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自己调情:身体意象与性爱成长-第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身体觉察》（Body Consciousness）作者费雪（Seymour Fisher）对此有深刻的体认，他建议我们在教导下一代时，不仅应该让他们多了解身体的世界，也要致力提供他们丰富一点的语汇去形容身体的感受，特别是正向的词语。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常用的身体取向之字眼，多半是负面的，像是头痛、紧张、害怕、生气等，比方我们经常把“我今天感到头很痛”或“我真的很生气、“我怕嘛”这些说法挂在口边，却鲜少去表达好的、正面的、愉快的跟身体有关的字眼。我们小时候开始学习与身体有关的社交行为时，多半是从负面的机会教育着手。因为只有在我们生病时，才会被大人细心兼耐心地询问身体的感受，“跟妈妈讲你哪里不舒服”、“肚子痛吗？是左边还是右边”诸如此类。大人往往会循循善诱小孩将身体的不舒服，讲得精准一点。但当小孩感觉愉悦、兴奋、舒畅时，却很少被大人要求具体形容生理的感觉。于是，久而久之，小孩长大了，不禁认定所有可资辨识的身体感受都是跟病、痛、难过有关；或者，他所熟悉的身体字眼都倾向于描述身体的不对劲，而缺乏多样丰富的词汇表达身体的正向好感。有了这层深入的认识，从今以后，当我们说话时，更应该有意识地注意到自己说的话究竟是否得“体”。
【注1】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人奥维德（Ovid）写过一本Ars Amatoria，当中提到女性器官便是使用“pudendum”这个字汇，表示令人羞耻之物。
【注2】伦敦凯赛（Cassell）出版社刚推出一本将近四百页的精装大书《性》（Sex），有一章讲述女性器官“cunt”这个字在历史上的变革。编辑在安放标题时，就碰到了拿捏不定的时刻。因为如果要那么写实的话，以英文直接标示，显得太刺眼了。几经考量，最后选择了法文的同一用语“Le Con”，这样一来，对于英美地区的读者似乎就不那么刺激视觉了。一本立意良善的书，居然也要被语言阉割，可想而知日常生活中语言对性字眼的暴力了。
第一篇 饱受委屈的身体孔夫子编织的中国结（1）
中国古代，春天来临时，青年男女便在庆典上歌咏舞蹈，甚至相互调情，而多数歌词与生殖崇拜有关，也带着相当赤裸的色情意味，并未刻意掩饰。《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即以动人的手法，记录了先民求婚与爱情的悲欢。东方人的身体虽不像西方人那样，被宗教与医学这两条锁炼牢牢捆绑，但我们这个民族的身上也自有一条纠结缠绕的中国结，便是孔夫子以降，一脉相传的儒家正统思想。
早在孔夫子之前，中国民风直率，有一股昂然的生命力流窜在民间，甚至对两性情意与情欲也不乏唱作。《诗经》中即有许多作品，可以见出蛛丝马迹。
《诗经》中先民驰骋的想像力
荷兰学者高罗佩（R． H． van Gulik）遍搜坊间残籍，累积了丰富的中国古代知识。他指出在那个年代，当春天来临时，青年男女便会在庆典上歌咏舞蹈，甚至相互调情。而多数的歌词与生殖崇拜有关，也带着相当赤裸的色情意味，并未刻意掩饰。他认为《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即以动人的手法，记录了先民求婚与爱情的悲欢。
后来中国的研究者也有类似的发现，像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孙琴安分析道，《诗经》中有关性的描述，主要集中于性心理或是看待性的心态，而非男女交欢的性行为。
也有一些学者在《诗经》里，看出了有的作品借着影射笔调，即对人体敏感部位有清晰的描绘。例如《诗经》周南篇中的一首“汝坟”，有一句“鲂鱼赪尾”，便被认为是先民驰骋想像力所提炼出来的名句。
