸。”他回头看。我很认真地、小大人似地问：“爸爸，妈妈呢？”爸爸叹口气，想了一会，终于说：“你妈死了，在外地。”
我总算知道了妈妈的一点情况，但，我渴望知道更多。“妈妈长什么样，好看吗？”他摸摸我的头，说：“好看，你长大了就象她一样好看。”
我当时心里一下涌起无限悲伤和温暖。悲伤我再见不到妈妈，但温暖我将来会长成她的样子。爸爸对我继续打听流露出不满，还有一丝担忧，不明白他担忧什么。
我对了解妈妈的真实情况不再抱幻想，索性把妈妈当成我童年的一个白日梦，在想象中，把她和读到任何一本小人书联系起来，幻想成解放军的女英雄，英勇就义。打入敌人内部的女地下党员，被派到台湾，或许我们能够在解放台湾时相见。每次，我跳“三面红旗、解放台湾”的时候，心中都格外亲切温暖。
但，不只我一个人在想象，在编故事。有秘密的地方，就有谎言，就有被编造的故事。很快，我又听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关于爸爸的几个不同版本。这些故事里，加入了嫉妒我的心胸狭窄的女孩子的编造，加入了那些我所愤恨的无聊人的低俗想象，加入了世俗更愿意相信更愿意接受的所谓人间故事的规律。但，他们这些版本听起来如此逼真。
有的说：爸爸在文革时盲流到北京，跟人胡搞，有了我。“胡搞！”虽然我还小，却能够猜到其中侮辱的味道。我愤怒，知道老实的爸爸不是这种人，侮辱爸爸比侮辱我更令我怒火中烧。
有的说：爸爸是在北京被漂亮的妈妈抛弃的，随着我出落得越来越大大方方，越来越漂亮，这个版本传得就越发有形有影，有依有据。我心中也很担心这种说法就是事实，也由衷地为爸爸不平，也让我开始对那个从不曾谋面的妈妈产生怨恨：她伤害了爸爸，也毁了我。但我心中又不断否定这个流言，真实的事情不是这样，应该不是这样。我开始慢慢明白：“野种”不只是在骂我，也在骂爸爸。
现在理解爸爸和我的可怜与特殊，不是妈妈死了，而是没人证明妈妈的存在。这里有太多的疑问，充满神秘，招惹人们的好奇心长了脚，从一家到另一家。人们容易对别人家里不正常的隐私有更多关注，引起无聊者一轮轮打发时间、填补空虚的议论，彼此分享偷窥的欲望，幸灾乐祸：证明自己的人生更正常，更幸福。这些年想着我的痛苦，爸爸呢？他怎么抬起头从院子里每天进进出出的？怎么面对他的同事？他的领导？现在回忆起来，爸爸的阴影只会比我更多，很难理解他这些年怎样一点一点过来，在流言中对我的身世缄默着，承受着。
……
介绍给爸爸的阿姨经我这么一离家出走，没能再和爸爸来往，但姑姑没死心，仍然忙着给爸爸介绍新的阿姨。每次，在姑姑离开以后，我会对爸爸提出来：“爸爸，我不要这个阿姨。”爸爸都会微微地笑，很慈祥，也很苦涩，回答我：“咱们不找阿姨”。我便很开心，觉得赢了坏姑姑。有过这么几次，姑姑觉察了。
有一天，我从外边玩回来，没有进屋就听见姑姑坐在家里哭，对爸爸哭：“我不管你了！爸妈都去世早，他们临走，就放心不下你的事，我不管你，谁管你？！”
我看见姑姑抹着泪，在我心中一向强大的姑姑第一次这样脆弱可怜，她断断续续的说：“你这叫什么？啊？一个男人没名没份的，带孩子。你总得找个过日子的，我不能一辈子过来帮你干活，家里得有人！你还年轻，你就这样过一辈子？啊？！”
她越说越生气，变成哭诉：“孩子小，是，孩子小，更得给她找个妈不是？你要对孩子好，你一个人能照顾好？人家姑娘不嫌弃这孩子，孩子倒嫌弃她们了。孩子不同意，能听她的？！这个野种！”
我听到姑姑的话，心惊肉跳。爸爸拦住姑姑的话茬。“姐，孩子没错。别说她，要不等孩子再大点，我找。”
姑姑无奈了，声音突然小了，哽咽着，但更加悲哀：“我的天哪，你到底上辈子招谁惹谁了？要受这个罪？！”
我在门外突然意识到：不管他是否是我的亲生父亲，为了我，他失去了很多。也隐隐的感觉到：或许妈妈真的对不起爸爸，姑姑是为爸爸不平。童年的我感到社会关系的复杂可怕，不知道如果真的妈妈对不起爸爸，我到底该向着谁？即使爸爸确实不是亲生，我是否该接受这一切？
