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与爱之间挣扎-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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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见弗洛伊德的评论。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1）
也许在这一宁静而温柔的时刻，
我们俩产生了相同的感觉、
相同的痛苦——心里的痛：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等待？”
这话是母亲一生赠予我的最后的礼物。
我们家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我最小，也是惟一的女孩。在我关于家庭的体
验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一直影响着我跟男人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不管什么时候，每当我认识一个男人，我总会感到在他身上隐藏着兄长的形象。不过，这也跟我那五个兄长的性格有关，尤其是其中的三个，因为老大和老四年轻时就死掉了。尽管我的童年常常充满孤独的幻想，尽管我的所有思想和志向的发展都跟家族的传统发生冲突，而且惹出了层出不穷的麻烦，尽管我的后半生一直在国外度过，远离我爱的人们，但是我跟兄长们的亲情一直没变。我们虽然相隔遥远，但随着时光流逝，我的判断力越来越成熟，这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作为人的价值。事实上，在后来的年月里，每当我开始质问或批评我自己的性格，我总是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跟他们来自同一个家庭。实际上，我碰到的每一个男人，如果他表现出正直的思想、男子汉的气概或心灵的温暖，他就会唤醒我内心中兄长们的形象，这些形象都是活生生的。
在我90岁的老母亲去世时，兄长们分给了我双份的遗产，尽管两位已经结婚的哥哥有15个孩子要抚养，而我一个都没有。当我追问遗嘱的情况时，他们告诉我说，那是他们决定的事。难道我不知道我一直是他们的“小妹妹”？他们中最年长的——亚历山大，也叫萨夏①—— 一直像我们的继父似的。他精力充沛，心地善良。他跟父亲一样，在许多圈子里，都非常活跃，而且乐于助人。他有很棒的幽默感，在我所听到的笑声中，他的是最有感染力的。他的幽默感既来自一颗非常清醒、理性的头脑，也来自一颗充满温暖的心灵；他在帮助别人时，表现得极为自然。在我15岁的时候，当时我在柏林，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收到他的噩耗的电报。我在震惊之余，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反应：“现在谁来保护我？”我的二哥——罗伯特，也叫罗巴（在我们冬天的舞会上，他的马祖卡舞跳得比谁都优雅）——多才多艺，而且相当敏锐。他本想跟父亲一样做一名军人，但父亲要他做工程师，于是他真的当了工程师。三哥叫尤金，也叫任尼亚。他本是天生的外交家，但父亲的独断专行也迫使他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了一名医生，不过他是个成功的医生。尽管我的兄长们相互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但他们共同拥有一个杰出的特点：他们都能把自己彻底地奉献给他们各自的职业技术。我三哥成了一名儿科医生——甚至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对小孩子的兴趣。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一直保持着他的私人空间，像个外交官似的，善于保密。我的另一个童年记忆是：他曾因为我公然抵制家规而指责我。有一回，我狂怒不已，真想把一杯滚烫的牛奶泼到他身上，但我却反过来泼了自己一身，烫坏了脖子和脊背。我们兄弟姐妹都爱冲动，三哥也不例外，他兴高采烈地说：“你瞧，这就是你想干坏事的下场。”他在40岁时死于肺痨，好多年以后，我才开始更多地理解他。比如，尽管他又高又瘦，一点都谈不上英俊，但他总能唤起女人们心中最强烈的激情——虽然他一直没有选定一个女人作为他人生的伴侣。有时我想，他那洋溢的魅力具有某种让人几乎无法抵挡的诱惑。有时，他也表现得非常幽默。比如，有一回，在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他突然想跟我交换舞伴，于是他那刮得精光的脸庞上有了一绺美丽的假发，他那瘦削的身上则穿着一件摩登至极的紧身胸衣。