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与爱之间挣扎-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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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上去好像刚刚被从梦里唤醒似的。
她没有对我说一个词，只是用身子靠着我。她跟我一样重，不过，尽管她保持苗条而直挺的身材，但在她最后的年岁里，她还是缩矮了一些，因而我能一把就抱住她那虚弱的身体和四肢。
也许在这一宁静而温柔的时刻，我们俩感到了相同的感觉、相同的痛苦——心里的痛。“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等待？”这话是母亲一生赠予我的最后的礼物。亲爱的默西卡。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注 解
① 亚历山大充满活力和友爱，极富幽默感。在一封谈及她哥哥的一个孩子死去的信件中，莎乐美这样描述了他的幽默：“但我知道并持续感受到，这种发现快乐、摆脱烦恼的能力，不仅仅在于看淡伤痛并轻易摆脱它，更在于一种对于快乐的强烈需求——这根源于对痛苦的深切感受。”这个哥哥于1915年2月20日辞世，这使莎乐美把自己与里尔克在慕尼黑的相聚推迟了数星期。她的第二个哥哥叫罗伯特。第三个哥哥尤金是一位名医，尤其是在宫廷里很有名。他病世于1898年，引起了朋友们的强烈惋惜。莎乐美在其病世后出版的小说《朱塔》（Jutta）中的人物特雷伯尔（Trebor）的身上描绘了尤金的性格。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体验祖国俄罗斯（1）
“你的房子依然颜色鲜艳，
就好像在挨饿时你依然在玩耍。”
父亲一方有法国、德国和波罗的海血统。法国大革命之后，我们家经由德
国来到波罗的海沿岸，先是在斯特拉斯堡定居了许多年。
在我父亲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圣彼得堡，接受军事教育。①那是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时候。在1830年的波兰起义中，我父亲是一名陆军上校，当时他脱颖而出，尼古拉一世在他的法国贵族的头衔上又加了个俄罗斯贵族的头衔。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看过一本关于贵族盾徽的大书，上面有皇帝的声明。先是法国的带有花纹的盾徽，整个是金色的，下面分布着一些横向的线条；俄罗斯的盾徽上有武器和头盔图案，头盔下面是两条金色的斜线。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帝国按照爵位给我母亲做的胸针，样子很像金色的荣誉之剑，它表现的是我父亲的所有荣誉的缩影。
我母亲生于圣彼得堡，她的父亲一方来自德国北方的汉堡，她的母亲一方则来自丹麦。
很难说我们在俄罗斯一开始说的是哪种语言：俄语只在普通人中流行，它很快就让位于法语和德语。我们几乎一直说的是德语，②因为它保留着那把我们跟我母亲的祖国相联系的纽带。我们在德国仍然有亲戚朋友，不仅如此，德国让我们感到某种真正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与其说是跟德国的政治有关，还不如说是跟那些说德语的人有关（这和我们在彼得堡认识的德国人不同）。因为我们不把自己看成是来俄罗斯服役的人，而是直接把自己看成了俄罗斯人。我是在军队制服的包围中长大的。我父亲是一位将军。后来，他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国务顾问，随后又成为枢密院的一员，然后是内务部副部长。不过，他一生都坚持到办公室去上班。我早在8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军官，他叫巴伦·弗雷德里克，长得的确非常英俊。他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副官，后来成了宫廷总管。由于他活得比较长，曾经历过帝制的衰落和革命的兴起。我跟他的私交很有限，不过，曾引起了一个小小的事件：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我迈步走出了父亲的办公大楼，站在楼梯最上面的一级上，这时我感到那个我所爱慕的男人就在我身后。我滑倒了——他像个真正的骑士，迅速跑过来帮我爬起来。他遭遇了跟我相同的命运，突然发现我们面对面是多么亲近。我们俩就在入口处相对而坐，眼睛惊异地盯着对方。他高兴地笑着，而我静静地体验着天赐的幸福。