从那以后，我更加沉默寡言。
三
每当我为难的时候，都会想到大毛，在这个世界上，爸爸是对我最好的人，大毛是第二个，我欠大毛的最多，其次是爸爸。大毛在劳改所，一年前因为我，他来到这里。
现在的大毛，虽然只比大一岁，却已经俨然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成年人，神情中有很多笃定，这有点像爸爸，嘴唇上也有了浅浅的胡须。
“你不在家复习，瞎跑什么？离高考没俩月了。”大毛隔着铁栏看着我。
我问：“如果能找到我妈的消息，我找吗？”
他不屑的撇嘴：“问我？我能拦你吗？你肯定会去找的。”
“我是问我该找吗？我猜我爸不希望我找。”
“就算你爸不让，你也会去的。”大毛叹口气，“你想多少年了，能忍着不找？”他的眼睛很空，说：“其实都一样，你一定要找，你爸也不会拦你。”
“我怕伤害他。”
“我猜他一直不说，是怕伤害你！”大毛突然加重了口气。我吓了一跳，被他的话也刺了一下。
“不告诉才伤害我。”我嗫嗫的辩驳着，这些年我的痛苦不是因为我知道，而是为我不知道。
“哼，那得看你能接受吗？”他顿了一下，岔开话题：“没事别瞎想了，还得考试呢。靠，将来也是一大学生。”
我猛地意识到他戏谑的口气里隐含的羡慕，愧疚起来，为了我，大毛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爸爸也放弃了上大学的可能。
“考哪啊？”为了不让我尴尬，他笑着问。
“北京。”
“北京？”大毛盯着我的眼睛，深深喘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很认真地说：“真去找啊，那就找吧，别把自己找丢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明白他的提醒，想起从小到大对我的照顾，眼里酸酸的，解释说：“我就是不想一直是个野种。”
大毛很悲哀地仰起头，“靠，你魔障了啊，现在，还有谁叫你野种？那都是那些孩子小时侯不懂事。你是自己心里有病，马上到外地上大学，将来工作又好，谁敢再说你？谁又真关心你从头怎么回事儿？”他用手捶着自己的另一只手，仿佛在捶我的头，把我打醒，说：“别自己天天念叨，野种！靠，要说我才像个野种呢！天天在这儿混，都不知道将来我会是个什么东西，没头苍蝇！你过去是什么不重要，你有将来，那才重要！”
我从牢房走出来，听到背后有个冒失的少年犯问大毛的声音：“大毛哥，你女朋友？漂亮！”我听到啪的一声，大毛打了那孩子。我没敢回头，怕他尴尬。
……
我在报考志愿上写下我的名字——李非。
刚上小学的时候，爸爸告诉我，学名：李非。老师们刚听到我的名字，通常会写成“李菲”。我告诉他们写错了，我的非没有草字头。有位女老师告诉我，女孩子名字叫“菲”更好，“菲”是芳香的小草。我也怀疑是不是爸爸搞错了，他肯定不如女老师有知识。回去问他，爸爸很肯定地说就是这个“非”字。当时，我就翻字典，查到非的解释：“不对、不是、不合理。”
我不对吗？还是爸爸妈妈不对？谁不合理？我预感名字里有故事。是他的起的吗？还是遗弃我的妈妈？还是另一个也许不存在的亲生爸爸？
我的第一志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但是，我告诉爸爸报考的是别的学校。
高考结束的下午，我从考场回家，没有兴奋，只有更深的忧虑。我站在楼下，两年前我们从大杂院搬到这座旧楼，看着外墙的斑驳中透出一股成熟老旧的亲切，我不知道什么是家。那个房子？还是房子里的人？