此处的这条赤尾鱼，用来比喻男子的性器官已达到火红的亢奋状态。整句诗根据《马上弄笔话宫闱》的解释，是女方在对男方说：“公子啊，你的热情如火，底下都发胀得像一条赤尾鱼了；虽然如此，你可要慢慢来唷，因为我的父母就在隔壁哩。”（鲂鱼赪尾，王室如。虽则如，父母孔迩。）如果，这个观点属实的话，那么先民以赤尾来比拟兴头上的男根，可真是神来之笔，描写得活灵活现。
还有学者指出，在召南篇的“草虫”中所提及的虫类，例如“草虫”、“阜螽”、“蒴”、“薇”等，也都是男性性征的代名词。
另外，召南篇的“野有死麕”，劈头就说“野地躺着一头狩猎的死鹿，用一种叫白茅的植物包裹着。因为有名秀美的男士，看上了一位正值思春年华、容貌妓好的姑娘，所以准备把这份大礼送给伊人呢。”（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到了最后还写出了一句非常露骨的场景，全文进入重头戏，就是指女子在行欢之际向对方交代：“你要徐徐来唷，不要乱扯乱动的，免得惊动村中的狗。”（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兮，无使也吠）。，指的是巾，系于腰部，下垂逾膝，作为遮蔽下半身的正面。
但是后代儒学当道，与政治结合成为统御黎民的一种生活制度，儒家的那套礼教遂跳出来将《诗经》批注得面目全非。
以上述这首诗为例，它到了朱熹的《诗集传》，就成为这副模样了：“这一章是在表达女子如何推拒诱惑，要对方徐缓地进行，不要动我遮在前膝下方的那条巾带，也别惊动了我家的狗。”（朱氏原文为：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辞，言姑徐徐而来，毋动我之，毋惊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凛然不可犯之意盖可见矣！）
学者顾颉刚则对朱氏的评注颇不以为然，他说因为这一来怀春之女变成了贞女，而吉士也就变成了强暴之男，情投意合则沦为无礼胁迫。他一针见血地反问道：“既然作凛然不可犯之拒，何以又言姑徐徐而来？”
几千年来，儒家就是这般强加干预中国人的身体观与情欲观，颁下“非礼勿视”的四字箴言，从此让中国人的身体像一粒包扎完好的粽子。
文学桃花源里的身体意识
于是，就像《诗经》的例子，许多的身体意识、人际之间的情欲便潜入文学的桃花源中，另谋出路。汉代乐府诗收录各地民歌，情诗仍占有一定的比例。在著名诗人张衡的《同声歌》里，甚至描写到了男女交欢图，以“恐栗若探汤”来形容女子对初夜的畏惧，又以“衣解巾粉御”、“仪态盈万方”来揭开身体表演的舞台帷幕。
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宫体诗盛行，咏物成为风尚，中国人的身体在这个阶段的文学殿堂中大放异彩。比起前朝，宫体诗的尺度开放了许多，像“衫薄拟蝉轻”、“流风拂舞腰”、“玉体映罗裳”的香艳镜头都出现了。而一首《子夜歌》更是让两性在亲密中的身躯呼之欲出：“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再者，小说类也蕴藏了不少的身体资源，像是《搜神记》根据古老传说，将素女描绘成一位女性河神，乃一只螺的化身。螺在中国古代是多产的象征，无疑地，系藉助它类如女性阴部的外貌。
其中，还有天马行空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比方以性器官长在身体的那个部位，来断定天下事的吉凶。例如《京房易传》就说：“一个女人若是生下阴部长在头部的小孩，就表示天下将大乱的征兆；但若是阴部长在底部，就表示天下太平。”（人生子，阴在首，则天下大乱；若在背，则天下无事）
到了唐诗宋词，艳情主题发挥到极致，这类作品可谓满纸体态盈盈。譬如唐诗中出现大量的闺思、边愁、宫怨与艳情、狎妓，让女性担纲为主角，不免看出婀娜的身影幢幢。