与奶娘和仆人们给我们的印象相比，这些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记忆很少具有俄罗斯特性。在我家，只有我拥有一个奶娘。她跟我形影不离。她文雅而漂亮，在去耶路撒冷朝圣之后，甚至从教会得到过一次“小小的受福”——尽管我真地为她感到骄傲，但这事使我的兄弟们笑得像马鸣。俄罗斯奶娘的名声很好，因为她们能全力以赴照顾好孩子。这一点连那些生母都无法相比——尽管奶娘们在教育孩子方面不见得有什么好办法。这些奶娘中有许多是以前仆人的后代，她们继承了仆人忠诚的美德；不过，现在她们变得更加快乐了，因为她们跟主人家的关系已不像以前那样固定了。俄罗斯家庭中的其他仆人都具有非俄罗斯血统。如车夫和脚夫一般都是塔塔尔人和爱沙尼亚人，众所周知，他们是滴酒不沾的。他们中有新教徒，有希腊东正教教徒，还有穆斯林。他们同时使用东方的和西方的祈祷，同时使用新的和旧的日历，这些日历标示着各种宗教的休息日和工作日。所有这一切都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管理我们在彼得堡的乡村别墅的是几个斯瓦比人，尽管他们离开家乡已经有好多年了，但仍然保留着他们家乡的语言和服饰。从他们身上，我几乎了解不到任何关于俄罗斯的真正内在的东西。直到我有几次去斯莫棱斯克看望我的二哥之后，我才对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状况有所了解。尽管圣彼得堡具有帝王气象，但它是巴黎和斯德哥尔摩的结合，有驯鹿拉的雪橇，有涅瓦河畔闪闪发光的冰雕宫殿，迟到的春天和炎热的夏季，总之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我在学校里的玩伴的背景也很有国际性。当时圣彼得堡既有小型的私立英语学校，又有大一些的。我一开始上的是一所小学校，后来上了一所大学校，但在那儿几乎什么都没学到。③尽管如此，我还是碰到了一些让我跟俄罗斯这个国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的人——我说的是政治意义上的关系。因为革命精神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表现是“人民会议”，④那时在学校里，这种精神已经开始冒泡、发酵。作为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要想不受它的影响，真的很难。因为尽管我们跟皇帝有这样那样的关系，⑤尽管我们家的态度是倾向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的，但这种态度并非无可指摘。“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废除农奴制之后，已经变得非常保守。把我从这些强有力的当代事件中隔离开来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的第一个伟大的爱人对我的深刻影响。他是一个荷兰人，在俄罗斯，他感到自己完全是一个外国人，所以他让我也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己不是十足的俄罗斯人。他以为，我应该把我对幻想的想望抛在一边，把自己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个人，加强理性和情绪之间的平衡，从而促成精神的发展。我这一生只参与过一次政治运动，我把证据一直藏在书桌的抽屉里——那是维拉的一张照片，⑥她可能被认为是俄罗斯的第一个恐怖分子。她曾射击某市政官员，被控告犯有同谋罪。当时法院刚刚开始受理这样的案子，不久就宣判她无罪。她被一帮兴高采烈的乌合之众用肩膀抬出了法庭。后来她逃到了日内瓦，也许现在还活着。在1881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我当时正在苏黎士上学，虚无主义者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俄罗斯学生为了表示庆祝，举行了火把游行，他们高兴地大喊大叫。我知道，几乎没有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女人跟我一起学习，因为她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想当医生。我相信，她们中绝大多数人只是把学业当成出国的政治借口，因为当时俄罗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让妇女接受高等教育了——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早得多——师资完备的大学也已建立起来，配备有来自医学院的教授。不过，我完全想错了。这些年轻的女孩进行斗争、作出牺牲，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新型的俄罗斯体制，是为了享有跟男人一样的权利。她们在一个地方被迫取缔，又会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她们认为最重要或最关键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取得尽可能多的知识。她们的目的不在于跟男人竞争或争权夺利，也不在于某种改善自己生涯的学术上的野心，她们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走出去，走到天真的、被压迫的、受苦受难的俄罗斯人民中去，因为人民需要她们的帮助。大群的女医生、助产士、女教师、各类护士——像潮水一样，像教会之外的女牧师一样——不断从学院和演讲厅涌向最遥远、最偏僻的乡村：女人们把她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她们同情的对象——尽管她们一生都要面对政治上的监禁、流放和死亡。