我们家的窗户里亮着灯，闪动着姑姑的人影，肯定爸爸告诉她为我庆祝，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油烟温馨地升腾，甚至恍惚中似乎能听到油爆锅的欢快的叫声。
我真的要离开这里，去找一个妈妈？她对我有意义吗？十八年了，她都没有存在过，十八年后，即使她在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改变吗？
我走进家，看着爸爸居然开了酒，客厅里飘来饭菜的清香，飘来氤氲的幸福安详，我对即将离开的家产生酸涩的依恋。那天晚上有种幸福得让人感觉不真实的快乐，隐隐有我对未来的疑问，有爸爸对我的不舍，对我到北京上学的忧虑，有让我无法猜透的异样。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四
一个月后，我在学校的传达室拿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脚步踯躅，不确信该怎样面对爸爸，告诉他不是人民大学呢。
我没有进家，不想当着阿姨的面告诉爸爸，独自在路边等他下班。看着路口浮动的人影，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形，突然想起爸爸结婚前，我忘了拿家门钥匙在门口一个人等他的场景，想起在大杂院里被别的孩子辱骂了孤苦等他的情景，想起他背着我去医院，想起他凝视我的眼，想起他平静，哀而不伤的脸，想起我和他的很多往事。
我的眼眶湿润了，泪花朦胧了视线，甚至没有留意爸爸已经到了面前。“怎么了，小非，哭了？没考好？”爸爸从自行车上下来，一脸焦急。
我仰了一下头，掩饰着泪花，“我等你呢。”我的口气里带着撒娇，很久没有跟爸爸撒娇了。我怀念把头靠在他身上，他的大手穿过我的头发，他把我抱起来扔到天上又接住，这一扔一晃多少年。
“走，回家吧，怎么样，考上吗？”我点点头。爸爸很欣慰很幸福的咧开嘴，不是笑，而是把脸舒展开。“好闺女，给爸争气！”
他的幸福让我漾起一阵伤感，“爸爸，我到外地上学，就不能天天见你了，你会想我吧。”
爸爸垂下眼，稍一会，又抬起来，伸出手，拍拍我的头，我上高中以后，大概是考虑我大了，他几乎没有再这样拍过我的头。一瞬间，我真想靠着他，让他的手在我的头上多停留一会儿。我意识到“相依为命”的分量。“我毕业就回来，陪着你。”
爸爸笑了，说：“傻话，将来，能在大城市还是好，发展机会多，不用考虑家里，我和你阿姨两个人一起呢。”他又说，“你要是想回家也行，到时候再说嘛，回家可以团圆。”
团圆吗？我们团圆过吗？我迟疑着不知道是否告诉他，我考上的是他不愿意面对的广播学院。
晚饭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拿着录取通知书，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夜空中疏朗的点点星光。发现十八年里，我一直在一个问题的困扰下，不得解脱——“我为什么会是一个野种？”。
野种的先天身份，对妈妈的毫不知情，让我在周围人中因自己的缺失而自卑，让我在周围人的议论中痛苦而愤世，让我对自己人生的残缺不幸而悲哀，成为一个死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我自闭，逃避，在少年时报复、自我作践，甚至留下不能面对爸爸的秘密。
但，“种”就真的这么重要吗？
“种”是一个人的根，我中学班里，就有金枝玉叶。他们家境是富裕的，家庭也是完整的，由于父母的地位，他们的未来也是有保障的。“种”不同，起点不同，生存环境不同，成长过程的心情状态不同，长出来的人也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