在沙龙舞舞会上，他收到的丝带比任何一个女孩都多，这些丝带都是那些年轻的军官赠送的，他们不太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只模模糊糊地知道这家有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女孩，喜欢独来独往。我特别喜欢平底舞鞋，我一开始上舞蹈课就喜欢穿这种舞鞋，我喜欢在大厅的镶木地板上跳滑步，感觉就像是在冰上。我也会被带到其他宏大的厅堂里，它们的屋顶高得像教堂似的。我父亲的官邸坐落在将军办公楼的侧翼，有些房间很适合于跳滑步，所以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现在当我回想往事，我仿佛还能看见自己跳着滑步—— 一直是一个人。
我的哥哥们很早就结婚了，当我还在舞蹈班上课时，他们就选定了人生伴侣。他们都是可爱的丈夫和父亲，都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他们和他们妻子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比如，每回她进屋时，他都要站起来，我们也会不假思索地跟着站起来。不过，由于他脾气暴躁，有时也会发作。我们这些子女都继承了他的脾气。同时，在他的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显示出了真正的无辜和开朗，对此，我们常常当笑话来讲。我们称母亲为默西卡。她警告父亲要警觉点，因为据说有人正在诽谤他。她同时也会指出另外一个人如何如何喜欢他。不幸的是，父亲很快就会把那两个人搞混，张冠李戴。在他年轻的时候，在辉煌的旧京彼得堡，在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下，他享受过人生所有的快乐。他属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一代人，作为一名军官，他还认识这两位诗人。不过，自从他娶了比他小19岁的母亲之后，由于受到一名叫爱肯的来自巴尔干的牧师的影响，他们俩都真正皈依了宗教。那位牧师给彼得堡的福音教派带来了一种热忱而虔诚的精神，那时的福音教派强调道德，枯燥乏味。改革后的福音教派——包括法国、德国和荷兰的信徒——跟路德教派一起，在非本地人，也就是非希腊正教教徒中间形成了一种一致的信仰——尽管在其他所有方面，我们都彻底俄罗斯化了。因此我跟教会关系的破裂导致了社会对我的责难，也给我母亲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另一方面，我敢肯定，如果我父亲不是在这事情发生之前就去世了的话，他会赞许我的行为——虽然他曾经因为我缺乏信仰而感到深深的烦恼，而且他自己也跟德国教会的改革派关系密切——因为正是通过他到皇帝那儿去代为求情，皇帝才恩准改革派教会的成立。父亲一般不发表宗教观点。只在他死后，我得到了他生前个人用的一本《圣经》，在许多段落下他都画了线。看到了这种情况以后，我才得以知道他真正的宗教信仰。我被他那种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了。
在我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父亲和我之间常常会有一些小小的、秘密的爱的表示。我依稀记得，当母亲默西卡进屋时，我们会中断那类表示，因为她不喜欢这种外露的感情表达方式。有了五个儿子之后，父亲非常想要一个女儿，而母亲宁愿要半打男孩。在他死后，我通读了父亲很早以前写给母亲的信，那都是他在母亲带着孩子们在国外度假时写的。我发现一封信中有这样的附言：“替我吻一下我们的小姑娘。”他在另一处写道：“她是否一直想着她的老爸？”读到这样的话，记忆的暖流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我长大一点后，有一小段时间，我曾经为我们所谓的“成长的痛苦”所苦恼——我在走路上有点麻烦。作为对我的一种安慰，父亲给了我一双柔软的红皮鞋，上面装饰着金缨。在父亲的搀扶下走路，我感到幸福极了。病痛很快就消除了，但是我并没有马上表现出病愈的样子。所以我那温柔的父亲心事重重。不过，他的目标很坚定，他弄来了一根小白桦树枝条，让我拄着走路。我还能想起来，我们在清明的冬日里一起散步的情形。由于母亲不喜欢在散步时挽着父亲的胳膊，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挽着他胳膊的方法。他的步子跨得很大、很稳，而我又是滑步，又是跳跃。在我们居住的地区，有许多乞丐；有一回，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一个，我想递给他父亲给我的一个面值十戈比的银圆，以学习“施舍”钱的方法。尽管如此，父亲说，我不应该那么样施舍钱：那个乞丐有五个戈比就足够了，他会把另外五个戈比分给他的同伙。当然如果他独吞十个戈比的话，也并不就说明他品格低下。于是父亲严肃地用两枚五戈比的银圆换了我那枚十戈比的。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2）
我跟我父母的关系——现在看来——至少跟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儿女相比，往往缺乏热情，不管是在爱他们还是在反抗他们时都是如此。我对他们意见的同意和反对都有一定的限度，总是保留着一些自由的空间。在我上学时，这种“自由”情绪表达得更加过分。由于我们在家里习惯于只讲法语和德语，所以在我上了几节必修的俄语课之后，我抱怨说自己还是没有把俄语学好。父亲突然决定允许我只去旁听俄语课，他大笑着说：“对她来说教育不是必需的。”我不知道，他何以会欣赏我的偏见。
我想，我的哥哥们也享受到了这份来自父亲的自由，这使他们跟父母亲一直保持着一种温馨而信任的关系，甚至在他们的晚年都是如此。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我在那种温馨和信任的关系中，保持静默和自我。
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小事，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很不幸我忘掉了当时的年龄，我只知道自己已经上学了，在俄罗斯小孩子上学的年龄至少是8岁。我们的德国狗吉姆卡得了狂犬病。那时候，不管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冷的冬季，在大街上，有许多野狗放纵地跑来跑去，狂犬病往往通过啃咬传染给家养的宠物狗。由于这事以前从来没有在我们家发生过，我们没能马上意识到。有一天，我正要去上学，我们家那可爱的狗突然咬了一下我的手腕，我并没有多想。当我放学回家时，吉姆卡已经杳无踪影：它疯掉了，有人来把它抓走了，被带到附近的一个研究所进行观察，就在当天晚上被打死了。不过，它在咬我的几乎同时还咬了在我们家管洗衣房的女仆。由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她才去看医生，所以医生宣称，她已无药可治（那时人们都认为狂犬病是一种不治之症）。我也惊颤不已，可怕地想着：家人会觉得我随时可能发疯。每次我跟哥哥们打架时，他们都害怕我会咬他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偷偷感到害怕。我在了解其他事物的时候，了解到了恐水症的症状，从那以后，我会整夜为第二天早上我要用水刷牙而忧虑。幸亏我不知道这种症状也表现出对茶和牛奶的恐惧。不过，我了解到了另一个情况，即疯狗首先会攻击它们自己家的主人。于是我心惊胆战地相信，我要面对的最恐怖的事情是：“我会去咬爸爸。”我认为这意味着我最爱的是父亲——尽管我没有意识到这同时意味着我不那么爱母亲。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的意识所起的作用是多么渺小。我能回忆起我童年时期的一个情景。那是在夏天，母亲常常带着我乘着敞篷汽车去海边玩，那是非常开心的事。我能通过澡堂的一扇小窗，看见她在水池里戏水，我会冲着她喊：“默西卡，你能潜到水下去吗？”她会大笑着回喊道：“可是，亲爱的，如果我那么做，我会被淹死的！”听到这话，我会用标准的俄语，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喊道：“那又怎么样呢？”不过，在我心里，我没有分别对待过父母，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我们面前父亲一贯以最优雅的骑士风度对待母亲，我也总是像他那样崇敬母亲。可是，当我长大了点的时候，我对母亲的尊敬并不总是不需要证明的，这使我自己感到震惊。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扇门锁着，钥匙找不见了，哥哥们跑来求我帮忙，我不用任何器具就成功地把门打开了。当我以胜利的口吻向母亲讲述这事时，她问道：“你用什么东西把门打开的？”我答道：“用手指啊！”我注意到她的脸几乎变成了石头。她只说：“我从来不敢那样回答我的母亲——我不认为你会用脚去开门！”我盯着那不可知的天空，浑身像冰冻了似的，我没能向她解释我真正的想法。
尽管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除了他们个性都比较倔强，而且有共同的信仰），但父亲和母亲相当默契。他们一直都忠于对方，互相信任和理解。他们能保持这么好的关系，其中有一个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