事实上，男女革命家都愿意把俄罗斯人民看成自己的父母。尽管他们自己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尽管是他们在教育、启蒙、培训人民，但在人性上，迷信、酗酒又俗气的农民一直是他们的典范。我们是从托尔斯泰那儿了解到这种态度的。他首先从农民社会中了解到了关于生、死、工作和奉献的所有意义。在这份对人民的爱中，所有那些义务和善意的痕迹都被抹掉了，而每个个人的精神生活中的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了某种原始主义的言行之上——那是一种孩子一样的状态。从最深的本能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一个人曾经完全摆脱过这种状态——哪怕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成年人。在我看来，这种对人民的爱还影响到了两性之间的爱，它在某种程度上使后者的紧张和极端得到了缓解。而在西欧，一千多年来，两性之爱已经发展成了夸张的狂喜。（在俄罗斯，我只在一个地方看到过关于色情主义的东西，那是在罗汉王子的题为《莫斯科》的一系列重要的素描中）。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各种各样的淫荡和放浪行为可能也会在俄罗斯出现，也许带有更加粗鄙的性质，但是，俄罗斯的精神生活一直很天真、很淳朴，而且带有孩子气。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那些更加“成熟的”国家的精神生活，后者注重的是个人之间的爱，那种爱具有更多的自我色彩。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观念”表现在与人民的血肉相连上，他们打心眼里觉得那是根本的素质，而不是理智、理性或文明行为的规范和要求。他们所有的狂热情绪都可以在人民那儿找到表达的方式，而且决不会消减。他们强调的是两性之间的分别。在精神处于警觉的状态下，被动的服从和接受总是跟尖锐的、主动的革命家的素质高度结合在一起。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体验祖国俄罗斯（2）
这一切到了后来我才明白，那已经是1910年了，我第三次在巴黎逗留期间，⑦一个年轻的女恐怖主义分子的妹妹要安排我加入她们的团体。那是在阿泽夫悲剧变成公众事件后不久。⑧阿泽夫是所有双重间谍中最可怕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他对双方都背叛了，留给人们的是无以名状的绝望感。我清楚地感到，在那个革命小团体和虔诚的农民之间真的没有任何矛盾。前者为了某项他们信奉的谋杀使命，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投掷炸弹；后者同样处于完全的被动状态，接受上帝给他定好的命运。在两者身上，具有相同的信仰的激情。它一方面要求服从，另一方面呼唤行动。他们的指导原则都凌驾于他们的生命之上，超越他们内心想要表现的一切。这些原则不是来自个人生活，而是规定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殉道热情变成了耐心的安慰和暴行的力量。在努力奋斗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社会革命家们被悲惨地逼到了墙脚，他们面对的是某种远远超出他们的梦想的东西。于是，从那种相同的内在激情中，产生了第三类革命力量：新近得到解放的无产阶级，他们被召唤来参与革命工作，并且取得了胜利。于是他们毫无顾忌地开始了纵情狂欢。这种冲突虽然有了一副新面孔，但它导致的悲剧在过去的一千年里曾经反复上演。他们以前对别人被动地服从，现在则在共同生活中、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那时候，这种情况看起来很像早期基督教对人间天堂的期待。无产阶级因此而成为他的农民兄弟的天敌，因为后者只能体会到这些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意义：原始村落共产主义形式被那些抽象的政治措施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