尤其白居易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不仅将男女做爱之际的缠绵描摹得淋漓尽致，连两性的肉身也具体而微，性器官的素描更是显得栩栩如生，有如写生图。信手拈来一段，像是“夫怀抱之时，总角之始，蛹带米囊，花含玉蕊。忽皮开而头露，俄肉亚而突起……。乃出未雀，揽红裤，抬素足，抚玉臀，女握男茎而女心忒忒，男含女舌而男意昏昏……。玉茎乃上下来去，左右揩，阳峰直入，邂逅过于琴弦，阴干斜冲，参差磨于谷实……。”
虽然这一整段诗句文绉绉的，以现代的语法无法一目了然，但光看那些字眼的组合呈现，我们就算不能一下参透文字背后的意涵，也能明显地勾勒出那幅亲密至极的画面。
宋词的香艳犹胜过前代，如晏殊的“醉折嫩房和蕊嗅”，以“嫩房”称谓乳房，以“花蕊”比拟女阴；连一代儒宗欧阳修也不遑多让，以“浓香搓粉细腰支”、“清衫透玉肌”、“宝檀槽在雪胸前，倚香脐”大胆歌咏女体。
明代的性文学更是发展到颠峰，性的主题在绘画、雕塑、陶瓷方面也是百花齐放。明朝的统治者对百姓实施禁欲政策，上层却荒淫逸乐，于是上行下效。文学形式在这时演变为小说、散曲、戏剧、笔记等活泼的表达途径，充分地将性与身体的活力跃然纸上。
中国民间的性文学与春宫画，在明代发展至巅峰仿佛要跟这时期虚狡文饰的程朱理学相对抗，民间的传奇小说特别真情流露、鲜活生动，除了脍炙人口的《金瓶梅》，其他的小品如《痴婆子传》、《浪史》、《绣榻野史》、《如意君传》、《广艳异编》等，花样之繁复、情节之诡奇，简直令人眼花撩乱。
清代虽然兴起文字狱，对民间言论采取高压手段，但性小说依旧风行，其中以《肉蒲团》最广为人知。而这时，另类观点纷纷崛起，像仙怪与艳情合流，创造了人身的幻化奇观，如《聊斋志异》；侠义也插上一腿，渗透出一股活绷的生命力，如《野叟曝言》。而《灯草和尚》的一段开场白，更是直率说出了官方禁不胜禁的人性：“只说是夜深人静，欲心如火，男男女女没一个不想成双着对，图那脐下的风流快活。”
第一篇 饱受委屈的身体孔夫子编织的中国结（2）
性学，长寿养生之道
除了文学的疆界可以暂时逍遥，还有一块广大的腹地让中国人的身体得以舒展，那就是道教提供的一条曲巷幽径。从汉代起，人们就大量使用配有插图的性经，来学习长寿养生之道。两性的身体在这个类似今日“性教材”的前提下，名正言顺有许多展演的空间。
譬如大约出现在公元二、三世纪的《素女经》，通篇满牍是男女交媾的体位。性交，俨然成为了沙场上的军事战术，拿来细细琢磨，沙盘推演。
藉着房中术的发达，从宫廷到民间，从王子到夙人，历代的中国人多少都受到了影响。在养生的最高指导原则下，房中术所见的身躯是一个人的“精气之器皿”，透过那些图像，我们看到的一具具点出经穴脉络的身体，便掩盖了俗世的羞耻，而成了教学的元素，可以大刺刺袒露，终于有机会从密封的衣物中，露出来透透气。
综言之，中国人的身体在儒家的教条下，表面上至少都必须谨守礼教的规范，儒学那套各有所归、各守其份的伦常概念，似乎也箍住了我们的身体，只能在一定的空间内施展手脚。
儒家严格地规定男女之间的关系，《礼记》上指出“礼始于谨夫妇”、“男女不同枷”，多的是这一类的训诫。男女除了主内、主外，各司其职，互不重叠，即便亲如夫妻，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只能限于卧房床第，一旦起床，出了房间，就应避免直接、间接的身体触碰。根据《礼记》，夫妻在传递东西时，甚至连手都不准碰到对方，也不共享一个杯盘饮食。连行走的方向也要加以区隔，“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由这套制度延伸出去，便成了礼教大防，纵横交织成一面网络，将每一层的人际关系都绑得死紧。为了建立封建式的忠诚，就必须极端重视礼仪，把每一个人的本分与角色，严格定位，松动不得。我们的身体也在这个定位的过程中，变得僵硬呆板。
比较起来，我们的民族在对待身体与情欲上，自古便不像西方那样以宗教的教义挞伐，以医学的偏见恐吓。尽管历代以来，被孔夫子编织的那条中国结套住手脚，但经由私下的文学、道学与民间风俗，仍不时与身体在偷偷对话、暗通款曲。近代学者刘达临就明白地指出，中国古人在性兴趣方面虽存着含蓄、隐讳的特点，但一般来说，私底下有着开放、孜孜以求的表现。因此，以身体演出的各种日常性器物多得超乎想像。
只不过，近代西风东渐，西方宗教观挟着强�
